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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共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农奴曲”老调重弹
   
    ———谈中共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茉莉
   
   
   
    因几十年前一曲《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成副省级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近年来已与时俱进,热衷于演唱藏语歌曲《美丽的仁增旺姆》了。这首优美的藏语歌曲吟唱的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曲作者是流亡藏人图登桑珠。
   
   
    但在今年1月,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却不同寻常地通过了一个决定,将每年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发动甚至强迫人们载歌载舞去纪念。这就不禁让人纳闷,中共当局把搁置已久的陈词滥调——“农奴曲”又搬出来,所为何来?
   
   
   
    ◎ 北京祭出马克思进步论法宝
   
   
   
    对西藏人来说,2009年非常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他们纪念抗暴起义五十周年,铭记他们的民族领袖被迫长期流亡的一年,也是去年发生的拉萨“三一四”骚乱事件的周年纪念。因此,流亡藏人将这一年定为“大黑年”,决定放弃庆祝藏历新年,以悼念一个民族的苦难。
   
   
    这种具有非暴力不服从性质的民间集体活动,在境内西藏和流亡西藏都获得广泛的响应。对此,中共一贯使用的用坦克和刺刀镇压之方式,已经不能奏效了,你能拿那些安静地坐在家里、不肯吃节日美食“切玛尔”也不相互拜年的藏民怎么办呢?至于那些对世俗汉人有效的经济收买政策,对全民信佛的藏民族,效果也很有限。对此,中国当局不能不紧张了。
   
   
    最近,北京从他们陈旧的理论武库里,祭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对付西藏人,(有朋友说,马克思在坟墓里会气得翻好几个个儿)。看起来,这是一个相当厉害的逻辑武器。马克思主义曾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则是:每一新的社会形态都会比被取代的社会形态更高级、更进步。
   
   
    由于中国社会充满了对“进步”的信仰,因此,北京拣出来的这个旧法宝,就有可能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联手,变成欺压弱小民族的武器:因为你们的社会形态落后于我们,所以我们殖民你们镇压你们就有了合法性。殊不知,人本主义对进步主义的怀疑和批判,已经在当代西方形成广泛的共识,只是一些信奉弱肉强食的中国人不愿了解而已。
   
   
   
    ◎ 比赛讲故事,百密有一疏
   
   
   
    自五十年前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用他们真实的血泪,讲述了一个民族被欺凌的悲伤故事。这个故事长久地唤醒西方人的良知。现在北京东施效颦,也要对世界讲故事了。他们有几千名吃皇粮的御用藏学家,再找来一些“翻身农奴”及其子孙,齐齐围绕这个“纪念日”忆苦思甜,以庞大的宣传机器为这一类故事扩大效果,并发起对达赖喇嘛的大肆攻击。北京以为,这样以攻为守,就可以抵消流亡藏人在国际上的影响了。
   
   
    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不可说不高明。只需卖力宣传“农奴解放纪念日”,就将本来属于人权迫害、民族冲突性质的西藏问题,改换为阶级斗争性质———农奴和农奴主的斗争。这样,中共俨然以先进社会形态的代表自居,抢占了革命的道德高地。
   
   
    俗话说:“百密一疏。”北京在极周密的考虑中也会有一点疏忽。打这种纪念农奴日的牌,固然会让许多大汉族主义者骄傲自豪,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受蒙蔽,但这样的大事宣传,也会将西藏问题进一步推向舆论关注的焦点,引起人们求知求真的兴趣。一旦更多的人追问中共侵藏之事实以及西藏历史之真相,会出现许多对中共不利的质疑。
   
   
    例如有西藏人质疑:“如果真的所有的藏人在过去的时间里,都是奴隶和农奴的身份而让中国给‘解放’了,那么为何这些奴隶和农奴的儿子们要站起来对抗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藏人生存在西藏之外?”
   
   
   
    ◎ 过去的西藏是否真是农奴制?
   
   
   
    藏族学者达瓦才仁曾采访许多境内和流亡藏人,他在《血祭雪域》一书中写到:“中国称西藏是封建农奴制,西藏人则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农奴,而是类似契约的情况下租种田地的农民。牧民也认为自己明明是自由人,怎么会是‘奴’。”
   
   
    不光西藏人自己不承认“农奴制”的说法,不少西方藏学家也不认同中共的定性。例如,法国汉藏历史学家卡西亚-布福特里耶(Katia-Buffetrille)女士在2008年3月接受采访,回答法国权威报纸《世界报》的问题说:
   
   
    “有关‘农奴’一词,一些藏学家也不同意用在农民身上。他们认为用‘普通百姓’或‘臣民’更贴切。事实上,当时大部分西藏平民都是农民。他们以世袭的方式与土地连在一起,必须向领主缴税,税可以是现钱或实物,但更多的是以劳做方式抵偿,大部分是田间劳作。这样的制度看起来很严格,但实际上有很大的弹性。那时的农民确实要尽义务,但也享有权利。领主对农民完全没有生杀大权。这个制度远远谈不上理想,但与奴隶制不能相提并论。”
   
   
    那么,为什么中共能够从西藏找出一些“翻身农奴”做例子大事渲染?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内部,都有千姿百态、各种成分兼具的复杂情况。比较落后的旧西藏社会里有很多自由民,但也有一部分放牧、种地的农奴,例如被称为“朗生”的贵族庄园的家奴。这即是说,旧西藏有农奴制成分,但不能把整个社会定性为农奴制。
   
   
    如果因为旧西藏曾存在部分农奴,就把整个社会说成是农奴制,如此以偏概全地类推,事情就麻烦了。例如,美国独立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南方还长期存在黑人奴隶呢。我们可以把那个时期的美国全面定性为奴隶制吗?再如,中国长期的封建制社会里一直存在家奴和农奴,《红楼梦》中那位抗婚的美丽丫鬟鸳鸯,即是世代为奴的家生女仆。
   
   
   
    ◎ 西藏自我改革的努力被共军踏碎
   
   
   
    列宁曾在提及农奴制时说:“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是这种经济制度的条件”。如果以“人身依附”作为农奴制的条件,那么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便是百分之百的农奴制了。自土改以后,中共便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地主,它强占国家所有的土地,强迫包括笔者在内的变相农奴——人民公社社员在土地上辛苦劳作。当今中国大量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及陷入黑砖窑里做奴工的少年和成人,都可以证明,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也有类似奴隶制的成分。
   
   
    已故的班禅喇嘛和十四世达赖喇嘛都多次指出:西藏的社会虽然不平等,但从来没有听说过饿死人的事情发生。据王力雄说,西藏的农奴在土改中还有定为“富裕农奴”成份的,可见他们并不都很贫穷。一般朗生(家奴)每天给喝两次酒。当年在人民公社里饥饿至死的农奴,做梦也不敢想有这样好的待遇啊。
   
   
    大凡缺乏合法性的统治者,都企图通过重塑历史而营造政治上的合法性。可见,讲农奴故事对中共来说是何等重要。但是,这种故事除了留下许多破绽之外,还会令许多有现代观念的人思考:即使旧西藏真的是农奴制,改变旧制度也应该是西藏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权利,否则这就成了殖民主义的逻辑:当地人无力文明,我们给你带来文明。
   
   
    其实西藏人对旧制度的改革并不比中国人晚。早在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就开始针对西藏的各种弊端,进行一场长达20多年的现代化改革。他的新政包括:改革落后的寺院制度,引进了货币、邮政、电讯设施等,强化了藏军力,创办西藏医学院,……。然而,那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效并不彰显。而后,年轻的第十四达赖喇嘛又在1950年成立了一个“改革会议”的组织,其中包括来自底层人民的代表。
   
   
    然而,西藏人这一系列自我改革的努力,最后都被中国进藏大军的铁蹄粉碎了。以致今天,大多数国内汉人只听到一曲假唱的“农奴曲”,还以为这是汉人对藏人的最大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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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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