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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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海
·肯为百姓说话的基督徒——高峰
·王丹与基督精神
1998年
·认识唯物主义的错误,树立科学正确的信仰
·在看守所的“小号”里上帝与我同在
·宇宙只能是上帝创造的
·为王策弟兄在上帝面前献上祷告
·就我的书稿在徐文立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局抄走一事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的一封信
·为百姓说话最光荣
·再为贫困的百姓说句话
·科学无罪
·有关李克牧师的介绍
·刘念春与基督徒
·请所有正直的人关心徐文立
1999年
1月
·中国民主运动的新阶段
·就我的书稿被抄和我的科学工作致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的一封信
·为王策弟兄禁食祷告
2月
·为徐文立祷告
·上帝给人生存权利
3月
·上帝给人做人权利
4月
·上帝给人信仰权利
·为在狱中的彭明、李海及其他朋友祷告
·求主拣选他们
·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五周年
·耶稣说;让受压制者得自由——纪念“六•四”十周年
·王丹说:百姓的利益,就是我们的目的
·中国自由劳动者工会筹建组第一个工作计划公报
·我爱上帝,自然也爱民主与科学——我的经历
6月
·不忘“六•四”死难者,多为百姓说话做事
7月
·心理活动建立在树突、突触、冲动的基础之上
·请求您关心难中朋友——徐文立、高洪明、查建国、彭明、江棋生
8月
·关心自由劳动者(职业者)的人——高洪明
·感谢四川成都姓韩的弟兄
·走老百姓路线
10月
·五年后再读王丹《关于维护人民权益的几点想法(讨论稿)》的感想
·王丹:关于维护人民权益的几点想法(讨论稿)
·要为主传福音却被警察传唤,就此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
·一种时间、空间、粒子、力统一的假说
12月
·科学必将证明存在上帝与灵魂
·个人参加海外中国基督徒聚会是否需要政府宗教部门批准就此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
·为新世纪的中国请全世界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
·十字架与新世纪的福音使命
·千年之交
·火的洗礼
2000年
1月
·就2000年1月1日被传唤一事致弟兄姊妹的信
·基督徒的家庭聚会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就此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
2月
·向民运人士传福音是我的使命
·“为百姓说话、做事”才是最大的政治
3月
·老百姓的最低生存权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4月
·信仰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5月
·让我们和我们的主在一起共同使中国成为一个福音的国度
·我爱台湾人民,我不希望发生台海战争
·基督教家庭聚会记实
·请关心我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6月
·因为“六•四”我们的基督教家庭聚会被阻止
·住房困难的老百姓,我们应向全国人大反映我们的住房情况
·旧稿:美国国务卿奥尔布来特来京访问,我们工作生活受到限制
·何德普过去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现在建议讨论“百姓权益问题”
·何德普:请关心我们老百姓在拆迁中的住房问题
·我们不会忘记因组党而被抓的徐文立、高洪明、查建国
·就宗教问题答洪哲胜先生
7月
·奥尔布赖特来华访?200910/xuyonghai/1
·基因组计划对心理学将产生的影响
·生命图纸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随着DNA变化生物进行相应演化
·人与人之间在想象力上存在极大差异
8月
·我们敬重彭明先生,再过几天他将被释放
9月
·渴望帮助
·关于我的科学研究工作
·人与人之间在表象能力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10月
·站在老百姓立场上为老百姓说话做事
11月
·宽松的土地政策和有效的计划生育
12月
·抗议北京市公安局用传唤手段阻止《民主民生问题研讨》会的召开
·民主民生问题研讨
·西部开发问题面面观
·土地私有化的兑现和少数民族问题
·西部开发爱先行
·民族与宗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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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上帝,自然也爱民主与科学——我的经历


   
   我爱上帝,自然也爱民主与科学——我的经历
   
   1999年4月30日

   一
   
   我出生在1960年中国最困难时期,我小学、中学是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1979年我高中毕业,同年应届考入北京医科大学。1978年和1979年,中国有个民主墙运动,那时我正在刻苦学习准备参加高考和正在大学一年级学习。我对民主墙的接触只是去看大字报,知道有《四五论坛》、《今天》等刊物,知道《四五论坛》中有个刘青。
   
    1979年我上大学,我们班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学生——郑钦华(柯力思),他比我们大十岁,他在台湾已经大学毕业,并到法国留了几年学。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中国的民主运动。通过他,我知道了中国民运更多的事情,知道了徐文立。1981年徐文立、王希哲、孙维邦被抓被判重刑,与他们三人共同组党的郑钦华当时也是做好了被抓思想准备,并向我交待了一些事情。只是由于郑钦华是台湾人,当时大陆与台湾刚有接触,郑钦华没有被抓,我也没有去做他被抓以后他需要我去做的那些事情。
   
   1984年我大学毕业,不知是否有政治原因,我被分配到远离市区的北京温泉结核病医院。1985年郑钦华在经过公安局的几次刁难后,离开了中国。他出国后我们之间经常有书信来往,可能怕公安局找我的麻烦,他在信中很少谈他的政治活动。1986年11月和12月,北京市公安局通过我的一个同事刺探我,许诺给这个同事调到中国最好的医院,事后这个同事被调到中日友好医院。公安局在了解我的情况后,六次找我,向我了解郑钦华的事情,要我与公安局合作。虽然我是第一次和公安局打交道很害怕,虽然公安局许诺给我某种好处,但是我对他们说我不会做任何一件对不起朋友的事。以后通过其他途径,我才知道郑钦华那时出任了国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的副主席。
   
   1989年2月份,一天我没事,不知去做什么,就在大街上闲走,路过西四家具店时,发现那里有一个基督教教堂。我以前经常路过这里,没有发现这里还有个教堂。我问里面的一个老太太我可以不可以进去,她说可以。我就和她坐一起参加了我一生中第一次的礼拜活动。这位老太太给我讲了很多,和我一起看《圣经》和《赞美诗》,我感到这里和别的地方不一样。以后我每个礼拜都来,我相信了基督耶稣,我成为基督徒。那时教堂里人不多,年轻人也就20—30个。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开始了。那时我只要有时间就去天安门广场,与他人一起谈论国家的命运。我们这些基督徒举着十字架游行,穿着唱诗班的衣服看顾绝食的学生,组织大家的是缸瓦市神职人员秦红红和后来成为工自联纠察队总指挥刘换文。当时的心情是那么的好,从来就没有这么好过。那时我才切身感受到,人活着只有吃喝是不够的。
   
   6月3日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先去了天安门广场,后到了北京饭店,看到一些当兵的被群众从北京饭店哄了出去。之后我去了天坛,一辆装甲车带着很大的声音、以比我们想象得快的多的速度驶向天安门广场,这可能是第一辆进入北京城的装甲车。之后我回到天安门广场,听说西边当兵的打伤了市民,我去了西单,听到西边有枪声,看到有子弹划向天空,看到路口的汽车被点着,火光冲天,有伤员被抬了下来。我随着人群去了离西单较近的邮电医院。我给几个伤员缝伤口,有学生,有市民,也有几个武警。我看到一个学生的胳膊上被枪打了一个很大的洞,我看到一个学生的脸紫青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我看到一个姐姐面对死去的弟弟哭的失去了理智。5点我离开医院回到家里,好让家里放心,我还活着。那时邮电医院统计,已有2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1990年我参加了北京白塔寺袁相忱牧师的家庭教会,这时我真正感受到基督教会是家的含义,我也认识到“三自”不是教会,只是“工具”。以后,我们一些年轻的基督徒在刘凤钢、武人刚、勾庆惠家里组织青年聚会,学习《圣经》。为了介绍北京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为了关心被抓的基督徒、为了传福音,我和刘凤钢、高峰两位弟兄共同书写了《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一文。
   
   我们参加基督教家庭教会,我们也去“三自”的教堂,我们知道在那里也有很多爱主的好牧师、好弟兄,缸瓦市教堂的杨毓东牧师就是其中的一个。杨毓东牧师建立信徒自主管理的堂务管理委员会,恢复青年团契(全国是最早的),大办“圣诞节”,利用“圣诞节”传福音。杨毓东牧师做得这些,“三自”非常不高兴,尤其是建立信徒自主管理的堂务管理委员会,使得“三自”不能再随意控制教会。“三自”多次制造事端,要撤换杨毓东的主任牧师一职,但是由于弟兄姊妹的反对,“三自”一次一次的失败,最后在1994年12月4日安排了近千名警察在教堂的内外,强行将杨毓东牧师从教堂的讲台上拉了下来。在此过程中,我们将一些情况传给了国内外的弟兄姊妹,而被有关部门嫉恨,我们多次被跟踪、传唤、拘留和殴打。
   
   1995年我们积极参加了王丹的互助捐款和《关于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的建议》活动。1995年3月26日,我们这些基督徒和王丹、刘念春等朋友计划到北京的香山去春游,结果,王丹、刘念春、我、刘凤钢、沙裕光一早就被带到派出所,高峰、华慧奇在香山被抓起来,陈天石被收容送回湖南原籍。1995年5月25日我被劳动教养两年,1995年8月8日高峰、刘凤钢被劳动教养两年半、两年,罪名是书写《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和在《汲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制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上签名。后来从警察口中得知,共产党很我们的最主要原因是缸瓦市教会一事,理由是《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是1994年写的,当时没抓我们,在《汲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制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上签名的有56个人,只抓了王丹、刘念春、刘晓波等几个人。
   
   二
   
   1995年5月至1997年5月,在这两年的劳动教养里,我一直被关在西城区公安局看守所的“小号”里。这个“小号”是一个特殊的监室,它具有六平方米,它的墙和门像沙发一样软,在它的墙上和门上先贴了一层很厚的海绵,再包了一层帆布。这里没有暖气,没有水龙头,地是木板地,在这里要想撞死是不可能的。在门的下方有一个十厘米见方的洞,平时吃的饭、喝的热水都要由这里递进来。在地板上有一块木板是可以打开的,在这个木板下有一个便池,这个便池的水龙头开关在“小号”的外边,因此它总是开着的。这个便池除了用于大小便外,平时洗衣服、洗澡都在这里。由于包着海绵的铁门总是关着的,夏天很热,由于没有暖气,冬天很冷。这里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没有报纸,缺乏阳光,缺乏运动。在这里,看不到“小号”外面的事情。
   
   我小的时候,我看过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监狱的书《红岩》。在我被关的这两年里,我发现我受到的待遇,还不如这本书里的好。在这两年里,我一两月才能放风一次,每次也就是十来分钟。由于长时间被关在“小号”里,在放风时,见到人,不论是警察还是其他犯人,全身哆嗦,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的“革命意志软弱”,后来和别的犯人一聊,才知道是由于长期关押的结果。在这两年里,我没有见过家人一面,没有和家人通过一封信,这最基本的权利都不给我。这里吃的是几年前的玉米面做得窝头,很难吃,偶尔吃一次正常玉米面做得窝头,真好吃,一顿能吃五个。规定一人只有两个窝头,发饭的民工对我比较好,能多给我几个,有时还把警察食堂几天前买不出去的旧馒头给我,真好吃,以前我不吃的东西,这时吃起来是那么香。
   
   在特殊的环境下,人们很容易患有特殊的疾病。1996年在我的双腿出现了一些皮疹,一直不好直到现在,目前诊断是淀粉样变,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病,1996年10月20日我突然发高烧,在臀部长了一个很大的疖痈,这个很容易好的疾病,我却总是流脓流水,经久不愈,最终成为皮下瘘管,直到我被释放以后,经过手术才好。1997年1月后,我的皮肤长了疥疮,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奇痒无比,直到我被释放以后,经过治疗才好。虽然“小号”的生活很苦,上帝还是让我平安的度过了这两年。
   
   上帝是如何创造世界万务的,也就是,宇宙、意识、生命、自我的本质是什么,十多年来,这些一直吸引着我;十多年来,我一直为此学习思考;十多年来,我一直计划写一篇有关的论文(或称为书)。工作忙没有时间,住房困难没有安静看书思考的地方,由于没有这些,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能完成这一篇论文。但是当我被关进“小号”后,我发现这里这些都具有,有时间,有安静的地方。
   
   “小号”的墙包着帆布,帆布涂成绿色,就象一个黑板。肥皂晾干了,画在帆布上是个白道,就像一个粉笔,借着这些我开始写我的论文。墙不大,又怕警察看见,只能在墙上写要点,写好后把它背下来,然后用布擦掉。一方面由于要点越写越多,墙上已经写不下了,另一方面越背越熟,不需要再写了,半年以后,我就用牌来代替要点,一张牌代替一个要点,九张牌代替九个要点,再用一张牌代替这九张牌、这九个要点,如此重复下来,在脑子里写要点、背要点。由于在脑子里越写越熟、越背越熟,一年以后,一方面,我完全用脑子不用牌,也能写要点、背要点,另一方面,我完全用脑子不光能写要点、背要点,而且还能写完整的句子,几天前写的句子,几天以后可以一字不差的背下来。这样在“小号”里,我写了两年的论文,并且完成了论文《上帝创造宇宙,人也具有灵魂》。
   
    我感谢上帝,上帝不仅使我平安的度过了这两年,而且使我快乐的度过了这两年。借着信仰,借着上帝给我的工作,我平安的度过了这两年,我快乐的度过了这两年。这种快乐是真实的,这种快乐是我很长时期没有体验过的了。在这两年里,我一直是感到上帝与我同在,我真心的感谢上帝。
   
    1997年5月24日我被期满释放后,由于我只是被劳动教养,原单位没有开除我,只是工资降一级,职称降一级。出来后,我没有改变我的信仰和理想,我继续为我的信仰和理想工作。北京徐文立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在他的民运工作中,我尽我可能给他作些琐事。彭明的中发联时局研讨会,我参加过多次,并成为中发联的执委。王美如家的基督教家庭聚会,我们一直坚持着。并且我做了以下的一些事情。
   
   1997年12月16日完成《肯为百姓说话的基督徒——高峰》一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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