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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春蕾凌霜雪——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人权报告的审议

   在凄风冷雨、积雪未融的日内瓦湖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及港澳人权报告的首次“普遍定期审议”于日前结束。正如出席旁听的中国律师维权关注组副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所言,“整个机制明显是一场政治外交角力”。北京当局为此作了充分准备,凭借有求于它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声援,在会上旗开得胜,得以顺利过关。

   不过,公道自在人心。一些发达的民主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新西兰、芬兰、捷克、瑞典及法国等,仍然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质疑与批评。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人权机构,尽管该理事会此项审议并无任何法律约束力,但其拥有的巨大道德权威却不容小觑。因此,像中国、古巴这样人权记录甚差的极权国家,都千方百计拉拢与国,以免使自己处于千夫所指的尴尬地位。

   根据规章,理事会的关注重点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人权进步。于是,中国乘机利用改革开放30年来GDP的高速增长,实行“一俊遮百丑”,以带有水分的统计数字和不惜代价的迅猛发展,掩盖贫富悬殊、贪污腐化、无法无天、钳制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采访自由和宗教信仰)、打压少数民族如藏族、维吾尔族等种种丑闻。

   与此同时,“有钱能使鬼推磨”。北京当局大搞金元外交,对“第三世界”的穷哥们又是无偿援助,又是贸易优惠,使之感激涕零,投桃报李,不遗余力地为其大唱赞歌,保驾护航。

   为此,这些“中国盟友”的外交官们“黎明即起”,清晨6点钟就去会议厅前排队,苦候数小时,“等待获知评估中国人权状况的发言者名单”。这是因为会上讨论时间仅有3小时,为中国留了1小时作答辩,剩下的2小时只够60个国家的代表发言,每人两分钟。而报名的国家多达115个。所以中国大力组织“友好”国家“轮流发言,占据讲台”。

   对此,人权论坛一位观察家解释称:“因为在最前面讲话的人大多赞扬中国政府的人权业绩,尽量为中国政府打上柔和的光线。这表明,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让自己的人权政策尽可能地获得国际上的支持,而不愿听天由命。”

   非但如此,中国及其“友邦”还出动官方控制的非政府组织抢占会场座席,以壮声势。这种“人海战术”,本是北京当局的强项。反正现时中国财大气粗,“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帐”。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不惜代价要打赢这一仗。结果无疑得尝所愿。大多数国家“唱好”中国。

   这些友邦的发言,除了称颂北京政府的人权状况外,还吹拍兼施。如建议中国与世界“分享‘成功灭贫’”的经验,埃及和斯里兰卡甚至充当了中国的辩护士。前者“表示理解中国执行死刑的需要”,后者宣称中共建政后,“中国能站得更高”,又抨击提出西藏问题的西方国家,指其于十九世纪侵略中国,故不接受彼等对中国的各种批评。

   尽管如此,北京仍然不得不面对一系列义正词严的诘责。其中,澳大利亚质询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包括藏人的镇压”,意大利和奥地利“对中国的死刑政策提出疑问”。捷克关心“08宪章”,瑞典问及法制和维权律师的状况。此外,劳教制度及任意拘禁、言论自由及记者采访受限制等问题也备受关注。

   如果说,中国在调动盟友为己吹捧抬轿方面极为成功的话,那么,回应上述批评却显得力不从心,理屈词穷,只能勉强招架,当面撒谎。甚至乱扣帽子,出言不逊。

   最突出的是中国驻日内瓦大使李保东之厚颜无耻与蛮横霸道。他对在西藏、新疆打压藏族、维吾尔族悉皆否认,还一再指责西方国家,称其建议中国改善人权为把问题“政治化”,甚至在会议结束前当场批评排于首位发言的澳大利亚,“指其发出‘错误的言论’”。会议本应体现各国平等,互相监察,以理服人。但他竟反其道而行之,并且完全不顾外交礼仪,迹近文革的红卫兵作风,与其上司、前任外长李肇星担任驻美大使时之粗野行径一脉相承。

   李保东的同僚可能是官位稍低,霸气稍敛而以狡辩为主,使的是“拖”字诀。例如面对一些国家督促中国尽快落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北京外交部人权事务代表沈永祥答称:“中国正积极修改国内立法,包括劳教改革和修改诉讼法,以最大程度消除国内法与公约的冲突。”

   这番话里的“积极”,意味着已于1998年签署的上述条约,历时十年还在纸上,无法落实,臭名昭著为人诟病的劳教制度,自1958年正式颁布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何时何日寿终正寝尚在未知。

   有关死刑与司法公正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吴云彤宣称:“中国目前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只能)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包括死刑犯在内的所有判决都是公开的,一些国家建议减少死刑罪名,特别是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我们正在积极考虑。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这叫睁着眼睛说瞎话。杨佳的死刑判决公开了吗?连他母亲都不知情,试问向哪些人公开了呢?“法院独立审判”能跳出中共各级政法委员会的手掌心吗?这都是忽悠外国人的说法。“中国宪法和法律”是有相关规定不假,问题是“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恕我对“党章”缺乏认识,也不知其中有无“政法委员会”的条文。如若欠奉,则这个政法委不仅是非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组织,而且是超越党章的组织。应予取缔。可是,所有这些,外国人能明白吗?

   再有酷刑、黑狱等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宋安松声言:“中国坚决反对酷刑,以及其他不人道待遇,更不允许针对任何民族、宗教或其他群体的酷刑。法律明令禁止私设羁押场所,不存在所谓的黑狱。”

   黑狱早已不成秘密。各地驻京办事处随意扣押上访者的报导屡见不鲜。而酷刑也有许多照片为证,法轮功信众即其受害者。宋某的厚颜堪与李保东相媲美。

   国务院新闻办代表李五丰否认存在新闻审查:“政府鼓励媒体积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任何人任何媒体不会因为发表言论和见解受到处罚,中国国内记者的采访完全依法受到充分保护。”

   人所共知,目前中国关押的记者之多居于世界各国首位。师涛的名字对于许多外国同行都不陌生。什么“舆论监督”,在一党专政的中国哪有这回事?

   官方的以上回应可以四个字概括:假话连篇。其满口雌黄一望而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员范亚峰也认为“与现实有所出入”。这就反映了中国只是敷衍应付国际社会的人权压力,而根本谈不到切实改善人权状况。

   这样的态度从中国拒绝了19个国家提出的60多项建议,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这里面对英法、瑞士、意大利、匈牙利、捷克、墨西哥七国的建议全面否定,其中包括尽快落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废除死刑、容许国内新闻自由以及维权人士的和平抗议、保障西藏人权等。

   反之,采纳了古巴、苏丹、埃及、约旦等国家全部建议共42条,那基本上都是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建议。李保东称:“我们接受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并将在今后工作中切实予以落实。”

   但这些建议有的简直是笑话。如斯里兰卡要求中国与全世界分享如何把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与区域民族自治相结合的经验;津巴布韦认为北京当局应该增强它在世界各地的传媒影响,因为北京的政策目前被严重误解。

   话虽如此,中国似乎很认真地“从善如流”。它已投资400多亿美元,用以在国际传媒领域扩大阵地,大展拳脚,大造舆论。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欧洲部、美洲部、非洲部及大洋洲部,可能不久将陆续开张。

   总而言之,正如《华尔街日报》评论所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是有名而无实,里面有沙特阿拉伯、古巴等人权侵犯国,不要期待会议对中国有实质性的成效。这次先被审议的古巴得到一片赞好声,几乎被说成“人权天堂”,可谓莫大的讽刺。

   轮到中国时,“友邦”代表竟占用了三分之二的审议时间,讴歌北京的好处。有古巴的“珠玉”在前,这也就毫不奇怪了。

   尽管如此,审议并非毫无作用。它对中国毕竟是个监督,对民众是个鼓舞。

   据德广联记者向德国之声的报导,“中国代表团成员非常紧张,尤其是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使中国代表团成员不得不面对人权理事会诸多令人不快的提问。”此即所谓心中有鬼。

   事实上,去年中国就被迫提交其在反酷刑公约上的执行情况。林肯说得好: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中国绝不能长久地一手遮天,将其人权状况的真相永远隐瞒下去。

   对于13亿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他们的人权要得到保障不是短期间办得到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国际声援不可或缺。在国内求告无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总还是一个可以申诉的地方。

   自有春蕾凌霜雪。人权之花的萌芽有其生命力,假以时日,终将迎风怒放于神州大地。

   (09-2-15)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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