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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多年前的电影《修女也疯狂》,有首动人的赞美诗《follow him》,一遍一遍地宣告,“He is my destiny(他是我的命运)。这几个字把王书亚莫名其妙地震动了。在我们眼里,“命运”是一波三折的贬义词,是你无法对抗的东西,叫人活在无力的羞耻中。可为什么她们唱得那么喜乐而鲜明呢。
   恩格斯最爱的音乐,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就像列宁最爱《热情奏鸣曲》。大概革命家都爱贝多芬,就把贝多芬误解了,当他是人定胜天的世俗英雄。那个身材矮小、略微丑陋的天才,17岁丧母,父亲常年酗酒,他却爱上好几个窈窕淑女。只是在水一方,至死未娶。所爱的侄儿也不愿送终,羽翼丰满就弃他而去。唯有音乐天赋使他凸出,却在26岁就失聪了。那一年,他给朋友写信说,“我觉得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

   导演丹尼·贝尔说,这部电影是向狄更斯致敬的。影片的前半部,好像殖民地版的《雾都孤儿》,或亚洲版的《上帝之城》。杰玛活在孟买的贫民窟,掉在粪池里的那一幕,也如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导演颠覆了宝莱坞的印度图画。他说,狄更斯的传奇故事似乎不可能发生在西方了。所以把剧情搬到印度。但这匹夹杂着苦难和童话的黑马,却在金融危机最严峻的季节,几乎囊括了整个世界的赞誉。有人开玩笑地说,2009年,上帝终于想看电影了。
   但在孟买,贫民窟的人们却上街示威,杯葛这部电影。就像当年特蕾莎修女的名字传遍世界,加尔各答的人们特别委屈,说我们其实是美丽的城市。一个老修女,就把加尔各答的投资环境给砸了。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但最精彩的是后一句,“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18岁的杰玛,为了寻找他爱的女子,参加“谁能成为百万富翁”的问答游戏,奇迹般地赢取了2千万卢布。他的故事其实和贝多芬差不多,关键词都是destiny。
   影片开始,打出一个问答:杰玛还差一个问题就赢得2千万卢布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四个选项,作弊,运气好,天才,以及“It is written(命中注定)”。看到最后一项,我们就爱上了这部电影。她们为什么唱得那么喜乐,因为命运原来是一个温暖的词。“It is written”的意思,就是命运与宿命的差别。宿命是没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换言之,你的一生没有剧本。这样的宿命论叫人恐惧,一遇见三鹿奶粉,人生就充满没有确据的惊慌。但“It is written”,告诉你有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一个比8.0级地震还大的大手笔,给你一个稳妥,一个应许。听到这个词,你就知道这辈子已预定了,一桌简陋而丰盛的筵席。
   警察抓了杰玛,逼供他。因为他们绝不相信,一个没受过任何教育的穷小子,居然在智力问答节目中一夜暴富。杰玛讲了他的故事,原来每一个问答,碰巧都与他的遭遇有关。他之所以知道印度教的罗摩神右手中,拿的是弓与剑。因为他的穆斯林母亲死于一场宗教屠杀,一个印度孩子打扮成罗摩神,如死神的模样,盘踞在他的灵魂中。他之所以知道谁发明了左轮手枪,因为他哥哥就用这样一把枪,杀死了绑架他们的黑老大。又反过来用枪指着弟弟的头,从那个女孩身边赶走了他。
   影片前半部的沉重感,慢慢膏抹上后半部的童话色彩。但这也不是灰姑娘的故事。杰玛除了苦难和一份执拗,没有任何凸出的本钱。能将苦难和童话连起来的,还是这个词,destiny。这样一种命运,是在一个美善的旨意中被写好的预定,如《旧约·诗篇》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样的命运,乃是一种有方向性的命定(ORDER),甚至是一种有关系性的召命(CALLING),也是一种有目的性的使命(MISSION)。
   杰玛是个执拗的孩子,他对苦难之上还有美善,永远存有一份信心。这就是“He is my destiny”的含义。杰玛必须一无所有,那美善的命运才成其为命运。就如克尔凯郭尔所说,“十字架建立在人类一切希望的坟墓之上”。导演也说得很肯定,杰玛的结局与才华无关,更不是撞大运。而是“It is written”。这样一种非宿命论的命运观,是中国人极其陌生的。但故事实在讲得太漂亮,胜过了一百场布道。
   其实电影是说,如果你摔断过腿,你就得到了一千卢布。如果你现在失业、失恋、失明,你就得到了2000卢布。如果你被人用枪指着头,你就得到了4000卢布。所以你的一生,终有一天会赢取2千万卢布。你若相信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你就是杰玛;你若不信,你就永远活在自己的不信里面。
   这是童话吗。这就是当年贝多芬的一生。《命运交响曲》里,那四个反复的音符,把人的心都抓紧了,就像婴孩咬住奶嘴,死不松口。他有一句名言,也被反复引用,“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绝不能使我屈服”。许多人以为这就是贝多芬的传奇。但后面那句却常被省略,他接着说,“上帝啊,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该是多么美好”。经过《英雄》和《悲怆》之后的贝多芬,回到对“It is written”的信心,写下了《庄严弥撒曲》和《欢乐颂》。临终,这个曾自怜为上帝最可怜的造物的艺术家,亲笔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一切灾难都带来良善”。
   杰玛的两千万,和恋人的站台重逢,看似俗套,其实是对这句遗言的注脚。所以在我们眼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也是对《欢乐颂》的致敬。我们一道看电影,在情人节一起祷告。想起身边一位失明的孩子,获得过全国残疾儿童歌唱比赛的一等奖。他来教会分享见证。最后,说了一句话:
   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我想问,你们有没有为你们的眼睛看得见而感恩过?
   当时我们都哭了,因为上帝啊,就这一点,我们已白白得到过2千万卢布,却从来没有为此感恩。直到一个孩子,摸索着走过来,提醒我们。
   我们也向狄更斯致敬,因为他说,这是信仰的年代,这是怀疑的年代。无论在伦敦、孟买还是成都,“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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