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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刺杀希特勒》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刺杀希特勒》

    
   这个春天来得慢。身边罹患癌症的人,也比往年更多。亲友家里有两位老人,一个93岁,一个71岁,相继离世。但在死亡面前,长寿并不能安慰人。死亡太显赫了,要么它将93年的意义连根拔起,要么它连一个婴孩的永恒都抢夺不走。孙隆基先生说,华人的传统是“从世俗中获得拯救,这使中国成为一个最形而下的民族”。但一生为人,总有几个时刻是形而上的,譬如亲人离去的刹那。
   不久前,讲到在患难中盼望,在美善的事上信靠上帝的主权。也正好举到希特勒的例子。我设问,倘若阿道夫倒下你家门口,快饿死了。救或不救呢。我的回答是,第一,救他的结局如何,我不知道,上帝知道。所以救他导致的历史结局由上帝负责,不由我负责;第二,审判的权柄在有司,也不在我;第三,救人性命永远是美善的事。因为生命有无价值,并不由人的作为来决定。

   所以我会给他饮食,给他衣穿。补充一点,然后报警。
   其实这和施陶芬贝格上校刺杀希特勒,是一样的信念。在某个时刻,我只看他是一个垂危的人类,“希特勒”这个字所代表的人格内涵,不由我负责。而施陶芬贝格上校也只看他是一个种族灭绝的疯子,“元首”这个词所代表的政治内涵,也不由他负责。
   想起20年前,读到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内心激荡,如旗在风中。就像第一次听说德国军人在二战中,曾策划过15次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一样。世俗生活,总在罪孽中沉浸,难以归正。所以先知型的人物,许多时候看起来都像一个叛国者。第二种忠诚,就是对更高价值的效忠。我们只有假设世俗的目标和事物,也符合这一更高价值时,才持守对低一级事物的忠诚。如忠实于宪法,一定是因为那部宪法符合更高的法则。换言之,吾爱吾师,吾爱吾妻,吾爱吾国。但这些爱都不是绝对的。吾更爱真理,因为永不止息的爱,是从真理中来。不然,吾所爱的,都是自爱。凡吾所爱,都是爱自己,爱到了一个爱屋及乌的地步而已。
   这是为什么,影片开头,德国军人的效忠誓言听起来那么令人恐惧与战栗。他们说,“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将无条件地效忠元首”。
   无条件的更高价值,成为对有条件的效忠的背书。这就是偶像崇拜的意思。也是尼采所言“上帝死了”的意思。不是上帝不存在,而是上帝的主权被褫夺了,成为对人的作为的担保。但“上帝死了”,并不意味着欧洲的成年,而意味着那些低一级的事物,如国家、民族、宪法、政党、领袖,或者市场、法治和现代化,汇聚成为各种新兴的世俗宗教。
   施陶芬贝格上校的内心如何,已不可知。但好莱坞版本和2004年的德国版相比,在他与妻子的关系上,有迥异的处理。克鲁斯饰演施陶芬贝格,躺在非洲战场的血泊中,说,我若这样死了,留给我孩子的,除了耻辱还有什么呢。刺杀希特勒,救回更多的人,救回德国,甚至挽救欧洲的崩溃。这些美善的动机,都在紧张叙事的推动中被圣化了。影片中,他妻子也认同和顺服丈夫的决定。但在德国版中,妻子却是质疑的。上校说,我是为德国;妻子说,不,你是为自己的名誉,而决意放弃我们。
   或许后者更真实。尽管导演在营造叙事悬念之外,用了一些细节,如穹顶透明的大教堂,来影射施陶芬贝格的内心起伏。甚至用了旧约中上帝答应亚伯拉罕,若所多玛城内有10个义人,就不毁灭这城的故事,来褒扬刺客的义举。又如上校临刑前的呼喊,德国版说,“神圣的德意志万岁”。言下之意,是希特勒背叛了德国。所以刺杀他是对国家的第二种忠诚。好莱坞版却说,“上帝保佑德意志”。言下之意,是希特勒的德国背叛了永恒而普遍的价值。所以刺杀他是对国家的第N种忠诚。
   第N种忠诚,就是被超越死亡、国家和所有低一级事物之上的价值,所校正了的忠诚。
   美国电影的价值观,永远简单而清楚,不怕你说它幼稚。这是我喜欢它们的原因。不过电影也对整个密谋者集团的复杂动机与野心,有适可而止的临摹。一切超验的正义感与世俗利益的混杂,推动着刺杀背后的“瓦尔基里”计划。所以邱吉尔在回忆录中,轻蔑地将这一幕发生在“狼穴”总部的刺杀与政变,称之为“狗咬狗”。
   参与密谋的,其实还有一位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当时已被关押的朋霍费尔牧师。我再读了他在1944年7月20日(刺杀当天)前后的书信。
   之前,朋霍费尔似乎已知道7月20日的计划。作为牧师,他介入密谋的动机和军人和政治家们又有不同。他说,耶稣以痛苦作为他与人类的接触点。耶稣帮助我们,不是靠他的全能,是单单在软弱和受难中与我们同在。这位上帝,以自己的软弱“征服了这个世界的强力和空间”。因此,朋霍费尔以上帝的苦弱,而非以上帝的主权,作为面对信仰与死亡的起点,也是起身刺杀元首的动机。
   7月21日,朋霍费尔得知刺杀失败的消息,写了一封信,提到自己读到的几句“尤其好”的经文:
   《罗马书》的8章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
   《诗篇》第20篇的第8节,“他们都屈身仆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
   以及《诗篇》第23篇的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他的立场重在基督的受难,而非复活。也就是人的作为,无须在每一秒钟都仰望上帝的恩典与主权。这对战后灵性荒凉的欧洲学界,尤其是存在主义的流行,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这不是我所领受的信心,不过他这封信,仍可谓最好的、对这一事件和这部电影的诠释:
   “直到此刻,我继续地发现,只有通过完全彻底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才能学会信仰。我所说的世俗性,是指以自己的步伐去接受生活,连同一切责任与难题,成功与失败,种种经验与孤立无援,正是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我们才完全投入上帝的怀抱,参与了他在此世的受难,并在客西马尼园与基督一起警醒守望。这就是信仰,这就是归正。如果我们通过此世而参与了上帝的受难,成功怎么能使我们狂妄自大,失败又怎么能使我们迷失道路呢。……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自由,在磨练中,在行动中,在受难中。现在,我们死了,便看到了你,在上帝的脸上看到了你”。
   200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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