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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绳文摘(二):惨不忍睹的信阳事件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人们说河南省“三阳开泰”(信阳、南阳、洛阳),是指这三个地区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三个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来,这个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时隔40年,外界还不知其中内幕。
   
   1999年9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顾月忠和大饥荒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但得知我们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我们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调查任务。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座谈会,同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省委“右倾干部”“潘、杨、王”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年月11月11日,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 “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12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13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14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18 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日中午张福洪死了。。。。。。
   
   2、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指标浮夸不是数字游戏,最终要由农民来承担实实在在的恶果。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河南是粮食大省,粮食征购的压力很大,对所属地县,能多征购就多征购。张树藩在上引回忆录中写道:扩大会议以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现象。很多公共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以红薯叶、野菜充饥。。。。。。
   
   3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当时的县委干部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9毒打,因伤势过重,5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年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天后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年10月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天后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 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960年1月8日,陈湾小队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
   
   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 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 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人,自杀的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 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群众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认3人。
   
   。。。。。。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25个党员中,有21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有346户,死绝了的有39户,原有人口1496人,死亡555人,其中,饿死490人,打死55人,逼死10人,遭受毒打的有438人。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5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50%,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扣成风。”
   
   4、恐怖的饥饿和死亡 粮食强行收走了,1959年9月份就出现食堂缺粮现象。当时就多吃菜,少吃粮,劳动力吃粮,非劳动力吃菜,一天吃一顿或两顿,后来有的食堂几天吃一顿。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伙。11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12个大队122个生产队的291个食堂,缺粮的为100%,断粮80多天。吴集大队在9月中旬(农历8月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从1959年9月有 7645户,34897人,其中男15349人,女19548人。1960年5月剩下6953户,29438人,其中,男14349人,女15044人。人口死亡5459人,死亡率为15.64%,绝户692户,绝户率为9.27%。何陂大队死亡率为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断粮80多天,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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