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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斯大林派和托派



Stalinism and Trotskyism in Vietnam

   

作者:斯蒂格·艾瑞克森(Stig Eriksson)

   


张兄 译

   

*


   

編者按語: 文中數處的《編者注》皆為本欄編者補注並對法、越語的誤譯人名地名或原名等作了修改,其資料來自:

   

1,Trinh Van Thao, Vietnam du confucianisme au communisme, Paris, L’Harmattan, 1990.

   

2, Ngo van, Vietnam 1920-1945, révolution et contre-révolution sous la domination coloniale, L’Insomniaque, 1996.

   
   

文章來源: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index.html

     
   2009/3/18日
   

***


   
   
   “我们和托派绝不能成为盟友,这一点上我们决不妥协。我们要不惜一切地揭露托派是法西斯的走狗,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所有参与印度支那团结运动的人都知道胡志明的这段话。长期以来,这场运动被描绘成斯大林派一直是运动的主导力量,而运动也被简单地解释为一场“反对托派的斗争”。在所谓的左派中,包括the KAF,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印度支那斯大林派和托派的历史真相,而本系列的文章就是尝试填补这一空白。
     
   
   这些文章由斯蒂格·艾瑞克森(Stig Eriksson)同志提供。作者所描绘的历史和所作的政治评论都是作者自己的,读者不必认为是KAF或第四国际的统一观点。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讲共产主义是如何伴随着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渗入到殖民地印度支那的。[1]
    
   
   

 民族主义的危机打开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

   
   
     1885年法国殖民军占领了越南并建立了法兰西的殖民统治,终结了越南人民千余年的独立历史。
   
     帝国主义的占领粗暴地破坏了越南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其经济和生产方式迅速地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利益链条:主要从事原材料(如香蕉,矿产、纺织业)的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农业生产。同时殖民政府建立了对盐、烟草、酒等商品的专卖制度。
   
     法国殖民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地完成这一进程。
   
     当地人民由于日益高涨的物价和税收以及新的工厂制度,遭受了新的压迫。而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也被粗暴地压制了。
   
     历史就是这样,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总是会引起各种形式的反抗。在越南也是这样。法国的殖民统治催生了越南的民族主义。
   
     越南人把法国的统治视作他们软弱可欺的标志,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努力反抗。这包括1908年、1912年和1916年的民族大起义,但都被镇压下去。
     
   法国的殖民压迫成为越南人民政治生活中持续而潜在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自外部传来

   
     
   外来的压迫不仅仅导致了广泛的民族主义反抗情绪,而且也促使殖民政府和日益壮大的越南知识阶层产生了许多新的政治思潮和新的意识形态,如个人主义,社会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的工业化也创造了一支古老农业社会所没有的新阶级——大城市的工人阶级。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有了基于现实的社会力量,并作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应运而至。
   
     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可能是在1905年以后从日本学生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社会主义并没有正式地渗入到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里,直到殖民当局派十多万越南人到法国协助抵抗德军。这些越南人在军营和工厂里遇到了宣传反战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在一战前,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和越南建立任何联系,但在一战中,他们开始对越南越来越感兴趣了,尤其是那些左翼人士。后来这些左翼社会主义者在苏俄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在1920年主动建立了法国共产党。
     
   因此越南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法国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当中,胡志明经常以“阮爱国”的笔名为法国的社会主义期刊《人道报》(L’Humanité )投稿。他在1920年也经常参加在图尔斯(Tours)举行的法国共产党会议。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也在巴黎组建,负责人是周恩来和李立三。胡志明和其他越南同志很有可能与他们保持着接触。在法国,胡志明卓有成效地把越南人组织起来,他还批评法国共产党(就像他以前批评法国社会主义党那样)忽视殖民地问题。1922年5月他在《人道报》(那时该报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日报)上说:“非常不幸,我们很多同志只是把殖民地当作是充满沙滩、阳光和棕榈树的旅游胜地。”由于他在斗争中把殖民地问题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共产党的领导层派胡志明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1923年农民国际大会和1924年共产国际大会。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了法国共产党轻视殖民地人民的斗争。
   
   

共产国际掌控中的胡志明

   
   
     但是和胡志明建立起紧密联系(通过他在东方劳动者大学的学习)的共产国际是一个已经逐渐归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国际,这个国际已经由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日益蜕变成苏联官僚集团的工具。
   
     胡志明本人也未能摆脱这一变化。他后来在中国广东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丁的翻译,此外他还积极组织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运动,但他更倾向于把运动组织成民族主义的形式。1925年6月它组建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即 Viet Nam Cach Mang Thanh Nien Dong Chi Hoi )。他完全认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革命的论断,因此在中国,他就放弃了1923年共产国际提出的方案,转而要求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党派——国民党,并服从其领导。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也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誉委员!
   
     作为共产国际的官员,胡志明也看到了殖民地国家革命力量在日益变形。“农民国际”是季诺维也夫迷信的产物,它试图在巴尔干半岛建立所谓的“革命”农民组织。这只不过是斯大林“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一词的解释而已。该词语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殖民地的革命要分两步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既然殖民地的革命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那么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支持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领导,在中国就是国民党。
     
   由于中国和越南的社会情况比较类似,因此就不难理解胡志明也希望建立一个越南的国民党了。
     
   

民族主义把自己的命给革了

   
     
   在胡志明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并在广大开展其活动的同时,越南的民族主义运动也遭遇了危机。宪政党(the Constitutional Party)当时的立场依然是从事改良运动,提高越南人的受教育水平,从而更多地参与法国殖民政府的管理、法律制定等。法国殖民政府已经勉强地满足了这些要求,因为这些根本不会影响其统治。但这却把年轻的和激进的改良派推向革命民族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立场。因此越南又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无数新的政治团体。其中在西贡就有谢秋透 ( Tạ Thu Thâu, 1906-1945, 留學法國, 編者注 ) 领导的“安南青年党”(Jeune Annam),他后来成为越南托派最著名的代表。
   
   另一个类似的革命民族主义组织是“越南重生”(Rebirth of Vietnam)。
     
   
   随着1926年3月民族主义领导人阮安宁 ( Nguyen An Ninh, 1900-1943, 《斗爭派》骨干成員,編者注 ) 的被捕,西贡爆发了银行、邮政及纺织工人的联合罢工。温和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革命民族主义取代。从那时起,共产主义对革命民族主义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在共产国际1926年9月2日出版的杂志“L’International”中,谢秋透领导的安南青年党被认定为一支真正革命的力量。
     
   

上海失败

   
     一年以后中国发生的一件事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印度支那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共产国际的名誉委员)镇压了上海的一次工人起义。
   
     上海的工会和共产党从2月份就组织起义了,当蒋介石以“北伐”的名义到达上海时,工人们已经占领了这个城市的战略要地:邮局,电报局和警察局。共产党按照他们的革命计划,愚蠢地将这些地方转交给蒋介石及其军队。
   
     但蒋介石却转而镇压共产党。上海的工人运动陷入血色恐怖之中,这次失败是相当不幸的。一系列的事件迫使胡志明离开广州,他先去了杭州,后来又去了莫斯科。就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样,胡志明也深受两阶段革命论的影响,不能从中国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他继续坚持认为在现阶段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还没有人能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呢”。但相反倒是可以建立一个“革命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党,这样党的领袖与党员之间就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了”。
     
   胡志明的革命青年团就是承担这一任务的,它在印度支那经济危机时发展迅速。世界经济危机也对殖民地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好战的民族主义团体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革命青年团很快就有一千多名成员和积极分子了,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在国外接受的革命理念。它的领导人从1928年12月就一直呆在香港。由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在1928年召开,革命青年团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和成员扩大的形势下,于1929年5月在香港召开了大会。
     
   

PCI倒台后:托派和斯大林派重新携手

   
   
     本部分内容涉及的时间是1929-1932年,主题是随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破产,以及印度支那日益严峻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运动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新近组建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很快进入状态,影响了1930-1931年间的罢工运动和农民起义。但它本身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尤其是宗派主义和对革命形势的高估。因此它本身在引来法国殖民当局严厉迫害的同时,也在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托派倾向的阶级斗争冲击了斯大林派的领导。
   
     共产国际六大在1928年8月召开,大会通过的方案标志着斯大林派已经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它公开宣称支持“一国社会主义”的提法,也即在一个完全孤立的苏维埃俄国是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的。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降格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毫不犹豫地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而言,它们在对内对外的实践中要完全服从苏联官僚集团的领导。殖民地国家深受“两阶段革命论”及“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理论所累。
   
     九个月后,胡志明领导的革命青年团在香港召开了大会。该组织虽然处于地下状态,但在1928年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其内部也在政治倾向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最主要的分歧就是要不要立即组建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处于领导层的胡志明派(主要是前面提过的流亡人士)坚持认为,在实践中确实需要建立一个这种类型的政党,但大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除非革命青年团现在就采纳一套共产主义的方案。为了与胡志明以及共产国际保持一致,大会同意建立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组织,并保证共产主义可以“一步一步”地渗入进去。革命青年团的纲领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进行了调整,从此开始公开以一个机会主义者和假民族主义者的身份进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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