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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二个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要不要组织力量把《特权论》刻印出来?

中国民主革命政治道德的示范和挑战


——陈尔晋在1977年国家和个人重大十字路口自觉选择了自我牺牲之路(26:2)


陈泱潮(陈尔晋)在若干重大人生十字路口一以贯之的选择


   
   2008-12-25

   
   ⑴、我在第一个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要不要动笔写出《特权论》?

⑵、我在第二个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要不要组织力量把《特权论》刻印出来?

   
   就在我将定稿的《特权论》异地投邮毛泽东、正密切观察局势发展的时候,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当时对我打击非常沉重。尽管我在《特权论•第五章 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中,已经对神话领袖神话党,明确提出了批判;在后来所写《天命前定——〈推背图〉对当代中国政局的神奇预言和准确验证2:毛泽东》等文中,更是直截了当对毛泽东作了深刻的系统的批判,但是,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之日,可以说当时普天之下,没有人能够像我这样发自内心哀痛毛泽东逝世的了!
   
   因为我深深知道,尽管毛泽东有过这样那样的罪错,但是,他力图建立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愿望是真诚的。正是他而不是别人,一再把斗争的主要矛头针对共产党当官做老爷腐化变质问题、针对共产党内的特权阶级和特权现象,号召对共产党此种变化必须继续革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尤其在他逝世前夕,1976年7月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18条最新指示,令我感到非常鼓舞——我在本文前面以及《幸存者秉公定论华国锋3:毛泽东临死前的“正邦”之举》等文中,都作了这样的白描式的历史的纪录:
   
   “1976年初,我在第三次匿名给毛泽东寄出《特权论》之后,更是高度密切关注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7月间,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18条最新指示,其中包括:
   
   ‘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对象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
   
   ‘共产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八级工资制、有轿车、有洋房、有服务员,是吸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总有一天要被人民打倒!’……
   
   ‘走资派还在走……’
   
   ‘邓小平说永不翻案,靠不住呵!’
   
   ‘邓小平代表的是大官们的利益……’
   
   ‘邓小平追求的秩序,是那种台上咳声嗽,台下就得鸦雀无声的秩序……’
   
   ……等等。
   
   ——毛临死前这些话,颇有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味道,对广大生活在严重不平等制度下的人民来说,有相当的认同感和感召力!在这一点上,直到今天,是毛仍得民心的重要原因!正是在毛这些指示背景下,全国掀起了声势颇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国宣传媒体舆论形势由江青为首的左派所控制和引导。这是毛临死前的交班准备……
   
   看到毛泽东这些非常具有人民性的讲话,我当时以为毛泽东已经看过了我的《特权论》,一场触及官僚特权阶级既得利益的大变革就要到来的气息,令人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在以上毛泽东临终前18条最新指示中,特别重要的一条是“共产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八级工资制、有轿车、有洋房、有服务员,是吸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总有一天要被人民打倒!”


毛泽东这条指示已经毫不含糊地明确地肯定和指出了共产党内不仅是存在着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的” “总有一天要被人民打倒”的“吸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问题是这段话是毛泽东在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说出的?1976年7月中共七一社论发表毛泽东这条指示时,注明这段话是毛泽东在197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个文件上的批示。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值得人们高度注意的信息。如果毛泽东这个批示真正是1974年作出的,千真万确是真实的,那么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就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不满刘少奇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和威胁甚至表现在权力上的架空、就不仅仅是毛泽东为了防止被刘少奇集团边缘化为了重新夺取和掌控全国政权的原因,而是另有深意:毛泽东确实具有把“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真诚意愿和针对共产党腐化变质必须继续革命的自觉。


这是历史重新否定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抹黑“文革”,必须重新鉴定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真实动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依据(对此,请读者参看本文附件:陈泱潮《论对“文革”的历史定性(全文)》http://boxun.com/hero/2006/chenyc/126_1.shtml )。

   
   而在1976年的我,看到毛泽东这条充满正义和公正之心的指示,不仅对毛泽东肃然起敬,而且以为毛泽东已经看过《特权论》,已经吸取了《特权论》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核心价值,内心为之十分振奋!
   
   因此,毛泽东之死的消息传来,令正在深受鼓舞的我,发自内心非常之悲痛。

我当时非常自信:《特权论》毫无疑问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里程碑,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病理学立场观点方法精要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我在《论“依法治国”的两重性》一文中已经指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是企图从经济基础所有制产权上来追求和寻找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而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则是从上层建筑权力相互制衡上来追求并寻找到尽可能的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见http://www.zhhzg.org/board/show.php?board=data2&postno=53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权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缺陷的弥补和订正、就是对马克思孟德斯鸠追求社会公正和正义的社会科学合理性的综合和扬弃。


同时,我当时也非常自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权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合理成分的正宗继承、丰富和发展。

   
   我当时非常清晰地预见到,毛泽东之死,使中国社会从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向官僚特权阶级法西斯黑社会堕落的现实危险,非常清楚地预见到今日中国社会严重两极分化0.4%的人掌握70%财富的必然性和随之必然而来的国家的分裂和战乱……

因此,我当时对认识到共产党体制已经产生了一个“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的” “总有一天要被人民打倒”的“吸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因此必须针对共产党弊病坚持继续革命的毛泽东之死,而非常悲痛!我剃光了头,如丧考妣,甚于如丧考妣——这与其说有如诸葛亮吊唁周公谨,发自内心对堪称知己者去世的悲恸,不如实事求是说,我是在为中国的前途命运而发自内心大放悲声!我是在为中国百姓将一无所有、未来中国难免发生血雨腥风分裂战乱,而发自内心失声痛哭……

   
   因此,当1976年10月传来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抓捕了毛泽东遗孀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消息之后,我立即判断这是一场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宫廷政变】!
   
   紧接着传来的对毛泽东江青的无以复加铺天盖地的人身攻击和诽谤,什么江青乳房是假的,屁股是假的,江青和庄则栋乱搞男女关系……等等,等等,这些不是出于公正立场保留历史真实,而是完全出自得到毛泽东夺取国家政权荫庇和利益的官僚特权阶级向其失去辩护条件的政敌的放肆的诬蔑和攻击,是小人宵小叛徒的无耻勾当。我作为一个在中共政权下几多亲人故旧死于非命、家产被全部抢夺扫地出门、受教育权利被非法剥夺的冤冤枉枉(我家历代书商传家,没有土地、没有收过租放过债)的“地主子女”,为毛泽东遭到对他正确主张不理解不满的叛徒们的这些无耻的背叛行径,而深感愤懑不平。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我清理书籍,无意中发现一本杂志——《诗刊》1976年7月号。上面刊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新疆自治区中共党委第一书记、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新疆军区第一政委当时仍然在位的赛福鼎所写的三首激情洋溢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诗歌。
   
   联系到赛福鼎1976年五一劳动节在“四人帮”老巢上海度过、新闻纪录片赛福鼎在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后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表情……等等信息,我当时判断:赛福鼎对华国锋所谓粉碎“四人帮”内心是完全持有否定看法的,对邓小平因此必然重新上台的现实危险,也是非常清楚的……

这时中国不仅出现了信仰真空,也出现了权威真空。华国锋不仅缺乏非常必要的资历声望和共产党第一把手必须具备的理论力量与深厚的人脉关系(这是毛泽东判定他“不蠢不笨”因而不敢轻举妄动的重要原因),而且,由于抓捕毛夫人和亲信,实质上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正统讲究忠君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已经严重缺乏道义力量和权力系统的认同基础:既严重得罪了“四人帮”为代表的毛派势力,又严重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所不肖。这是我当时判断他华国锋的“伟大领袖”地位最多只能维持5年的重要原因……因此,当时的华国锋政权事实上十分不稳,不堪一击。

   
   在这种情况下,尽快及时抓住发动新疆赛福鼎起义,就是及时抓住了推进中共国民主革命的极好时机,就是抓住了拯救中国稍纵即逝的非常时机!
   
   ……为此,我抓紧对有关赛福鼎和新疆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力所能及的调查。可巧我的(也是邓小平夫人卓琳的)一位亲戚,刚刚从新疆部队转业回到宣威。我从他那里获得了有关赛福鼎和新疆的一系列第一手资料和信息。于是下定决心,准备抓紧时机,发动新疆起义。

但是,在如何才能见到赛福鼎的问题上,遇到一个关键性问题:如何才能取信于赛福鼎,才能让能够与赛福鼎接近的人,愿意积极主动地去帮助我和赛福鼎取得联系见上面?


我当时的唯一有力的武器和途径,就是《特权论》——必须把《特权论》刻印出来,只有拿着《特权论》,以《特权论》作为信物,才能见到赛福鼎,才能策动得了赛福鼎!不把《特权论》刻印出来,没有成文的东西,要想见到赛福鼎共商大事显然是不行的。


然而,我深深知道,在我以前把《特权论》通过异地邮寄上书毛泽东,是个人上书建言的性质,即便就是如此,都完全有可能被枪毙。要是刻印出来,一旦有个闪失,参与刻印者、与闻其事者,都完全有可能被一古脑儿统统打成“反革命集团”,更加难逃一死!


在要不要组织力量刻印《特权论》的问题上,我再次面临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陷在苦苦的思虑之中……


结果,我还是本着“毒蛇螫手,壮士断腕,不断腕不足以全一身也”的信念,本着【个人身家性命服从国家前途命运大局的原则】,冒着极其巨大的危险,组织人力物力,加班加点,终于于1977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周年忌日,成功地把《特权论》非常及时地首次刻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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