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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曦(曾节明):剥胡锦涛的画皮


   
   
   
   

   申曦(曾节明):剥胡锦涛的画皮
   南郭点评:申曦,原来是广西桂林电视台电视记者,仅因同情法轮功,帮助一位学员下载了若干法轮功讲真相资料,即被中共秘密警察非法绑架,罗织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投入看守所强制如奴隶般的劳动,强迫其自认精神病,并罚款五千元,而家人为营救他另花费了近两万元,最后头顶"精神病"耻帽,出狱后立即被解职,罚至资料室任保管员。岂料因祸得福,得以每天畅游书海,经七年不懈努力,终成为当代中国最佳政治评论家。申曦对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中共党魁邓小平、江泽民、李鹏、陈云、胡锦涛多有深刻全面批判,其文风质朴,见解独到,眼光透彻,论证令人信服。仅对胡锦涛他便发表了30余篇重头评论,实际上申曦业已成为对胡锦涛政治流氓真相揭批最深刻、准确、全面、细致、详实、具体、独到、令人信服的一位。兹归纳申先生论定胡锦涛的相关评论,以飨读者:
   
   
申曦(曾节明):剥胡锦涛的画皮

   如诗如画的海湾晨曦
   
   1、胡锦涛是个不折不扣的极端专制主义者,其本质是不择手段的嗜权狂;[1]胡锦涛是个典型的共产邪教流氓专制者,他不仅不是什么“呆子”,而是个应变能力很强、极其冷酷、狡诈的反动分子;他死心塌地维护中共专制政权,是个顽固暴虐的党棍;胡锦涛是个视自由民主为洪水猛兽的共产法西斯分子,他是个与民主势不两立的毛共专制主义者,其反动和凶残的本质令人震惊;胡锦涛与戈氏完全相反,戈尔巴乔夫在增强个人权力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民主化改革的逐步深入;胡锦涛在加强权力的过程中则表现出专制控制的全面加强和专制意识形态的再度回流(崇毛热、“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戈氏为人富于良知和人性,在大学时期深受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暴政的启蒙,而满脑子赤匪思想观念、党性坚定、人性麻木的胡氏完会不能比拟。胡锦涛是个比江泽民更凶残、更狡诈的反动分子,他比僵贼泯更擅长镇压人民,不过,胡锦涛最危险的鬼域伎俩还不是冷酷镇压,而是他作秀欺世的鬼域伎俩;他人性极端泯灭,连自己养母刘秉霞都不顾,“党性”以使其变成了一具算度精准人形机器,“深藏不露”功夫远超出正常人之外,大奸若忠,大愚若智这是他作秀欺世的鬼域伎俩屡屡能够迷惑人心的主要原因。胡锦涛上台以来,一改江贼民时期对台僵化被动局面,统战了连战、宋楚瑜、分化了台湾社会、丑化了陈水扁。[2]
   
   2、胡锦涛虽与六四无渉,但他早在六四之前,首开屠杀平息民怨的先例,在拉萨欠下数十条人命,是被邓矮子用作垫底的屠夫的同志。杀人犯的本能使它天然的憎惧赵紫阳,害怕一旦向赵家让步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毁掉他几十年韬光养晦爬官的成果。胡锦涛暴露了其“执政能力”不足的问题:他既无毛、邓的政治手腕,又无赵紫阳的见识和智慧、也无胡耀邦刚直不阿的魄力,而是一幅满清摄政王载沣人物画像。但是也不能低估了小胡的能量,他没有丑闻,思想左倾,心狠手辣,对“外”强硬,曾亲自上街杀藏人,近来痛歼“越南海盗”,深得法西斯分子、党内外粪青、粪老、新、老左派、“解放军”广大鹰派的拥戴,因此,胡锦涛虽然正事不足,对付贼泯同志,还是有得一搏的。单一个亲手杀人的事迹,就够让色厉内荏的老江心惊肉跳的。[3]
   
   3、中共统治集团对戈尔巴乔夫恨之入骨,挖空心思地防止党内高层出现与戈尔巴乔夫类似的人。然而众里“防他 ”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胡锦涛)却在灯火阑珊处”。[4]但是胡锦涛却是一个没有“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之初,他曾短暂让人耳目一新:派人到北欧考察民主社会主义;访问法国时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2003年“sars”期间惩处撒谎官员,增加媒体透明度;提出“以人为本”,“依宪治国”...然而这些,基本停留在口号上。 2004年秋,胡锦涛摇身一变,在内部会议上大骂他的同命鸟戈尔巴乔夫、狂喊要学习朝鲜、古巴、全面加重打压异议人士、独立作家、良心记者、律师、强化新闻封锁、无耻地疯狂镇压上访冤民...现在又竭力欲推出《反分裂法》,似乎准备放手大打内战。胡锦涛如果这段时间采取的倒行逆施是一种策略,自有他的道理:说违心话、做违心事,藉此诱骗江泽民交出权力,顺利地扫除其梗阻,完全抓取最高权力。[5]
   
   4、胡锦涛先生,虽然你无毛泽东之才,但您也有您独到的优势,并且有条件做成真正伟大的事业,将使毛泽东远不能及:您为人低调、行事谨慎周全,极象中国古代伟大预言诗《推背图》里的中国当代圣人:“...中国而今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您要是顺天应时,启动民主化进程,正可以应验《推背图》的以下预言:“...四夷重译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 如果您逆天而行,做江泽民第二的话,您将应验另外一种预言:“...老水(寿水,即”涛“字)为王不出头,民民死绝...”您如果不启动政治改革,将为中华民族带来大灾难,您自己也不能活命。这个预言还写道:“...王出头,二十八死(共产党),民半救...”意即,共产党是注定要消亡的,您如果启动政治改革,中华民族虽然要付出牺牲,但还有救。胡锦涛先生,您没有腐败丑闻,我相信您是一位有责任心的人;您年轻、还有潜力,完全有能力实现戈尔巴乔夫式的转变,在这历史时刻作出正确的选择,拥抱上上帝的救恩![6]
   
   5、中华民族是重情的、厚道的,胡锦涛先生,如果您能够领导中国成功地民主化,您不仅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完全不必象戈尔巴乔夫那样下台,中国人民肯定会用选票将您留在台上,您将成为中华合众国(中华联邦)的世袭国家元首![7]
   
   6、在加强镇压和言论管控的背后,胡锦涛先是运用传统的专制行政手段加大了惩治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滥用职权、乱收滥派等腐败行为,使得政府、公检法机关、教育单位的腐败行为比僵贼泯时代末期有所收敛;胡锦涛还从环保入手,对疯狂征地、滥上项目等严重激化官民矛盾的腐败行为进行打击......胡锦涛指向邓小平跛脚经济体制改革的矛头十分明显,同时也表达了对这条由邓小平带的头、被僵贼泯、朱镕基走到极端的“走资派修正主义”路线强烈的否定。看来胡锦涛确实看到了造成现实的巨大危机和灾难的经济体制上的原因:那种毁弃毛泽东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点可贵的善待弱势群体的公正的制度,不顾老百姓死活,包括医疗在内所有公益性事业全面放开投向市场:经济上胡开乱放、巧取豪夺、残酷剥削、恶性竞争、虐民卖国的邓江“改革开放”路线,是灾难之源,再也不能走下去了。[8]
   
   7、胡锦涛现在也是满脑子毛泽东反动思想,是新皇权主义者,但他也是弱势领导人,权欲很强,为了保住权位,他未必不能变革。在日益增加内外的压力下,不久的将来,胡锦涛很有可能作出石破天惊的政治变革举动。 最后说一句,希望胡锦涛吸取满清摄政王载沣的教训,不要等到危机总爆发,一切都无可挽回之际,才急忙推行改革,到那时无论您怎么努力,也是“风流总被风吹 雨打去”;即使您不愿向戈尔巴乔夫那样下台,也应效法波兰前主席雅泽鲁尔斯基,在最后关头顺天应时,亲手开启启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总开关,改组共产党、逐 步开放党禁、开放新闻自由、逐步清理历史积案,以中国老百姓企盼清官圣人的习惯心理,凭借这些,您绝对可以顺势一跃而成为新的中国的国家元首,荣获诺贝尔 和平奖,誉满全球。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现在还来得及,越早改越主动;越晚改越危险,胡锦涛先生,是成为中国的圣人,还是要落得个“胡紧逃”的下场。[9]为避免重蹈民国初年乱世覆澈,有志于结束中共专制统治、创建民主中国的仁人志士必须吸取的最大教训是: 必须竭尽所能地促使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10]
   
   8、胡锦涛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显示出:此人是一个当代载沣,毫无新思维,满脑子是共产新皇权主义……毛泽东思想。胡锦涛的类载沣式的保守本质,决定了光采取一般的晓之以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劝说、上书是根本无法促使其转变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胡某人绝无可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呢?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胡锦涛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嗜权狂,当年为了权力,胡锦涛可以违心地投“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所好,又在僵贼泯淫威下韬光养晦十几年,忍辱负重功夫可谓了得。今后,如果面对体制外抗争、体制内分裂的越来越巨大的压力,为了保住权位,胡锦涛转而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没有可能的。胡锦涛与邓小平、僵贼泯都不同:相比之下,胡锦涛的罪恶轻得多:胡锦涛早年没有丑闻、没有身世丑闻、在“十七年”及文革期间,没有害人整人的丑闻、在后文革的近三十年里,没有贪腐丑闻,他唯一的罪恶是在1989年三月指挥镇压了拉萨藏民示威游行,打死藏人约六十人。对那次惨案,胡锦涛当然负有直接的罪责,因为他力主镇压,但是总的罪责却不在他,而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军委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因为,若没有中央军委的批准,谨小慎微的胡锦涛是决不敢下令开枪的,胡锦涛当时只是西藏党委书记兼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若不是李鹏签署了戒严令,胡锦涛有什么权力下令在拉萨戒严? “拉萨平乱”死了几十人,数目远小于邓小平犯下的六四杀人数目,也远小于僵贼泯犯下的害死法轮功信徒的数目,并且,六四和“揭批法轮功”的罪魁祸首要犯李鹏、罗干、僵贼泯、陈希同、杨百冰等坏人俱在,为胡锦涛作垫底;还有超级贪腐罪犯贾庆林、黄菊、李长春、贺国强等流氓为胡锦涛作垫背,相比之下,胡锦涛在西藏背上的那点包袱又算什么?胡锦涛不仅没有镇压民主化运动的污点,甚至还有一个不惹人瞩目的亮点:1986年,作为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以与大学生共餐对话的方式温和解决了贵州省学潮。胡锦涛对民主化的主要恐惧在于:民主化使他丧失来之不易的最高权位,象戈尔巴乔夫那样,亲手将俄罗斯民族从斯大林模式里解救出来,却落得黯然下台的下场;其次是,民主化造成中国混乱,少数民族地区乘机分裂独立,他胡某人当年镇压藏人的罪行会受到追究。[11]
   
   9、从个人素养及特点上看,胡锦涛比邓、江更不具有可塑性,但却更具突变性:一个人在专制社会官场这种物欲横流、红尘滚滚、充满腐化堕落诱惑的超级名利场中,能够三十年如一日的巍然不动、谨小慎微、忍辱负重、深藏不露,做到没有任何贪腐丑闻,没有信仰是不可能的。当年正是由于心怀戈式马克思“民主社会主义”强烈信仰,戈尔巴乔夫才能够艰苦奋斗、谨慎克己二十多年,终于入主克里姆林宫。胡锦涛也是这种有强烈信仰的人,只不过他信仰的是落后反动毛泽东主义。胡锦涛顽固地死抱毛泽东主义,这是胡锦涛比无理论、无信仰的流氓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者邓小平、僵贼泯之流更不具备可塑性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如同戈尔巴乔夫一样,胡锦涛对理论问题持较严肃的态度,不象邓小平、僵贼泯那样轻视理论、私欲熏心、玩世不恭、不择手段,一副纯粹的市井流氓瘪三无赖德性(由是,邓江具有“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心态,理论建言不可能见效),在巨大的统治危机压力下,走投无路之际,如果得到适当的点拨,胡锦涛未尝没有可能发现毛泽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民主思想的诸多悖离之处,从而忽然转变。这又是胡锦涛比邓、江更具突变性的方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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