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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反腐模式中共国为何学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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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析新加坡与中共国专制类型的不同
   
    (中华合众国以独攻独论坛首发) 

   
   一. 中共“学”了二十年却始终学不来的东西;
   
   二. 新加坡与中共国的区别:“家天下”和“党天下”的区别;
   
   三. 党天下的专制比家天下的专制更不负责任;
   
   四. 中共国现行专制是最无可能反腐败的专制;
   
   五. 专制反腐成功\之必需:绝对的独裁和反腐机构的巨大特权;
   
   六. 中共已经永无可能借鉴新加坡的反腐经验;
   
   七. 反腐学不来新加坡并非坏事
   
   
   
   一.中共“学”了二十年却始终学不来的东西
   
   
   
    “六四”之后,中共对新加坡的专制模式推崇备至、大力仿效,彻底奉行“经济搞活、政治搞死”的路线,近二十年来确实取得了类新加坡式的经济繁荣。
   
    但在反腐上,中共却始终学不来新加坡的一点皮毛,虽然中共对新加坡的反腐模式,同样推崇备至,一再宣扬新加坡专制反腐的“优越性”,为自己专制统治正名;虽然“六四”之后,中共一直以专制新加坡的“廉洁”和“高效反腐”,作为对抗“专制导致腐败”论诘责的镇山法宝;尽管近二十年来,中共一再叫嚷要学习“新加坡反腐的成功\经验”,并为之派出了多批“政法系统”干部到新加坡受训。
   
    尽管如此,中共对新加坡反腐的成功\经验依样却始终画不出瓢,中共反腐的步子,由半真半假开始、继而举步维艰、磕磕碰碰、进退维谷…发展到现在已经六神无主、方寸大乱。
   
   
   
    二.新加坡与中共国的区别:“家天下”和“党天下”的区别
   
   
   
    同为专制政权,新加坡现政权的反腐模式中共政权为何学不来呢?这是因为新加坡专制政权和中共政权的类型有很大的不同:
   
   
   
    新加坡的现政权是一种典型的东亚传统家族专权的政权:垄断政权的政党——人民行动党一直掌握在李光耀父子手中,作为“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李光耀盘踞新加坡总理一职长达三十一年,直至一九九〇年才主动宣布“退休”,然而“退休”后的李光耀,却为自己创造出“内阁资政”一职,以“资政”的名义继续幕后掌握最高权力,继任总理吴作栋,不过是傀儡,经过吴作栋的“过渡”,李光耀长子李显龙,终于“体面”地登上总理宝座,承袭李光耀的大统,李光耀则继续以“资政”名义,在重大问题上继续发号施令,一如太上皇,其乾纲独断的威权,只有在邓小平之上…李家子承父位,两代世袭,俨然中国王朝。新加坡的一党专制带有浓厚的儒家家长制的特点。
   
    作为独裁者,李光耀不仅牢牢掌握着政治权力,也牢牢主导着新加坡意识形态:李光耀根据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特点,创造出一种以儒家家长制专制主义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并成功\地融之于新加坡社会,树以为新加坡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维系政权还是树立权威,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最为深刻的。意识形态上的能动性主导性,对李光耀的权威起了如虎添翼的作用,也成全了新加坡专制政权的长期稳定。在长期的经济繁荣的映衬和烘托下,李光耀令人信服地获取新加坡的“教父”的特殊地位。
   
    由于兼具了国家创始人、成功\独裁者、“教父”三种权威,治理国家又获得了经济长期繁荣的政绩,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无上权威,是没有意识形态生育力的邓小平远远无法比拟的,中共党内,只有毛泽东的权威可以与李光耀相比。
   
    李光耀家族不仅垄断了最高政治权力,同时也垄断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
   
    李光耀“退休”亲自出任“新加坡投资局”主席,新加坡投资局掌管整个新加坡的外汇储备,李光耀执掌了新加坡投资局,等于掌控了新加坡的金融命脉;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不仅是总理,还兼任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主席(相当于中共国人民银行行长),而李显龙的妻子何晶(李光耀的大儿媳妇),则持有新加坡主要大公司之一“淡马锡”公司的主要股份;李光耀的次子李显扬,则是新加坡最大国企“新加坡电讯”的总裁。
   
    由一个家族垄断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样的状况是现今的中共最高层所没有的。中共的政治大佬家族,如李鹏、陈云、王震、江泽民等人的家族,虽然都各自窃据了经济各领域的显贵肥缺位置,却没能形成一个家族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状况。
   
    综上可见,李光耀在新加坡拥有空前绝后的无上权威,因李光耀而生的新加坡总理的专制权力,比起中共总书记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俨然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李光耀家族在资历、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经济上形成了对其他权贵家族的压倒性优势,在权力上取得了了一家独大的地位。
   
    这种国家由一家主宰的权力局面,是中共国所没有的:当今中共国的最高权贵家族,无论是江泽民、李鹏、陈云、王震的家族,还是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的家族,都不可能一家主宰中国,而只能形成多头共霸的权力局面;中共国今后也无法形成一家独大的权力局面,因为形成这种局面必需那种大刀阔斧突破旧有格局、改天换地的政治强人,毛泽东死后,中共高层已经没有这种人,而现今胡锦涛等中共寡头,几乎清一色是技术官僚出身的党棍和庸碌之辈,精细僵死颟顸庸俗无比,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他们中的任何人,连形成一派独大的能力和魄力都没有,更遑论一家独大。
   
   
   
    综上所述,新加坡的专制,骨子里是一种家天下的专制,它就象由现代政治材料修筑和精致装潢的一个袖珍中国传统王朝。
   
    中共国的专制,则是一种党天下的专制,演变到现在,骨子里是在全国约五百个权贵家族专权的基础上,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九魔头共同维持的一种多头寡头专制,这样专制政权犹如一个恐怖的九头魔怪。
   
   
   
    三.党天下的专制比家天下的专制更不负责任
   
   
   
    家天下的专制,因为最高权力占有的长久性、世袭性,国家被统治者视为家产,往往较为珍惜;而且,由于最高权力占有的长久性、世袭性,国家搞好了,独裁者荣耀无比、盛誉独享;而一旦国家搞糟了,统治者也责无旁贷。因此,在家天下的专制国家,明智的统治者一定会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家天下制专制国家的独裁者,更能够萌生真诚的反腐愿望、更能够竭诚地付诸反腐的行动。
   
    而党天下的专制,因为最高权力占有的暂时性、临时性,国家不可能为统治者当作自己家产,因而难以受到珍视:国家往往被统治者视为谋取私利、一逞权欲的工具、甚至血腥政治试验的试验田。
   
    在正常的情况下,党天下的专制是一种谁也不负责任的专制:由于因为最高权力占有的暂时性和临时性,对于最高当权者来说,国家治理好了,成果很可能为别人(继任者)享受,自己不过作嫁衣裳;国家搞糟了,任满时照样可以拍屁股走人,烂摊子由继任者扛,不清不明的责任,则尽可以归之于“历史包袱”、或者推给前任,实在不行,也可以以“集体领导”的责任来搪塞…因此,在党天下的专制下,国家即使搞糟了,当权者个人也不会有任何损失,退休后全家照样享受优越的高干特权待。
   
    总之,这是一种“无人负责”的专制、是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也是一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专制,在这种专制机制作用下,想让当权者为国家长远利益着想,不啻是难于上青天;在这种机制作用下,当权者怎能不急功\近利?既然无功\无责,谁愿意于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真抓实干反腐败的当权者,如胡耀邦这种良知领导人,必然比凤毛麟角还少,他们即使产生了,也必然劳而无功\,而且很快会被体制淘汰。
   
   
   
    四.中共国现行专制是最无可能反腐败的专制 
   
   
   
    中共政权就是典型的党天下的专制政权,尽管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凭借国家缔造者的资历和造神运动,获取了绝对独裁的权威,有谋建家族政治的趋向,但此趋向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而终止。毛泽东死后,中共专制迅速向寡头共治回归:
   
    邓小平时期是邓小平、陈云两大元老共治的局面。邓小平虽居主导,却受到陈云、李先念等人掣肘,远不能一言九鼎;
   
    江泽民时期是江泽民和政治局七常委共治的局面。江泽民虽然以“核心”自居,其权威不过是纸做的豪宅,经不起风吹水浸,其在众常委中的份量虽略微占优,却无法自行其是;
   
    胡锦涛更是连自命“核心”的权威都没有了,胡时代的权力格局权力格局,是最典型的党天下多头共治局面,如机器一般僵硬颟顸的胡锦涛,连江泽民那点个人魅力的优势都没有,只在侵犯人权等维护党天下利益的行为上放得开手脚,他宁座勿右、倒退肆无忌惮,在其余问题上得看众常委的脸色行事,中共党魁一职,在胡锦涛身上,不再具有说一不二权威,俨然成了中共寡头集团的主持人和协调者的职位。这是最典型的“谁也不负责任”的专制权力格局。
   
   
   
    在的中共,就象一条九头恶龙,其庞大专制躯体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个魔头共同驱动,中共党魁不再能一个人说了算,重大事情必须按九魔头中的多数意志行事。党天下本身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专制,而现在中共政权这种多头共治的专制政权,又是党天下专制中最不负责任的一种形式。
   
   
   
    在这种寡头共治的专制体制里,统治者几乎不可能真心实意反对腐败,这一则因为:寡头们往往自己就是腐败分子;二则因为每一个寡头都拥有官僚追随群体作为一己之权力基础,即使有的寡头自己没有贪腐劣迹,谁能保证他们提拔的官僚不腐败?因此,如果容许真心实意的反腐败,寡头们的权力根基势必动摇,这是他们决不容许的。
   
    邓小平时代初期,全国人心迷茫混乱,急于收拾人心、巩固统治起见,中共不得不比较认真地搞过一阵子“反腐倡廉”,但是,好不容易从毛泽东文革中熬出来邓小平、陈云等“革命元老”,已经七老八十,他们急于乘自己健在时,为自己及家人“谋福利”,以弥补自己提着脑袋“干革命”和文革中付出的惨痛代价,因此,他们决不容许反腐败“太出格”:那时候的反腐败可以尽情地苍蝇、甚至可以打小老虎,但是中南海头头们的亲属和亲信,是决不能碰的。当真诚反腐的胡耀邦想搜查中南海时,他垮台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江泽民时期,与市场结合的中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初步形成,经过“六四”后逆向淘汰窜升上来的寡头们,多数是贪官污吏,他们与各自的派系官僚结成了更加紧密的利益裙带关系,因此,这个时期,连八十年代那种半真半假的“反腐”都不可能,“反腐”沦为纯粹的派系权力斗争手段,江泽民抓判陈希同,就是这种权斗“反腐”的经典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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