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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欣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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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检验真理的实践由谁做主——兼评房宁《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朱欣欣


   官方最高级别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御用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房宁的文章《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恰恰说明多党制的呼吁使中共面临很大的压力,否则不会抛出这样的言论。我想,结合大陆一党制的历史,此举可以简化成这样的故事作比喻——
   
   公仆A工作有许多缺点,又很霸道,大家很不满,可恰逢此地内忧外患,一时找不到可以替换的人选,这时某人B没跟大家商量,找了几人违法拿起管制刀具、枪支,号召大家造反,并许诺:将来的日子大家做主,会比现在更好。大家听了把法律丢到一边,跟着B用枪杆子将公仆A赶跑。大家满心欢喜地将B推举为新的公仆,没想到公仆B还不如公仆A,他独断专行,用枪杆子威胁加谎言忽悠,欺压大家,死了很多人,罪行累累,腐败透顶,还迫害维护权益的人们。一些人想,我们花钱雇公仆,不是请人来奴役我们的,应该我们自己挑选,不合格的公仆应该被炒掉,公仆的位置应该谁服务好谁来坐,必须通过合法竞争让大家挑选,就像大部分别的地方做的那样。可是公仆B不愿放弃趁机捞好处的地位,虽然大家群起攻之的事件越来越多,他还想赖在台上过一天算一天,于是他把持了所有的讲台,加上暴力手段,不让那些人的意见传播。同时,为了提前预防,扰乱大家的思想,公仆B从他养的人里挑了一个披着学者外衣的人,站在公仆B搭的讲台上,拿挑选公仆时刚开始做或者做得不好的个别地方当例子,吓唬大家说,我们的“特色”和别处不一样,挑选公仆会引起“动荡不宁”,公仆B可以代表大家的利益,还是让他替大家做主好。说这话时他闭口不谈公仆B的历史和现实的罪行。
   

   无视历史和事实,以偏概全,拿不充分的假设当理由——这就是房宁文章的谬误。民主制度是虽不完美但最不坏的制度,多党制作为民主制度的设计内容之一,与市场经济一样,没有姓“社”姓“资”之分,具有普适性,像许多文明事物一样,源于西方并不代表只适用于西方。所以无论西方东方,除了少数非民主国家,绝大多数不同特色的国家都实施这一制度,其优于一党制的合理性已有诸多论证,无须笔者赘述。这里只想以是否实行多党制为例,谈谈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施的决定权应由谁做主?
   
   认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中共执政30年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后,向常识回归的开始,从此以后的改革开放,可以视作中共的悔过过程。但由于缺乏实质的反省(与苏联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一样,出于对合法性基础崩溃的恐惧,党内和党外的进一步反省被压制),悔过不彻底而失去了自新的机会,又开始积累新的罪恶。这皆因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实践,其实施与否的决定权依然被替代个人独裁的一党专制所独霸,使这一标准失去了公共性,成为一党私用的工具,可用可藏,而不交与民意裁决。没有程序的公正性与合法性,所谓真理也就失去了应有之意,容许实践检验的只是一家之理。
   
   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是自下而上开始的,却被中共改革派出于政治实用主义而操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取得了全社会渴望改革的共识,但讨论是以一定限制范围为前提的,这就决定了讨论的不深入和不彻底,没有明确决定实践实施的决定权应以民意为主体,所以就像当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毛泽东利用红卫兵一样,当邓小平利用民主派上台巩固地位后,不但开始扼杀西单民主墙等民间力量,也压制党内民主的进一步诉求,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代替“两个凡是”,为改革设置了“铁栏”,使后来至今的改革成为跛足的、畸形的前行。
   
   从公共性来看,检验真理的标准被垄断为“党有化”,根本源于百年轮回的“中体西用”思维,如果“以人为本”只是手段,改革的目的就成了“以党为本”,就像封建专制时代将民与官比作“水与舟”,与现代政治文明相比,完全是上尊下卑的颠倒关系。这样,凡无碍于一党体制的改革皆允许实践检验,以“与世界接轨”、“迈向现代化”为由掠为自己的功劳,当作其合法性危机的粉饰品;反之,凡触及一党私利的奶酪,均以不符合“中国特色”为由列入禁区加以拒绝。这种对待原则的双重标准,印证了中共由过去的全面僵化向灵活应对转变的后极权特征,这种貌似传统“中庸之道”的犬儒主义,从大历史的视野看,只能带来一时迷人的假象,自欺欺人。得过且过的维持会心态,让当权者缺乏直面现实和未来的真诚和胸襟,使中国在真正的世界文明之外徘徊。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少数特权集团垄断权力,民众无法参与改革,走向未来的途径迷失在黑幕之中,国人的心态可想而知。没有民意和公平的导引,如此一个大国犹如失去双眼,其行进的路程吉凶难测。
   
   要避免和化解危机,不能寄希望于自封为伟光正的救世主,必须建立现代民主体制,因为改革已经蜕变成少数特权集团谋取利益的招牌,应破除新的“两个凡是”,以民意为导向(科学决策以民主决策为基础)。首先落实宪法关于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这样,才能反映真实的民意(无国界记者协会一年一度的新闻自由报告显示,中国一直在最末几位徘徊,甚至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各方意见公开平等的表达、交流,开启并集中民智,再依法进行竞争、谈判、妥协等博弈,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共识。事实证明,虽然通过武力和欺骗,中共捆绑着一部分人的意志,但即使是长期被封闭的教育、宣传等党文化愚民环境所控制的民众,也越来越多地觉醒,不认同中共自封的民意代表。2004年,在《通往公民社会》(波兰米奇尼克著)一书的序言《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里,原中共老干部、著名学者何家栋(已故)引用官方媒体的调查资料时说:
   
   官方对地方干部做过一次历时两年四个月的“战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按党章和《干部准则》考核,县、局、处级干部素质合格率仅为4%;厅、局级干部的素质合格率为7%;副省级干部素质合格率为15%。社会各界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满意度平均为20%以下;对党政部门干部的满意度平均在15%以下;对上层建筑领域干部整体满意度为12%;中青年干部表现出为高尚理念而工作的,仅为6%。这就是说,政权的支持率最高还不到20%。一个泱泱大国,政治生态如此恶劣,可他们控制的媒体还在大肆渲染自“六四”以来,这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太平盛世”,真是令人汗颜。对此,一切有良知的政治精英理应反躬自问:现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们的想法、感觉总是和民众格格不入?为什么你们拥护的老百姓要反对?你们反对的老百姓却要拥护?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听听底层的不同声音?如果你们能解开这个现代司芬克斯之谜,国家或许就有救了。
   
   可想而知,何家栋所引用调查资料反映的情况在今天更糟。在中共内部,作为党内精英的知识分子党员也对当权者不满。2004年,美国匹兹堡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华裔学者唐文方在《中国民意与中国社会》(这是涉及此类专题较客观的调查报告)一书中,综合他主持的调查和中国官方体改委等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后的得出结论:“作为技术官僚的党员知识分子正日益成为改革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就这方面而言,他们正日益赶上并超越非党员知识分子。尽管政府对他们进行了更多的意识形态教育并赋予了其更多特权,但当谈及改革中的道德问题、腐败、法治和立法改革、政府声誉以及政府效率等问题时,党员知识分子对政府和执政党的批评总是要高于非党员知识分子。同体制外知识分子一样,他们都强烈地支持更激进的改革。同时,在遇到问题时,他们更倾向于发挥带头作用。他们有可能成长为比体制外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变革推动力量,而这恰恰是西方人意料之外的结果,因为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通过体制内的精英来改变。”
   
   胡锦涛既然承认“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那么,真理不怕质疑。一党制的灾难和弊端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和现实,所以除了多党制中国别无选择。这一问题应当放在阳光下,让与房宁不同的观点得到平等、公开的表达,让民众了解、判断,由广泛的民意决定。这样,胡锦涛的“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才不是空话、假话。
   
   部分参考资料:
   
   《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作者 房宁 2009年2月9日《人民日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803683.html
   
   《通往公民社会》[波兰] 米奇尼克 著(该书可上网检索下载)
   
   《中国民意与中国社会》[美] 唐文方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2009年2月18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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