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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死亡告别共产极权梦魇—韩国电影《逃北者》观感

   韩国电影《北逃者》(英文名CROSSING,亦译为北逃),2008年6月上映。片子记录朝鲜难民逃亡的故事,截至刚刚过去的2007年。该片由韩国导演金泰均历时四年策划、拍摄完成,取景地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韩国演员车仁表扮演父亲永洙、儿童演员申明哲扮演儿子俊伊,也有真实的逃北者参与了演出。

   影片讲述朝鲜一个普通家庭——煤矿工人、儿子和患病妻子。这位父亲还是朝鲜有名的足球运动员,得空就跟儿子在家门前的沙土地上踢球。他家的一位朋友偷渡中国返回,带回食品、酒、DVD、日用品和大量《圣经》,让他和儿子大开眼界。但在一天,朋友一家三口被朝鲜安全警察带走,像尘埃一样消失了。食物匮乏,肉食品罕见。工人丈夫为给身患肺结核病的妻子补充营养,偷偷宰掉儿子喜欢的家养小白狗;丈夫为买到治疗妻子病症的药品,变卖掉家中仅有的电器电视机,换来大米留给断粮的妻儿,自己背着土豆作为干粮,冒险偷渡中朝界河鸭绿江,进入中国大陆。

   他跟一群朝鲜偷渡客在木材厂搬运木头打黑工,将每一分人民币存起来,打算给妻子买药品,给儿子买足球。但是,突然遭遇大陆警方抓捕黑工,扎在腰包的血汗钱在逃跑中遗失。迫不得已,又糊里糊涂被蛇头带领,跟一帮朝鲜男女难民冲撞德国驻华使馆,被韩国使馆接受为难民,去了韩国。而他的妻子在疾病和饥饿双重折磨下去世,只有11岁的儿子无家可归,遂在邻居帮助下变卖家产,走上寻父的流浪之途。

   男孩无意间遇见前面消失朋友家的小女孩,正在大街上乞讨。于是两人结伴在一个小乞丐带领下偷渡中国,但在界河被边防军抓获,送进劳改集中营做童工。饥饿、苦役、虐打、凶恶的看守,这是跟奥斯维辛、古拉格、红色高棉劳改营、中国劳改营同等残暴的人间地狱。小女孩饥病交加,受伤的肩膀爬满了蛆虫,最终在集中营死去,被看守拖着双臂丢弃。

   男孩父亲千方百计委托朝鲜民间人士寻访妻儿下落,终于得知妻亡子失真相。然后通过中间人辗转买通劳改营看守,救出儿子。随后一路由蛇头安排,成功偷渡中国。父子俩才第一次通电话。儿子流泪说“对不起,爸爸,我没有照顾好妈妈!”

   中朝一衣带水,中国东北成为北韩难民的第一逃难地。然而,中共作为独裁者金家父子的战友,摒弃人道主义和国际难民原则,一律将朝鲜难民抓捕并遣送回国,所以中国仅仅是朝鲜难民的中转国。儿子被蛇头安排试图从新开辟的偷渡路线抵达蒙古国,然后被转送第三国韩国,与父亲团聚。

   蛇头带领男女几人从东北坐火车抵达中蒙边境,不幸被中国边防军发现。男孩子机灵逃脱,翻越边境铁丝网进入蒙古戈壁滩。小男孩除了脖子上蛇头事先挂着的一张求救的英文纸牌子,一无所有。原本约定父亲从韩国抵达蒙古迎接儿子,但因难民身份被禁出境。儿子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游走,冻饿交加倒毙。父亲获悉儿子罹难后,才获准赴蒙古处理后事。但是,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日思夜想的儿子的冰冷遗体。靠近自由但以悲剧结束。

   未公开的消息证实,流落中国东北的北逃者至今尚有2、30万人。朝鲜难民冲撞外国驻华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中国官方曾有公开报道。中国人本就没有自由,当局不会发怜悯同情之心,容留这些历经艰难的北韩难民。因此,中国成为朝鲜难民选择的唯一中转地。他们最新开辟的通道还有南亚国家。逃亡者穿越漫长而危险的中国大陆,进入南亚寻求政治避难,但同样不受欢迎会被遣返。

   该片是朝鲜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拍摄之前,摄制组采访了大量朝鲜难民,参考了记录逃亡之途的文字和影像资料,摄制组几乎是在隐秘的状态下拍摄完成。

   美国国会设立的“北朝鲜人权委员会”报告中称,在朝鲜境内有数十个关押此类轻政治犯的“管理所”,其中位于平壤北道中朝边境的新义州的sinuiju管理所被认为是主要关押“普通逃北者”的场所。他们将遭受酷刑、关押,甚至被用铁丝穿透肩胛骨串连押送,处境十分悲惨。

   朝鲜近年成为中国居民境外旅游地之一,但游客受到限制颇多。入境前手机被收存,不能随便拍照——普通朝鲜人、城市建筑和农村景象,只被安排参观固定路线景观——学校工厂、纪念碑和博物馆、观看歌颂金正日歌剧,以及三八线板门店等。如果经历过中国十年文革,就能想象今天的朝鲜—信息封锁,政治恐怖,等级制度,经济凋敝,粮食危机,拒绝现代文明。朝鲜人民正在无止境地重复中国人曾经的深度苦难,只不过期限拉得很长,从1955年韩战结束之后,噩梦即已开始。朝鲜居民至今不能随意迁徙和流动,实行严酷的城乡隔绝政策;互联网和手机在民间被禁止使用;国外电视信号受到屏蔽。

   共产极权国家普遍实行愚民统治,搞个人崇拜,其本质是依靠谎言欺骗大众。在强权和政治恐怖高压之下,人们被解除资讯获得权,个人自由被剥夺,顺从便成为唯一选择,年深日久也会变成下意识的主动,丧失道义、情感和人性。当政治权力强大到对个人生死可以予取予夺的地步,民众政治反抗的勇气便被恐惧吞噬。生命都不属于自己,还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没有。这荒诞的一幕,却在前苏联、柬共、中国等所有共产国家一再被复制、上演。

   近50年来,共产国家相互结盟对抗民主制度,但在1990年代以来纷纷破产。共产主义实践及其意识形态,都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因此,共产主义成为独裁政权和政治恐怖的代名词。共产极权之所以失败在于其是反人性的,汉娜·阿伦特分析道“极权主义者不光对敌人残暴,还对自己的同志一样残暴无情。”稍微翻阅苏共、中共、柬共和朝鲜劳动党的共产历史,这些邪恶的事实便会被验证。这些国家往往党政国同体,都是靠暴力夺得政权。独裁者为了消灭潜在的敌人,疏解被推翻的恐惧感,于是发动群众运动进行政治清洗,以获得巩固权力的内心安宁,这便成为统治手腕和社会常态。可控的人民内斗是独裁者乐见并支持的,人民的苦难往往被轻视,甚至自然灾害有时也成为惩治人民的手段。

   长久生活在极度政治恐怖之下,人便会被恐惧征服,丧失人性底线和道德感,告密和出卖成为保全自我的必要方式,这也是表示忠诚的机会。共产极权都很注重政治宣传,将谎言编织的极权意识形态塞满每个人思想的最细微角落。主宰人们行为方式的,不再是道德、法律和人性,而是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每个人丧失思考能力,沦为“共产药物”催眠并控制的“病人”,这是独裁者最想达到的目的。

   片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朝鲜军人抓获逃亡者后质问“吃饱肚子难道比祖国重要么?!”揭示出受愚弄的秘密。对于逃北者,吃饱肚子当然比祖国重要;有饭吃者觉得一切都是祖国给予的,祖国始终是第一位的。但是,一个祖国不但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且还用政治恐怖残害人民,这样的祖国还重要吗?民主常识和公民自由,在独裁国家居然成为难题,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朝鲜难民大规模逃离,不全是因为政治迫害,而是长期粮食危机制造的饥饿,让他们对恐怖政治的背叛方才表现出来。人民选择逃离而不是反抗,逃离其实成为顺从的变种,可见北韩实施愚民驯化的系统化和绵密程度。纳粹希特勒也曾让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失去反抗的能力。暴力强权和政治谎言,是所有独裁者维持邪恶统治的不二法宝。

   虽然该片非战争片,但是很具韩国战争片的元素,压迫感、残忍性、极端化,让观众喘不过气。但韩国的当代家庭剧却富有平民立场和家常人情味,在中国大陆也很有观众市场。该片多少借助了朝鲜与世隔绝、核武等热点,上映之后便受到全球热捧,被视为今年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热门之一。借助国际电影节的全球影响力和权威度,让世人关注邪恶巢穴朝鲜真实的社会,未尝不是好事。

   在外人看来,朝鲜是另一个星球的国度,给亚洲邻邦和西方不断制造威胁,它向世界输出的是制度恐怖,通过对本国人民的残害和要挟,妄想绑架世界。朝鲜金家父子的邪恶梦想往往能够得逞,这得益于两个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全面庇护,前有苏联,今有中国。东方地缘政治既关乎意识形态,也与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不关乎文明和自由。东亚国家普遍不信奉宗教,这与南亚宗教传统浓厚的国家,呈现的国家气质截然不同,前者暴戾偏激,反映在制度上,则是两个最大的独裁国家并排而立;后者较平和温顺,民主转型尽管曲折艰难,但人民拥有自由。

   另外有个思考。前共产极权国家,几乎都有一部揭露制度残暴的文学作品或电影,世人耳熟能详,譬如记录前苏联的纪实小说《古拉格群岛》、前东德的电影《窃听风暴》、前柬共波尔布特“红色高棉”的电影《战火屠城》,以及朝鲜的电影《逃北者》。中国人在三反五反、三年灾害、反右和文革期间,被政治残害致死人数累计达数千万,一点都不亚于上述国家,但是这些悲惨历史,至今没有通过一部世人皆知的艺术作品反映出来。一位诗人说“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记。”我们既没忘记,也没宽恕,而不能呈现给世人,作为人类共同的教训。

   与其说导演试图表达“父亲”与“儿子”逃离朝鲜和中国的苦难,不如说他们要逃离的是共产社会的集体恐怖制度。以死亡作为告别的代价,这个代价不仅属于个人和家庭,也预示了制度的死亡代价。这是该片寓意最为独到和深刻的地方。真实压抑的故事情节,往往让观众沉浸在情感漩涡里,而忽视了制度层面的思考。而后者才是导演最想揭示的命题。

   《逃北者》引起同感,在于导演高超地特写了中朝两个独裁国家共同的面目,既呈现朝鲜人民的苦难,也间接批判了中国制度,独裁者抱团取暖,惺惺相惜,实行政治恐怖。电影想告诉世界的是:人权、自由和人道主义在这两个国家同样稀缺。同时,韩国导演也告诉我们,中国人无能呈现自己的苦难和不自由,我们要向这部电影和导演献上足够的敬意。

   

     

   2009年2月16日定稿

   

   《人与人权》

   

   

   

   延伸阅读:网友行走40国亲历《神秘的朝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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