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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权,基本上被虚化。二是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权虚化。根据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新加坡议会
   议员并非全部由民选产生,还包括部分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由政
   府“内定”,新加坡政府不象中共那样赤裸裸地以各级现任官僚充任“人大代表”,而是一
   般是将忠实的亲政府“民间人士”塞进议会,这种手法不仅同样达到操控议会的目的,而且
   对外更具蒙骗性。
   
    本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就在议会中占据优势,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的存在,使得反
   对党在议会中的影响更加微不足道,任何实质性监督政府的问责提案,都不会得到通过;新
   加坡议会对政府“监督”活动,普遍成为事先得到政府允许的“民主”秀。
   
    因为立法权和监督权两项大权的虚化,新加坡议会权对行政权的制衡完全瘫软无力,而
   行政权对议会权的“制衡”倒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在政府的“制衡”下,新加坡议会的独立
   性丧失殆尽,基本上唯唯诺诺、唯命是从,一如政府掌控的木偶,其橡皮图章的性质,比中
   共国的全国人大少不了多少。
   
    (二)新加坡司法体系独立性的虚假
   
    由于三个特殊职位、机构的设立,新加坡宪法所规定司法独立,成了一纸空文,这三个
   特殊职位、机构分别是司法委员、内部安全局和反贪局。
   
    “司法委员”“是新加坡政府操控司法的首要工具。”司法委员“的设立,是1997年修
   宪的结果,新加坡79年宪法规定:高等法庭增设司法委员职位,以加速案件的审理;拥有同
   高等法庭法官一样的权力。然而,增设的”司法委员“却实行任期制、其人选由总统”酌情
   “决定,这就为新加坡总理控制司法委员大开方便之门:由于新加坡总统祇有履行礼仪、程
   序等象征权力,对人事任免,总统一般仅有在总理”提议“上签字的走过场”权力“:”司
   法委员“由总统”酌情“决定,实际上等于其人选由总理”酌情“决定,以此,总理就可以
   在司法委员的职位上安插亲信;由于新加坡总理长期在位,而司法委员的任期较短,因此总
   理就可以驱逐那些”不听话“的司法委员,换上忠于自己的人;由于司法委员拥有与同级法
   官同等的大权,新加坡总理也就通过各级司法委员,削夺了法官的权力,把法院体系牢牢地
   操纵在自己手里。
   
    新加坡政府操纵司法的主要手法是:一切关涉到政治的的诉讼,比如对反对派的“诽谤
   罪”诉讼,都交由司法委员或“可靠”法官审理,而与政治无涉的案件,则一般由法官独立
   判案。通过这种手法,新加坡政府既把司法变成了贯彻自己意志的工具,又裹着“司法独立”
   的迷人衣裙,散发着虚幻诱人的“法治”光彩。
   
    另两个特殊机构分别是“反贪局”和“内部安全局”。新加坡反贪局祇对总理一人负责,
   拥有巨大的权力:它集政府、执法、检查三种职权于一身,有权不经过法院对一切嫌疑份子
   及其家人、关系人采取搜查、扣押、逮捕、清查账目、冻结资产等措施,反贪局有权不经过
   法院审判对嫌疑者实施关押,甚至有权对一切公职人员进行跟踪、监控……作为一个政府机
   构,新加坡反贪局拥有巨大特权,足使其不受一切法律程序的制约,完全突破了司法权的制
   衡;反贪局的法外之权,以“反贪”的堂皇名义,给新加坡总理带来了事实上凌驾于宪法之
   上的无上权力,凭藉反贪局的特权,总理尽可以挥舞“反贪”利剑,轻而易举地将政敌、不
   听话的官员斩落马下。
   
    因为反贪局特权,司法体系对政府的制衡权很大程度上被削夺,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总理,
   当然能够胁迫法院唯命是从,面对总理高举的“反贪”的利剑,法官们同样战战兢兢,这样
   的司法还能有独立性可言?
   
    种种特点,让新加坡反贪局看上去酷似明朝“东厂”、“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构,而
   新加坡总理更像中国古代专制帝王。
   
    “内部安全局”拥有与“反贪局”相似的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权地位,它同样祇对总理
   一人负责,同样可以随意捕人、关人。与民主国家不同的是,新加坡政府的这个“安全”机
   构主要职能并不是反特防谍,而是镇压国内反对派,一如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组织和中
   共国的“国保”政治警察组织。凭藉“内部安全局”的特权,新加坡总理可以以“国家安全”
   为名,任意惩治反对派,而新加坡法院体系根本无从过问。因为内部安全局,新加坡司法体
   系的权力又被剥夺了一层。
   
    在司法委员、反贪局、内部安全局三管齐下的操控、削夺和威胁下,新加坡的法院还能
   不按政府的意思断案?
   
   
   四、披着精致化“法治”外衣的政治迫害
   
   
    在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对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的迫害也就
   得心应手,肆无忌惮。
   
    新加坡反对党秘书长徐顺全,因为在竞选当中得票不菲,对人民行动党构成了挑战,立
   即被李光耀和吴作栋告上法庭,指控他的竞选演讲有“诽谤”内容,经法院审理,徐顺全
   “果然”败诉,被判赔偿50万美元、并且剥夺竞选国会议员资格,经此官司,徐顺全倾家荡
   产、并一度入狱。
   
    在徐顺全一案中,辩护律师邓亮洪因为“不听话”,在法庭上为徐顺全说了几句公道话,
   即被以“欺诈罪”告上法庭,邓亮洪被迫逃亡澳大利亚。
   
    另一位新加坡著名反对派人士、新加坡律师公会会长萧添寿律师,也曾经参选国会议员,
   在选战大获成功,眼看就要当选,却被李光耀控以“窝藏毒品”罪,被法院判处重刑,坐了
   近0年的监牢,萧添寿现今流亡美国。
   
    除了借助法庭以“法治”的名义整治反对派外,李光耀更是动用内部安全局,肆意拘捕
   关押大量的反对派人士。新加坡异议份子谢太宝,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未经过法院审判被关押
   最久的人,他遭内部安全局监禁23年,出狱后又被软禁9年,直至1998年才获释,被监禁、
   软禁期间没经过任何法院审判。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政府迫害反对派人士的例子不胜枚
   举。
   
    司法权独立的虚假性,为政府操纵司法迫害异议者大开方便之门;而立法权独立的虚假
   性,又为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裹上了光鲜笔挺时髦的“法治”制服。
   
    与其他几乎所有专制独裁国家不同,新加坡政府对反对派的迫害,一律以“法治”的面
   目进行,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一系列侵犯人权的恶法,比如,授权政府
   不经过法院,可以任意抓人、关人的“反贪法”、“内部安全法”;再如,新加坡至今保留
   严重侮辱人格且不人道的当众鞭挞肉刑;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全世界罕有,其滥用死刑,比起
   中共国不遑多让(藏有15克海洛因即可判绞刑),至少在1994年~1999年期间,新加坡被执
   行死刑的人数所占人口比例,居世界第一。
   
    这些事实上违宪的法律及有违人道的恶法之所以能够出台和保留,就是因为作为立法机
   构的议会实际上操控于政府之手;因此,新加坡的“法治”,说白了就是贯彻政府意志的走
   过场。
   
    新加坡政治体制的这些特点、新加坡法律中的大量恶法,使得新加坡政府能够游刃有余
   地罗织各种非政治罪名,对政治反对人士进行“法治”化的迫害,新加坡的所谓“法治”就
   是当局残酷迫害政治反对派的得心应手工具,它远比中共的运动、劳教、“揭批”、“转
   化”、控以(煽动)颠覆罪(打成反革命)更具欺骗性。
   
    新加坡也是将政治案件非政治化处理的先驱和大师。中共自江泽民时期开始,也开始对
   将政治案件非政治化处理,以“嫖娼”、“诈骗”、“贪腐”等由头和罪名迫害民运、异议、
   维权、信仰人士,学的就是新加坡。
   
    不能不承认:新加坡这种精致化的假法治,远比中共国以共产党政法委操控公检法的
   “法治”更具欺骗性。
   
   
   五、东方专制模式对中国具有特殊强大的诱惑力
   
   
    综上可见,新加坡是一个穿戴着宪政民主高级晚礼服的法西斯国家。但是新加坡的法西
   斯政治,带有浓重的东亚式专制色彩。
   
    新加坡政治是一种家长制家族式的专制政治,最高权力为李光耀家族牢牢垄断。自独立
   以来,李光耀凭藉一党独大,连选连任,“合法”地占据总理职位长达35年,这实际上成了
   变相终身制;李光耀虽然于1990年主动宣布“退休”,实际上却退而不休:他不仅扶持亲信
   吴作栋继任总理,而且搞出一个“内阁资政”的特殊职位由自己担任,“资政”表面是顾问,
   却拥有重大事物的决策权,因此,坐在“资政”宝座上的李光耀,实际上成了新加坡的太上
   皇,一如当年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
   
    李光耀“退休”后不仅以垂帘听政的方式继续操控政局,而且还亲自出任“新加坡投资
   局”主席,新加坡投资局掌管整个新加坡的外汇储备,李光耀执掌了新加坡投资局,等于掌
   控了新加坡的金融命脉。因此,李光耀虽然卸任总理,却继续牢牢掌握着新加坡政治、经济
   大权,继任总理吴作栋不过是傀儡;李光耀的退而不休、老人干政,比起邓小平、陈云有过
   之而无不及。
   
    继吴作栋之后“当选”总理的李显龙是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不仅是总理,还兼任新加
   坡的金融管理局主席(相当于中共国人民银行行长),为了权力上的“保险”,李显龙甚至
   赤裸裸地以总理身份,亲自担任政府财政部长。而李显龙的妻子何晶(李光耀的大儿媳妇),
   则持有新加坡主要大公司之一“淡马锡”公司的主要股份;李光耀的次子李显扬,则是新加
   坡最大国企“新加坡电讯”的总裁。
   
    在李光耀“举贤不避亲”的栽培和安插下,新加坡的政治、经济、金融大权牢牢掌握在
   李光耀家族的手中,李光耀家族俨然成了新加坡的皇族,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实际上成了李光
   耀的家族政党。
   
    李光耀搞家族政治,全世界祇有朝鲜金家的共产独裁者能与之相比。
   
    李光耀不仅是政治独裁者,还攫取了新加坡意识形态的专断大权。凭藉无上的权力和新
   加坡“国父”的老资格,李光耀推出“亚洲价值观”,大肆宣扬中国儒家思想,竭力利用儒
   家的“忠孝”理念(被理学夸张异化为顺从专制统治)为自己专制统治服务,在李光耀的扶
   持和灌输下,儒家事实上成为新加坡意识形态的正统;借助儒家意识形态,独裁者李光耀摇
   身变为呵护管教新加坡人的家长、新加坡人民的“慈父”,李光耀的专制统治,也披上伦理
   道德的柔和外衣,在儒家糟粕的意识形态当中,拥戴独裁者合乎道德,反对李光耀专制统治
   的言行反而成了“不忠不孝”;借助儒家意识形态,李光耀还得以煽动文化民族主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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