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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架的历史有多长-作者狄马

翻旧报的时候,偶然翻出一条2006年的新闻:1998年3月2日,10岁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在上学途中被人绑架,从此失踪。事隔8年,也就是 200年的8月23日,娜塔莎趁绑匪,44岁的通讯师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离开汽车打手机的空挡,冲到附近一所住房的花园里。直到警察来到她的面前,她才知道她已成功逃离了囚禁她8年的绑匪。从此她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非常关心她在被囚8年的时间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和绑匪沃尔夫冈是一种什么关系?
   
   出乎人们的意外,娜塔莎虽然被关在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而且经常挨饿,身上到处是伤痕,甚至警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她曾长时间地沦为绑匪的“性奴”。但在听到沃尔夫冈畏罪自杀的消息后,她竟失声痛哭。她认为,“他完全没有必要自杀”,“我在某种程度上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在谈到她的过去时,她认为,“遭绑架并不全是一件坏事”,“我并不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甚至庆幸自己“没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
   
   专家称,娜塔莎患上了一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疾病。具体症状就是,当患者长期与绑架者共同生活后,便开始对绑架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因此,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某种好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反常情结。病名始于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扣押了6名银行职员当人质。一星期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人们的意料,人质在被救以后,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报道至此,人们当然有理由为娜塔莎的异常表现感到惊奇,但真正使我心头一怔的,是一个报纸上没有出现的问题:假如一个人被绑架,可以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绑架会不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按说,国家、民族都是个人的集合体,作为整体最基本单元的个人如果出了毛病,那么,整体就不能说是健康的。比如,一个人脚上得了脚气,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人只是脚上有脚气,但这个人本身没有脚气,一般的说法就是这个人有脚气。换句话说,整体与整体有机组成部分是不能分割开来看的,局部的问题就是整体的问题。列宁的晚年得了梅毒,我们就说列宁得了梅毒,而不能说列宁没有得梅毒,只是列宁的某一器官得了梅毒
   
   依照词典对“绑架”的一般解释--用强力把人劫走--来解释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历史简直就是一部被强梁者绑架的历史,那些所谓的“中兴盛世”只是被允许放风的次数多一点而已。证据之一就是几乎每一个王朝的兴废更替都伴随着阴谋和暴力。即使是被后世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上古“禅让”,看起来也不像传说中的那般“天真无邪”。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即使真存在所谓“禅让”,“禅让”给女婿和“禅让”给嫡长子,这里面有本质的区别吗?舜倒没听说把女儿嫁给禹,但晚年莫名其妙跑到南方巡察,还没等发表重要讲话,就死在了那里。舜一死,禹即天子位,南面天下。娥皇和女英觉得事出蹊跷,痛哭流涕,结果把竹子都哭成了斑竹还是没人理。这就是后世儒家所艳称的两次“禅让”,他们坚持说,每一次都是出于自愿,都是非常愉快地把权力交给了下一届领导人。其实,不用看史学家为评职称编写的“史纲”“通览”一类,甚至不必看“二十四史”,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历史的普遍规律。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强力领导人运用各种手段,包括偷、骗、瞒、哄、吓、诱、胁、拐、煽、拉,裹挟了大量的无辜百姓,积聚了足够的武装力量,推翻了前政权。出于人类好同恶异的心理,这些前政权下的子民开始当然并不能适应新的主子,主要是不能适应新的“奴隶规则”,否则,就不可能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类的史话了。但用不了几年,这些最初的人质以及人质的子孙就认同了绑架者的价值。因为时间是迄今为止地上最好的药,它可以医治世上任何创伤和不幸。当一切仇恨在时间的长河里化为笑烟之后,绑架者的价值就成了人质的价值,绑架者的目标就成了人质的目标。就像一首流行歌里唱的,“
   
   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但绑匪毕竟是绑匪,有时弄到人质连饭也吃不饱的程度,二代、三代抑或N代绑匪要“撕票”了,人质终于揭竿而起,破栅毁柙,要绑绑匪的票了,劫持与被劫持的“超稳定结构”才告打破。但仍有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的人质因为做人质的历史久了,已被体制完全同化,反而不能适应自由的日子或新的绑匪,忠臣就这样产生了。什么君臣礼义,什么夷夏之辨,不过是在如何磕头,如何颂圣的动作方面有些微不同,劫持与被劫持的关系不管是什么绑匪坐镇龙庭都不会改变。不过是因为旧绑匪的“奴隶规则”使起来已经顺手了,不想轻易改变罢了。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在肖申克大牢里含冤服刑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得知自己即将假释出狱时,反而忧心忡忡,因为他已经离不开这座已完全体制化了的监狱。为此,老布不惜操刀杀人,以求假释被拒。这时,他已经爱上了这座监狱,监狱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出狱后他毅然选择了自杀。
   
   中国历史上无数殉难的忠臣,宁死不做“贰臣”的遗老遗少所忠于的都是体制化了的“肖申克”。等到新的绑匪制定了新的“奴隶规则”如何纳粮,如何服役,天下又都太平起来的时候,新的人质就渐渐忘记了他们的祖上是如何被劫持的,无数鲜血、眼泪、妇幼的呼喊、老弱的白骨渐渐被岁月的风沙掩埋。历史又在静静地等待着下一轮的循环。其实,新的绑匪和旧的绑匪有什么不同呢?姓朱的绑匪和姓爱新觉罗的绑匪有本质的区别吗?被赵匡胤的子孙强暴与被铁木真的子孙强暴,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吗?换成俗语说,无非是图个脸熟罢了。然而,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作用下,一厢情愿的子民们总是幻想旧绑匪要好些。而正是这种幻想性满足构成了历史上忠臣、烈士、义仆、贞奴代不乏人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有理智,有是非的少女爱上了自己的绑匪?又是什么使得一方居民对劫持自己国家和土地的绑匪产生幻想性满足?专家总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原因有多种,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条
   
   1,人质的身体被完全控制,生命处于某种无处可逃的绝望之中。在关于娜塔莎的报道中,人质被证实:关在一间没有窗户,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车库里。食物、阳光都依赖绑架者的赐予,以致奥地利警方事后抱怨说,他们无法查证,她是自愿还是被迫与沃尔夫冈发生性关系。实际上,对一个身体都无法自己支配的人来说,自愿与非自愿有什么区别呢?就像生活在一个从财产到言论,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全面控制的极权社会的人一样,娜塔莎的所有行为都是别无选择的。因而,她庆幸自己“没 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就和一个太监庆幸自己不会犯“生活作风” 问题一样荒唐。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嫁不出去的老处女标榜自己是独身主义,众叛亲离的瘾君子标榜自己“宁静以致远”,就像在 “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社会里,一个人标榜自己爱国一样没有意义。娜塔莎被救以后,在一份声明中称自己的关押地为“我的房间”,人们对此很有意见,可在一个没有迁徙自由的国度里,人们称自己的国家为“我的祖国”,舆论却视之为天经地义。关键的问题不是娜塔莎“错过了什么”,而是她想“错”的时候,有没有“错”的机会。报道显示,在1998年被绑架的最初半年里,她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她被迫呆在“自己的祖国”,“向墙壁扔瓶子,用拳头捶墙壁,希望有人能够听到,但是所有的挣扎不过只是徒劳。”这时候无处可逃的娜塔莎,就像“片板不许下海”的“天朝子民”一样,除了热爱皇帝与他的亲贵,还能热爱什么?
   
   2,人质获得的信息是经过绑匪遴选的。除了肉身被严格控制以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还源于绑匪和人质获得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娜塔莎在地下室里,是被允许看电视的,但所有节目都是由绑匪挑选后录制下来,再放给娜塔莎看的。绑匪甚至教她“读书写字”,就像独裁政府也实行义务教育一样,但绑匪在娜塔莎看过报纸后,会严格检查,看她在报纸上写下了什么。“他非常多疑”,获救以后的娜塔莎长出了一口气说。这时候的沃尔夫冈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肉身绑匪,而是一个兼书报检查官与广电部门领导于一体的意识形态总指挥。除了控制肉身,他还要改造灵魂。因为绑匪与极权主义领袖一样,仅仅强迫人质为一个他所设定的目标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人们应当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目标。为了这个伟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古代君主制下的皇帝所用的方法至为简陋,那就是隔断一切可以使民智开启的信息渠道,用一套自编自说的谎话混淆视听,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则比古代的皇帝聪明得多。他们不再斩断人民与知识资讯的一切联系,而是把所有的信息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排、过滤,加工成一张带有明确意图的信息指南网,然后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的原则批量灌输给人民。这样,权力的中心就成了真理的中心。说的时候当然义气冲天,仿佛全人类的安危都系于一身;实际上,对领袖和制度是否忠诚是决定某条信息是否发表或删削多少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体制过滤下,谎言变成了家常便饭,无处不在。在由中央当局控制的电视新闻中,除了“动物世界”这种纯粹讲野兽的栏目外,有关人事的没有一样不是假的,甚至连天气预报也不例外。
   
   “关起门来,民主就死了。……当政府开始关起门来的时候,它就有选择地控制了本来属于民众的信息。有选择的信息就是错误的信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创立者不信任任何政府来替我们区分好坏,他们要我们反对秘密的政府。”这是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庭在一份裁决书里的话。崔健则说得更直接:“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
   
   3,人质会不时地得到绑匪的恩惠和眷顾。如果说在君主专制国家,百姓所感到的压迫远不像自由国家的公民所想象的那么严重的话,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部门,在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百姓的大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在峨眉山雇了几个抬滑竿的轿夫过山。到了山腰,看到他们汗流浃背,好心的哲学家以为他们一定很痛苦,就让坐下休息。正待言语宽慰,突然见他们并排坐在一起,抽着烟斗,又说又笑,还给哲学家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你能用11划写出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吗?哲学家说,不能。他们就说,“是王一王二呀” 随后又大笑不止。这使哲学家得出一个结论:用自以为是的幸福观看待别人是错误的。其实,只要是人,求乐避苦,贪生惧死,都差不多。两千年前的西塞罗就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像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像。这话是从人的自然本性上讲的,比如,不管是那里人,也不管是什么颜色,什么时代,就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无缘无故地抓捕、殴打,也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强暴、恐吓。只要有机会选择,他们都会选择温饱,而不是冻饿;尊严,而不是欺辱;公平交易,而不是随意抢夺;公开审判,而不是秘密警察。区别只在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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