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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失马焉知非福


   
   
   
   东赛按语:

   
   1,西藏著名学者茨仁夏加撰文评析所谓的“百万农奴解放日”,让人感触极深,又表达了当前藏人想表达的真实声音。
   2,本主持人比较喜欢学习历史,尽管从大学算起接触藏中历史近二十年,但是,还没有吃透,更没有抓准,仍在蜗牛似地爬行于历史的沙漠深处。虽然如此,从历史学的角度看,除了短期或除了北京政府的缓兵之计外,官方设立并庆祝“百万农奴解放日”给全世界答复了另一个提问,即何时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时间,因为,新华社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永载世界文明史的光辉一页”一文明确地向世人大声说明“1959年3月28日,对历史来说,不过是短暂的一天;对西藏而言,却是一个新旧社会的分水岭。... ... 世界再次将目光聚焦在了西藏50年前的那一天: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从而揭开了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人的序幕,西藏实现了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伟大历史跨越。... ... 雅鲁藏布江欢腾,唐古拉山作证,古老的西藏新生了!”当然,这并非北京政府不知道,而是有一种安慰印度的强烈意图,如此才能印度将会放心悬而无果的边界争端;如此才能有可能达到狼狈为奸,共同瓜分西藏的企图,但是,胡温政府过分依赖战术而步入了战略误区,从而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增加了变数,“西藏自由运动”至少延伸了100年,更提高了西藏在世界棋局中的分量和加码。
   3,现在看来,藏人不需要去过分地在乎“农奴解放日”,反而这个节日成了“塞翁失马”式的新传说,干脆大家把这个称之为“达赖失马”吧。
   茨仁夏加 西藏与中国:现在的过去
   
   原文发表于英国“开放民主”:http://www.opendemocracy.net/article/tibet-and-china-the-past-in-the-present
   
   译者:台湾悬钩子
   
达赖失马焉知非福

   
   著名学者茨仁夏加/摘自网络
   
   茨仁夏加说:中国官方庆祝1959年“解放”西藏,乃是一个否认藏人声音与意愿的殖民者愿景。
   
   China's official commemoration of its "liberation" of Tibet in 1959 is underpinned by a colonial vision that denies Tibetan voice and agency, says Tsering Shakya.
   
   中国政府在2009年1月宣布,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称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节日,将在西藏展开庆祝活动,以此来纪念1959年的事件:在藏人反对中国人僭越统治而群起抗议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拉萨,直接统治了该国家。
   
   成立节日的决定——也是对于2008年3月与4月,遍及青藏高原各地抗议事件的回应——乃是经过精心的计算,并且以反映西藏人民真诚祈盼的样子来呈现。这个“解放日”的宣布【1】——2009年3月28日——是由拉萨的“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藏族委员所作出的,这个机构代表的是中国对藏人所承诺的自治权,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总是承奉中国共产党指令的橡皮图章,而并未反映当地的民情。
   
   当然有可能,这样的动议确实是来自一群藏人——少数的党员高官,因为没办法在2008年向中央政府保证藏民族的忠诚与听话,而受到了内部批评。但这本身已经很能显示“农奴解放日”的提案的性质:在一个极权统治的政体里,地方代理政府的失职,代表它只剩下少数几个选择,表演即为其中之一。那么很自然的,极权政体会喜欢看到壮观的表演活动,仔细规划以臻完美,民众亦被要求参与仪式表演,以表达他们的幸福美满。
   
达赖失马焉知非福

   这种现象在北朝鲜相当明显。但即使在那里,这样的表演活动在地方人民心目中的逻辑,跟它表面上所想传达的讯息,也许也是非常不同的。有一次,一个北朝鲜的难民告诉我,他当时很喜欢参加这些表演活动【2】,我以为他可能是欣赏其中的美感;事实上,他说,他喜欢表演的原因,是因为参与者在彩排与演出当天,都可以饱餐一顿。
   
   对于地方的藏族官员来说,“农奴解放日”想要传达的讯息,就是人民大众服从北京领导的成果展现。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壮观典礼,里面会有前“农奴”声泪俱下地控诉旧社会的邪恶,而数百名土著会齐步走过领导的演讲台,身穿多彩的服装,并且划一地舞蹈着——这些都会强化党对1959年事件的说法,更传达出今日藏人的心满意足,感激涕零。这个也会让藏族官员创造出一场让他们保住乌纱帽的表演,而地方人民满足了地方领导的需要,才能安居乐业。如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3)笔下【4】,一百年前在欧洲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非洲,地方土著学着体会殖民主人对他们的“高度信任”("exalted trust" )。
   
达赖失马焉知非福

   生存之道
   
   还有其他近如眼前的事例。中国自己也在日本占领期间经历了类似的状况,当时中国本土与日方合作的人士——如汪精卫,他本是1940年代早期的中国官员,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都认为他是汉奸(背叛汉族的人)——被迫施行日方的命令,代表他们的统治者强迫人民做事。今日,党在处理非汉人的需求时,也需要这样的当地买办,来提供土著顺服的表象;据说,党经常为这些官员举办会议,而从北京为此目的专门派下来的党员高干,会花上几个小时,轮流赞美与警告这些地方官僚。
   
   博弥(藏语,藏人)并不会指控这些人为叛徒,而是以俚语来嘲笑他们,笑他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模样:go nyi pa (藏语,两头人)。与此同时,地方的领导班子有时候被认为实在是太有办法了,因为比起其他的汉人同事,他们往往能够保住乌纱帽长达数十年之久: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许多极左官员都在1976年之后被“清理”了,只有西藏地区的还保留下来。但他们能够继续待在原来的位置上,还有其他因素,因为党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没有了他们,就没办法运作。
   
达赖失马焉知非福

   
   文化的道路
   
   这种长寿的结果往往造成可笑的现象,特别是在文化的领域上。例如,党一直有一份可以接受、能唱样板歌曲的藏族流行歌手名单。但这份名单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官方到现在还是认为藏族歌谣的天后就是才旦卓玛,这位从1950年代就被指定为最受宠爱的藏族歌手。虽然有很多人很讨厌她的歌,然而到现在,她还是出现在每一个政治性的场合。原因很简单,党觉得她的歌很迷人,是因为围绕着她的生活所建构的象征性: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一个贫穷农奴女孩,靠着一副好歌喉而斐声全国,她就是阶级斗争中光荣、正确的翻身代表,也是土著真诚拥护国家的象征。
   
   但是像在“农奴解放日”典礼上可见到的整套繁复的忠诚表演,总是可能遭遇的困难是,当地人民会有什么看法是难以控制的。我自己小时候在拉萨长大,还记得那时候去看史诗电影《农奴》(1963年,李俊导演)第一次在西藏公映。这部电影刻画了一个名为强巴的“农奴”受苦的一生,他的双亲被邪恶的地主杀死,他本人被地主的儿子当马来骑,(他在寺院又被道貌岸然的活佛欺凌),直到人民解放军来到,使他免服差役为止。这部电影,意图激发人民对于西藏上层阶级压迫的反感,到目前为止,仍在中国内地被视为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有力刻画。
   
   但即使它在拉萨放映时,几乎没有人用上述的感觉来看待这部电影。当地人早就见过李俊以及他的工作队拍摄电影的过程,他们还认识其中的演员,也听说他们只能遵照指令,对于电影中许多不正确之处没有置喙余地。
   
   然而这并不妨碍土著民族的“真情”演出:西藏的每个人在看这部电影时,都应该要哭泣;在当时的环境下,假如你看了以后不流泪,那就有可能被指控对封建领主抱以同情。所以我的母亲与她的朋友们就在眼睛下面抹清凉油,好让双眼看起来泪汪汪。
   
   在一个著名的场景中,强巴因为肚子饿而偷窃寺院佛龛上的供品,因而被僧人痛打。当时的拉萨人并不把它看成什么阶级压迫,反而认为他是个亵渎神佛的小偷,所以受到因果报应。这部片子于是在拉萨被称为“强巴多玛古玛”(意谓:强巴,盗窃供品的小偷)。即使今天,在提到这部电影时,也没什么藏人使用官方指定的名称。对中国官员来说,危险是“农奴解放日”也很有可能会在庆祝典礼过后,即在人民的记忆中遭逢同样的命运。
   
   对于中国人来说,问题更大,因为1959年的周年纪念日,不只是政治的重新安排,也是文化的重新塑造,亦即地方神祗必须受到诋诽,而地方的传统被称之为迷信(即使也是“充满异国风情”的)。
   
   在家乡的宣传
   
   中国政府一直未能在西藏建立起良好的管理与统治的系统,也没办法聘任能够了解人民的干部。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乃是针对“分裂主义”与“达赖集团”进行“殊死斗争”;当地的政治人物必须常常重复呼喊适当的口号,以展现他们“反分裂”的决心。但把这个当成官吏是否适任与能否升迁的标准,等于创造出妨碍良好政策发展的环境。
   
   有一段很长时间——自从1950年代晚期的“反右”运动开始,甚至更早,在图博(藏语:西藏)东部——能够为两个族群真正带来和谐关系的人,已经都被排挤出原来的位置。这也是殖民统治的典型特征,亦即透过地方的买办公开表示支持外来统治,如此创造其统治正当性,并且透过土著顺从的表演来维持。而这个计划能够成功的核心,就是否认当地自发的行动,虽然被呈现出来的民情刚好相反:地方人民热烈欢迎外来的现代化模式。
   
   这一点突显了,中国政治算计中统治图博的一个重要的优先性,那就是要说服“家乡”的听众(而不是被占领地区的人民)。这种展现“拥有”的行为——透过仪式性的权力展示、典礼与伴随而来的国家象征主义——都必须向国内民众一一解释与合理化。
   
   而达成的方式非常简单。例如中国的媒体常常会发表有关西藏主题展【5】的文章(包括国外展出与中国境内的),这些展览显示中国人在1950年代来到西藏之前,藏族生活的落后与野蛮。文章的形式,就是引述一个汉人的看法,请他(她)作证展览的说服力(而不是请一个藏人来肯定展览内容的真实性)。
   
   官方的报纸(英文)中国日报,报道了北京的一个内容相当血腥、暴力的“西藏今昔”展,正是在2008年藏区抗议最猛烈时匆忙推出的,其中引述了一位中国参观者的看法【6】:“展览让我觉得旧西藏是充满野蛮与黑暗的地方,更加了解到政教合一的落后制度阻碍了西藏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政府需要首都人民笃信其任务的美德,清楚地显示了殖民计划本质上总是存在的不确定性与焦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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