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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故事引发我想起毛泽东的故事

    国王的故事引发我想起毛泽东的故事
   
    魏紫丹
   
   在我写《就反右派运动的真相问题与王绍光博士探讨》的时候,读到林达先生的文章《只有历史事实才能显示历史逻辑》,也是与王博士探讨的:“今日回顾这段历史,有学者称,历史以疯狂解,是不可能符合实际的。历史的发生总有其历史逻辑。描述历史只能依据历史事实,而不是以凭空阐述的‘历史逻辑’来证明‘历史就应该如此发生’。很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在回顾历史的时候,甚至还不能向民众和后代公布全部事实(王博士拒不承认此一事实――引者注),这就给曲解历史提供了机会。至于历史呈现疯狂与逻辑的不同解读,根源其实很简单:这是价值不相交的两种制度的不同逻辑。从法治社会的角度去看,判为疯狂的事情,在人治社会来说,却完全可以是符合逻辑的正常事情。

      “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中国文革结束前一年,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去世,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带领西班牙,在一年之内顺利开始体制转型。不久,他接到他的老朋友,邻国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打来的电话。哈桑国王指责西班牙的报纸刊登了有关他的负面消息,然后说,‘你一定会让你的报纸住嘴的,是不是?’西班牙国王事后说,我怎么也解释不清,西班牙报纸不是‘我的报纸’;他说什么也不会相信,我无权令报纸住嘴,我没法对哈桑国王说明白:这是民主社会,它就是这样运作的。”
   读了林达先生想起的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故事,我本想说,假如哈桑二世是毛泽东的朋友,中国报纸登载了他的负面消息,他求毛泽东让中国的报纸住口,这将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转而一想,不对!这还是在不同的坐标系里思考问题。第一,中共的宣传部(或相当部门)会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根本不会出现这类事情。这令我想起一个能说明中国报纸性质的故事:1956年苏共、中共与南共和解,中共以政治局名义发表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说,“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作了可贵的坚持”。后来闹翻了,“九评”中的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后言否定前语。不与中共友好的国家,难免会一天一天烂下去。文革期间我在报上读到,说南斯拉夫的物价上涨15%!我告诉身旁好友阎竟鑫。他是兰州大学学生,还是团委宣传部部长,划右派后开除回家的。我说话的挖苦口气,使他领略到一句潜台词:“如果它跟中国友好,物价肯定会下降15%!”他特别富于幽默感,故作惊慌莫名:“怎么啦?物价竟上升15%?是高价?还是平价?是议价?还是处理价?”因为这种价格政策是当时挽救大跃进失败造成经济崩溃的紧急措施;有道是:自己一身白毛尾(yi),反说别人是妖精!故在当时听着,反讽味道特别强。第二,再从另一方面说,万一此事发生,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时我想起年羹尧的一个故事:在宴桌上,他的客人发现菜里有一只苍蝇。客人知道主人杀人不眨眼的性体,就假装没看见吃进肚里。这事偏偏没躲过年的眼睛。下一道菜,上来的竟是一颗人头!国人都熟知毛泽东为人处事,大概不会误以为他比年羹尧会更心慈手软些吧 !
   毛泽东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一样,也是不明白民主社会的运作。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而回到加州的圣克利门蒂的时候,处境是极为尴尬的。毛泽东继续保持与尼克松的联系,他认为,水门事件是美国人的内政,中国无意干涉,但是对水门事件中所反映出来的反尼克松观点,他是颇有看法的。他曾对来访的法国蓬皮杜总统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搞得满城风雨?我不懂得为什么这么一点小小的差错,竟然会将尼克松拉下马来?”
     他也向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埋怨说:“水门事件过分夸大其辞了。……请写信给尼克松,告诉他,我想念他。”
   他甚至当着基辛格的面说水门事件是“屁事”。
      根据已解密的中美首脑会谈档案,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会见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时问道:“为什么你们国内,对水门事件这个屁事那么在乎?”
   中方翻译唐闻生说她不能直译“屁事”一词,因为此语意为“放屁”。话到此时,毛泽东以及参加会见的周恩来和姬鹏飞外长都笑了。中方解释说,“屁事”在这里只是个比喻,意为那只不过是小事一桩。
   1976年元旦,尼克松的女儿夫妇俩拜访毛泽东。
   朱莉•尼克松递上了她爸爸的信。他静听着翻译……
   “总统先生的腿怎样了?”
   “好多了。。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话转告总统先生。”
   “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戴维•艾森豪威尔插进话来,这位尼克松的女婿正是毛泽东此次谈话的真正对话者……“我乐意这么叫他,你管得着?” 他容不得半个“不”字。接着他又大加发挥地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为了美国,戴维不能同意这话,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
   他不容分辨,又抢过话来:“西方政治?那是假的。为什么不?简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不是纸糊的是什么?甚至是卫生纸糊的。”(转摘自单少杰《轻淡水门丑闻,调侃西方政治》)
   简直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戴维•艾森豪威尔“没法对毛泽东说明白:这是民主社会,它就是这样运作的。”
   还有一个异曲同工的故事。美国人斯诺把毛泽东说成是打著伞旅行的“孤独的和尚”。这就不仅仅是个语言的翻译问题。就算他知道了“和尚打伞”这个歇后语的意思是“无法无天”,但因他自幼就浸泡在法制教育和法制环境中,认为法律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这就使他很难能领略到浸泡在帝王术中的毛泽东说的“无法无天”的语意方面的皇权无边、老子天下第一和语感方面的“我是政治流氓,我在乎什么?”的原汁原味。你怎么能理解一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他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说打倒就打倒全国人民选出的国家元首,然后,说立就又可以立一个人代替他,并且可以定在宪法和党章上。再然后,立在宪法上也可以说不算就不算,说废就又可废掉;可立可废,立废由之,全是由他随心所欲。我敢说,民主社会熏陶出来的人,他就没有对“无法无天”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荒唐内涵的想象力。“没法对斯诺们说明白:这是极权社会,它就是这样运作的”。
   上面说的这些政治故事,引人深思的地方在于怎样探寻出其中的机制,然后用新的机制取而代之。
   
   首发于《民主论坛》,200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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