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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演变”与“不折腾”

   
   朱欣欣
   
   最近整理书橱,翻出20年前的一本书《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这是1989年在六四大屠杀后的第二个月,官方为欺骗民众急急忙忙推出的宣传品之一,封底注明“限国内发行”,印数达29万册。20年后再看此书,感慨颇多。此书是中共“阶级斗争”极左思维的产物,放在今天,民心丧尽、善于瞒与骗的中共不会再有出版此书的自信,国人的思想已非当年可比,此书只能让“反动言论”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认同,所产生的相反效果离中共的希望会相差更远。
   

   撇开复杂的国际关系因素,如果不因人废言,客观地看,该书中的言论基本上有理有据,富有预见性。
   
   “和平演变”是上世纪下半叶冷战时期,西方民主世界针对共产专制阵营推出的一种战略方针,旨在运用经济、文化等非武力手段,通过与共产专制国家的交往、合作,输出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影响和帮助其国内民众的觉醒和反抗,促进共产专制国家向民主化社会和平转型。所以长期以来,共产国家的统治者一直将“和平演变”视作西方“敌对势力”“颠覆”其专制统治的“阳谋”,竭力防范。这些年出于利益需要,在与民主国家的交往中,中共不再以僵化的意识形态为标准,不提“和平演变”,但在触及专制统治的原则问题上,依然强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丝毫没有放松,只不过表现得不再赤裸裸。
   
   基于全球视角提出的“和平演变”,是站在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提出的。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价值观的美国,一直坚守着基本的外交原则,成为世界人权的积极捍卫者,是“和平演变”的主要力量。美国前总统里根1985年说:“我们重新向全世界公民宣布:自由不是上帝精选的少数人的特权,自由是上帝的所有儿女的权利。”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同一年接受摩根索奖时表示:“世界向何处去——不管是朝更为自由方向发展,还是朝专制的方向发展——同我们具有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
   
   “和平演变”与共产专制国家靠输出暴力推广革命不同。前者以人类的普世价值为核心,以人民的自主选择为基础,促进多元化社会的建立;后者以暴力手段,用一元独大的专政方式,建立貌似乌托邦的人间地狱。法国前总统戴高乐1963年在谈到共产专制国家时指出:“这种演变已经有某些迹象了。一切都取决于我刚才谈到的这个集团内部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取决于赞成人民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是否会战胜只认识暴政、野心和统治的精神。”英国国防大臣卡林顿1983年在谈到二者区别时强调:“西方必须忠于自己的价值观念。有冲突而没有合作,这是列宁主义的传统。我们自己的传统应该是通过强大有力的对话、以和平的手段解决潜在的冲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表示:“我们要的不是凌驾于其他国家或人民之上的胜利,我们要的是自由思想战胜压制自由的专制独裁的胜利。”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1958年在揭露“共产帝国主义”统治者时指出:“有权的人们正在狂热地宣称,人类的不同个性和人类的尊严,都是错误的理想,一个唯物主义的、无神主义的社会才能够最好地满足人类的需要,这种社会强制实现一致,把人当作巨大的经济机器中的齿轮。”且不说苏联、东欧和朝鲜、古巴、越南、红色高棉等地在共产专制下的悲剧,对上世纪后半期至今的中国有体验和了解的人,都会对杜勒斯的观点深有体会。
   
   如同人与人的关系要遵守起码的道德底线,在国际关系上同样不能仅仅“唯利是图”,“和平演变”就是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举措,所以尼克松上世纪八十年代主张:“我们谋求的和平必须是同正义结合在一起的和平。”“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它们的力量在于它们并不规定人应如何生活,而是只是认为个人与民族应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民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民主。”自由、民主、平等、人道等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国际关系和世界和平的基础,只讲利益、不问是非的犬儒化危及世界和平与公正,二战前对纳粹的绥靖政策所导致的恶果众所周知,今天中共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也可见一斑。虽然温家宝口头上不得不认可普世价值,但中共依然在外交上以中国的市场为诱饵,分化和瓦解民主国家,以维持其最后一个专制大国的统治地位,装扮成新加坡模式的伪民主国家。中共以“国家主权”、“干涉内政”为由,无视联合国有关人权的公约,迫害民主、维权等人士,拒绝政治改革,在国内外越来越不得人心。
   
   “和平演变”的提出不仅有理而且有据。“共产主义世界已经不再是一块坚硬的磐石,而铁幕也不再是无法渗透的铜墙铁壁。”前美国总统肯尼迪早在1959年苏联将它的共产制度输出国境后十几年,就从斯大林死后东欧的一系列动荡看到“和平演变”可能性。事实胜于雄辩,前美国总统尼克松1982年自信地写道:“我们最大的资产是铁幕两边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事实:共产主义行不通。即使是共产主义的最死心塌地的辩护人也越来越求助于空谈道理,而不敢提它所造成的可悲的后果了。”他1988年就预言苏东“90年代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一次政治地震。”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指出共产主义和希特勒主义一样,“是一种稀奇古怪的思想变态,因为它是一种无视人的基本天性——产权、家庭生活高于一切——强加于社会的政治制度,而要使这种制度运转,就必须大规模实行暴力。如果你现在冷静地看看一些社会经济倾向,你就会发现,实行过共产主义的国家越来越落后于其他国家。它是行不通的。”今天中国的进步与落后就是有力的证明。
   
   共产专制国家的变化证明,拒绝向民意妥协、让权、分权,“和平演变”就可能被暴力革命替代,使社会陷入动荡,此时的统治者将为自私僵化导致的失控“埋单”。1989年,东德头目昂纳克面对国内民众的诉求一再回避、拖延,被党内改革派紧急拿下,可是新上任的克伦茨尽管使出全身解数(包括拒绝像中共那样对示威游行的民众开枪),如同中国的光绪颁布变法诏书,一下子推出了一系列满足民众要求的重大改革措施,但为时已晚,等了几十年的人民已经不再相信他和他的党,这位继任者只当了50天的一把手就被迫下台。与昂纳克的至死顽愚不同,克伦茨尽管依然忠于自己过去的信仰,但不无反思,除了外部因素,他认为“民主德国领导人主观上的错误是不明智和无能,客观上的原因是一直被动地调整各项政策。这些都给社会主义的失败起了一定的影响。”另一位从50年代末开始就长期担任苏联高层顾问的苏共老党员阿尔巴托夫,对勃列日涅夫时代停滞和倒退的评论对我们更具有针对性:“缺乏决心,过多的审视和拖延会导致改革的迅速衰退。不把社会建制和机构做巨大翻修,要取得巨大进步是不可能的。不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高级领导的不断推动,以开始和促进根本性的变化。基层的改革不能生根和存活。时间在改革的速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改革被拖延了,它有倒下来的危险。正像一个停止旋转的陀螺一样。某些社会学的规律也许在这里起着作用。当社会拒绝早已成熟的改革时,具有各种破坏性后果的革命将成为不可避免。但是改革也意味着进行急剧的变革,而不是缓慢的进化;因此当改革的势头一旦消失,旧的保守分子就会很快适应形势并找出有效地抵制变革的方法。”
   
   外部“和平演变”的另一面就是内部的改革,目前的中国改革正处于需要突破的瓶颈。去年12月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不折腾”,如果是指不再搞运动,让人民安居乐业,当然好。依官方唯物主义的观点: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如果以“不折腾”为借口维持权贵集团的利益格局,拒绝民众的政治改革诉求,那么中共就会像苏东共产集团那样,最终被历史潮流的“折腾”所抛弃。所以该“折腾”时就“折腾”。
   
   让今天的“和平演变”从宣传《零八宪章》、呼吁释放刘晓波开始吧!
   
   部分参考资料
   
   《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辛灿主编 新华出版社1989年7月
   
   《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美]本。福凯斯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俄]格。阿。阿尔巴托夫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
   
   《89年的秋天》[德]埃贡。克伦茨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年1月
   
   2009年2月10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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