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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权律师答东赛

尊敬的唐先生,
   
   劳驾!
   
   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

   
   1 您作为律师又居住在中国大陆,您如何从中国现行的法律角度看待日前北京政府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全面透露与达赖喇嘛特使接触情况?
   2 您作为一名中国人,您希望这次印北达萨举行的"全球藏人特别大会"选择什么样的途径才能有利于藏人又有利于中国人,更不趋于两个民族之间将来发生仇恨?
   3 从您的经验看,笔者所猜测的"提高'中道'要求"是否行得通?
   4,从中国大陆制定的法律看,至少书面上比较健全的,但是,从实际生活中实施的政策而非法律?为何法律落实不到实处?
   5,您是否愿意通过这个采访向藏人以及我的读者简要地介绍一下您自己?
   
   谢谢!
   
   东赛敬启
   
   15/11/08
   
   
    Reply Forward唐荆陵 is not available to chat
   
   尊敬的东赛先生:
   
   首先祝贺您以及世界各地的藏族同胞们、朋友们藏历新年快乐、吉祥!
   
   很抱歉一直到今天才回复您的信。惭愧的是虽然我们出生和生活在这同一块美丽的国土上,由于信息封锁,我却对藏族同胞的文化、历史、现实处境缺乏深入的了解。尤其是有不少人还因为各种因素流落海外,更给真正的交流带来了很大困难。好在王力雄先生、茉莉女士以及其他一些藏族或者汉族的作家写了不少作品,我多少得以了解一些藏文化。您的来信给了我一个机会,这是我分外珍惜的,所以我一直期待能就您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有个相对清晰的回答,这就是我直到今天才回信的主要原因。
   当然,就今日而论,在"全球藏人特别大会"已经胜利召开并取得良好成果的前提下,有一些问题已经暂时失去了意义,但追求自由永远不会失去意义,这是我在时隔这么久之后仍然要回信的原因。我希望就此机会向藏族人民表明我的敬意,以及与诸位携手建立一个自由的新家园的美好意愿。
   藏民族为了追求自由,付出了长期和艰苦的努力,达赖喇嘛在海外多年的流亡就是一个明证。到今天,达赖喇嘛不仅在藏民心目中,而且在广大汉族民众中(尤其是佛教信徒)也逐渐具有了重大影响。然而,藏族人民的自由和中国大地上其他民族的自由是难以截然分开的。为了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能有尊严地生活的自由国家,并不单单只有藏族,其他民族的有识之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许在过去的一些年月里,那些不同民族的人士只是在孤单地为自由而战,但今天,大家已经可以逐渐走到一起来。
   仔细拜读了您的几篇政论,我觉得您虽然身在海外,却仍然能够相当准确地把握大陆的政治走向。我推测,中共现中央政府召开记者会披露和达赖喇嘛特使接触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对外交压力的反应,从我在国内的新闻报导来看,也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公开,而只是单方面的,我个人对这样的公开不做太正面的评价,也不认为这种举动代表了政策或者法律层面的调整。
   "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也是汉族以及其他关心中国自由与民主事业的所有人士深表关注的一次大会。只是身处国内,我们没有合适的渠道表达我们的关切和期待。目前看来,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成功。我以为,藏族同胞面临的问题和大陆其他同胞、乃至港澳台同胞关切的问题的共同基础是自由以及在自由基础上的平等联合。我当然不会回避,在今天,西藏问题乃至新疆问题多少具有了相当浓厚的民族问题的色彩,但我以为因此冲淡自由这一本质问题的中心地位则是不明智的。我确信,中国并不单单是汉族人的中国,也是藏族同胞的中国,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的中国。关于汉、藏民族的发展和关系,从事后的结果来看,这次大会作出了审慎而明智的决策,我能感到这次大会对祖国的善意期待。民族的和平相处之道,法律和政治的制度保障然重要,但信心、耐心、宽容这些文化因素更是持久地产生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美国黑人在这个从美好梦想出发的国度渡过了漫长的黑夜,今天,我们看到在林肯、小马丁.路德.金牧师所开辟的道路上,一位黑人总统受命于危机之中。这些道路可以给我们启示:当我们回到自由的泉源之处,我们就可以真正避开民族仇恨的暗礁。即使到今天,中国还没有为生活在这个土地的人们绘出自由的蓝图,这是这片土地苦难如此深重的原因,但我们为何不能庆幸自己出生在一个正在开创梦想的时代呢?——携手将中国大地建设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度,让我们成为一起建设,一起战斗的兄弟而不是互相仇恨的邻舍。
   今天一些不完全的信息已经让身在大陆的我们了解到,达赖喇嘛一直在和中共中央政府进行接触和对话。在政治行动的谱系中,排列着参与和寻求救济(法律意义上的救济),到建言献策,到批评异议和反对,到对话与谈判,直至反抗(和平的或者非和平的形态)。一个行动的团体或者个人在选定目标后,自然会在这个谱系上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当然,这个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长期而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的对话和接触之后,适当调整行动方式是很自然的结果。这次藏人大会的会议结果表明您的预测是准确的。
   我也注意到,这次藏历新年达赖喇嘛发表的是一份有着深深伤感的文告,我理解这种心情。这150年以来就是我们的一部艰难的蜕变史,如同化蝶过程中的挣扎。
   中共建政后,中国是从毛泽东先生所谓的无法无天的日子经过痛苦的自我戕害之后开始去寻找法治的道路的。我觉得这是理解“有书面的法律体系却没有法治”这一症结的关键。法治还得靠点滴的积累来推进。一个社会要确立法律的统治,是有政治前提的,那就是不存在超越法律的机构或者组织。今天的中国不论是在法律的文本上还是在政治现实中,都还达不到这一点。
   关于我自己,我愿意将自己的一个小传附在文后,您可以自己节选您觉得必要的部分。
   
   
   
   
   唐荆陵自传
   1971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荆州市,1989年10月入上海交通大学应用化学系学习,1993年毕业后分配至广东汕头。因立志从事增进自由和维护人性尊严的事业,于1997年10月参加律师律师资格考试并通过。1999年11月取得律师执照后开始独立执业。2000年3月转入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担任专职律师。2004年7月开始介入东莞兴昂劳工骚乱案件,担任两宗案件中两名被告的辩护律师。后因此事被东莞市司法局拒绝给予当地注册,仍旧调回广州总所。2005年1月1日,该案羁押9个多月的10名劳工被告全部被缓刑释放。随后,协助该案所有10名被告取得其所在公司董事长个人给予的相当于其9个月个人工资的“人道补助”。 2005年另外还担任番禺石壁三村罢免案件被罢免人和新当选的原罢免提案人名誉侵权纠纷的代理律师。2005年8月底介入太石村罢免事件。担任因参与罢免被迫害村民的行政诉讼代理律师和辩护律师。111月初,支持我依法办案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在政治压力下被解职。随后,律师所在政治压迫下于2005年11月提前解除我的律师聘用合同。2005年12月19日,太石事件中的所有被拘押人员均被释放。2006年4月,我在转所注册时,接收的律师所在政治压力下撤回了注册手续,故律师执业证一直被停用至今。2006年7月,为揭露中国基层选举的伪诈而发起了公民不合作----“赎回选票行动”。2007年初,为反思民族性灾难的“六四”屠杀,发起了“六四静思节”行动。另外在工作之余,积极推动流动劳工的法律常识普及工作。以法律从业人员身份多次参与争取言论自由的公众呼吁。连续多年担任交通大学广东校友会理事并发挥积极作用。目前仍从事法律工作服务于公众。居住在广州市沙太路麒麟岗。
   
   近年主要经历
   我正式参与的第一个维权行动,是关于律师权益的。2001年春,我从事执业律师工作刚两年,在一次到广东高院出庭的时候,遇到法院保卫部门的电子扫描和验包——这本质上是一种人身搜查。我十分吃惊,当即给时任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吕伯涛先生写信,希望停止对律师采取这样的措施,不过,我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不久,在广州中院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我到当时自己常去的中国律师网上看了一下,才发现这是不少地方都已经或正开始采取的行动。当年的6月,我发表了《致全国律协的公开信》,指出这种做法的错误性,请求中国律师协会履行自己维护律师职业尊严的职责,同时希望同行们能关注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我还将这个信投稿给一些律师界的杂志,不过没有得到发表。这个信件放在中国律师网上,倒是引起了一些律师朋友参与评论。我记得也有其他一些律师对这种措施提出了批评。后来,我看到不少地区的法院规定只要律师出示了执业证,可以免受“搜身”,直接进入法庭。
   
   我记得的第二个维权行动,是03年震惊国人的孙志刚惨案。这个事件所激起的愤怒我今天还能感觉到。孙的惨死让许多国人都感觉在那一刻经历了一次死亡。广西著名作家东海一枭拍案而起,发起了一次公民联署。我十分荣幸地参与了这次署名,还得以和另一位法律界人士一起(他早已为人熟知,但这里没机会征得他的同意,故不便使用他的名字)各自为联署提供了一些法律上的参考意见,其中一些也得到了发起人的认可。也是在那一年,东部的一些朋友在来广州游玩时,还专门带来了他们制作的多款自由文化衫来赠送给我们。这其中也有孙志刚的文化衫。直到今天,我还是会穿这些衣服游走在街上。
   
   03年6月,香港发生了反对23条立法事件,著名作家杜导斌先生发起了《紧急呼吁中央政府敦促香港立法会暂缓23条立法的公开信》,我也积极参与了署名,并力所能及地提供一点法律上的看法。
   
   03年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提,那就是成都的李思怡事件。一个三岁女孩,因为母亲涉嫌吸毒被抓走后无人照看而活活饿死。著名作家任不寐先生发起了接力绝食纪念行动。我在那年的10月正好回大学母校参加班级的毕业10年会。我选择了在10月1日参与绝食纪念。04年4月,为记录这一难得的经历,我写了《一次失败的绝食纪念——关于非暴力和爱的体验》一文。
   
   也是在那几年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不锈钢老鼠、黄琦、罗永忠等多起网络作家被捕被审判的案件。我一直关注这些案件,和网友一起探讨,也参与相关呼吁。这就是《要求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法律解释的呼吁信》这个信件发表的主要背景。这个期间,我也认识了一些富有正义感的网络作家。开始于99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日益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和关注,我虽然人微言轻,但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04年师涛案件后,上海著名女作家小乔面对肃杀的以言治罪的风潮,发表了关于师涛案的呼吁,我义不容辞提供了一点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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