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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再谈忧患意识(2009/02)

再谈忧患意识

   朱永嘉

   这些日子看中央新闻台关于华北干旱的报道,读《中国青年报》及《南方周末》在这方面的连续报道,总有不少忧虑困扰胸中,挥之不去。所以拿起笔来,还想说一下这个问题。我是学历史的,而且过去搞过明史,对干旱所造成的后果,印象特别深刻。明朝覆亡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干旱,特别是山陕地区的连年严重干旱,是其覆亡的导火索。前事不忘,后师之师,我们去看看明朝末年干旱发展的状况,再看看眼前这场干旱所暴露的问题,也许会有心惊肉跳的感觉。眼前这场干旱也许靠大家的努力和老天爷帮忙,下几场甘霖,会帮我们度过夏收的困难。但这次干旱所暴露的种种矛盾,如不认真应对,那么迟早会惩罚我们许多人的麻木不仁。也许有人会说我是杞人忧天,我也但愿如此,毕竟孟子这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话还是正确的。还有‘没有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还是对的,不妨先从明末干旱的状况说起:

   由于手边没有《明实录》,我只能引述《明史》崇祯初年那几年的本纪中关于旱灾的记录:崇祯元年,陕西饥民苦加派,流贼大起,分掠鄜州,延安;二年,以久旱,斋居文华殿;三年,以久旱,斋居文华殿,谕百官修省,流贼王嘉允陷府谷,米脂贼张献忠聚众应之;四年,祷雨。皇帝斋居,是指反省自己有哪些过失,所以遭干旱的天谴,当然这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但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从崇祯元年起,连续四年的干旱,与干旱同时的是饥民与流民起义。从这些记载还看不到当时干旱严重的状况。清人计云计所撰的《明季北略》载有马茂才备存大饥的奏疏,《明季北略》这本书,毛泽东是非常注意的。马茂才上奏的时间是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叙述的是陕北延安地区饥荒的状况。他在奏疏巾中说:

   “臣见诸臣具疏,有言父弃子,夫鬻妻者,有言掘草根以自食,采白石以充饥者,犹未详言也,臣今请悉为皇上言之。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唯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朱注:即观音土)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而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朱注: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境况)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稺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煑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腫,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薰天。縣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幸有抚臣岳和声弭盗赈饥,捐俸煮粥,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也!”

   连续几年旱灾的结果,群盗起,计六奇在《明奇北略》的《总论流寇乱天下》条中说:“自寇起于崇祯之三、四年也,不过饥寒之民啸聚山谷,所谓寇也。比五六七年间,放劫千里,出没无方,此则所谓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后则不然矣,非复草贼行径矣。”那就是成为可以与明皇朝相抗衡的对立力量了。这就是明皇朝在崇祯初年未能妥善处理陕北地区旱灾而漫延的直接后果。当然,明朝的覆亡还有其他的原因,诸如与关外满清的抗衡着着失误,农民军起来后,不得不同时两面作战;官僚机构内部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官儿们混日子,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使整个国家机器处于半瘫涣的状态;当然还有崇祯皇帝在用人问题和重大决策上举措失当,最终落得一个皇帝自己吊死煤山的悲惨下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既可以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吸取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也应该从崇祯帝所以覆亡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它们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去年和今年华北地区所遇到的干旱,有的地区说是三十年一遇的干旱,严重的地区说是五十年一遇的干旱,有七十岁的老人讲,他这一辈子没有遇过这样干旱的,干旱的面积遍及河南、安徽、山东、河北、陕西、甘肃、苏北广大的地区,受旱的冬小麦达一点六亿亩。在今天的科技条件下,国家可以动员的抗旱的力量比过去强大多了,可以人工降雨,可以通过水库放水由黄河引水灌溉,可以打深井抽地下水,可以动员部队下乡运水救旱,在电视里可以看到战士们用脸盆传水灌地。尽管如此,在这次抗旱斗争中,充分暴露了我们水利设施上的严重不足,虽然这几十年我们在大江大河的水利设施上有大量的投入,而农田上的灌溉设施却荒废了,正如人们血液的传输系统中,毛细血管赌塞了,血液的供氧无法传递到肌体需要的部分,不仅北方是如此,南方江汉平原地区也是如此。人们反而怀念文革那个时代农村水利建设的高潮,而这些水利设施是确保八十年代农业丰收的基本条件。据《南方周末》之《大旱背后》的报导讲到豫东睢縣朱庄的村民安志强,他怀念七十年代初,那种热火朝天的抗旱斗争,那时候他负责生产队里大功率的水泵,用直径三米长的大水管把河水送往六个自然村,田地里劳动号子响彻云边,那场面壮观啊!现在的情况便大不相同了,是“各买各的泵,各浇各的田”,人心凑不到一块了,他想过把大家凑在一起干,讨论时很激烈,但是却没有下文,问题是即使有黄河水来引黄灌溉,要让分散的农田分享黄河水的灌溉,必需依靠更为细致周全的沟渠网络,现在这些沟渠网络几乎大部分都荒废了,随着包产到户便取消了农村水利建设上的义务工,过去每年冬季大修农田水利的场景,已经二、三十年不见踪影,大部分农田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农田水利的建设是农业的命脉。即便像湖北这样水网地区,《中国青年报》今年十月十二日徐刊彬的文章都讲到他湖北家乡农村老家周围的河流和水塘积满淤泥,河道变浅,变窄,变成死水沟,有的甚至完全干涸,他怀念以前清彻可以饮用的河水,又深又宽还曾游泳过的河道和河塘。每每此时,笔者不禁要问,改革都三十来年了,何以农村怎么会出现了如此倒退?湖北农村作为渔米之乡,多江多水的江汉平原都变成这样,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村现状更令人忧虑。如此的拷问,怎能不令人深思呢?面对这样的农村现状,怎能不令人心焦呢?!

   我们实际面对的不仅仅是农田水利设施的问题,还有水资源的不足,北方雨量本来就不足,地下水的大量开采,形成大面积深层地下水漏斗区,它的面积达到二百十四万平方公里。更为严重的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不仅灌溉困难,连人畜饮水也困难,它会毒死家禽,引发人的癌症,而水体的污染更从另一层面加重了旱情,即便仅有的一点水,有时也失去了使用的功能,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灌溉的问题,还有如何从根本上改善我们水环境的问题。如果听任这状况发展下去,再加上气候变暖,北方地区干旱的加剧,内蒙地区的盐碱尘暴也会加剧,这也是长期干旱所必然带来的问题。那个地区的盐湖干涸了,它因风暴带出来的是盐碱尘暴,它可能使沙尘暴到达的地区出现荒漠化,如此发展下去,华北平原怎么承载那么多人口都是个问题,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多的城市能往那儿迁啊!迟早有一天北京这个首都得南迁到南京,这可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我们农村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恶化,还包括社会环境的问题,随着包产到户,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再加上农村的青壮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全国有一亿多农业劳动力在城市打工,农村的孩子都不安心在农村务农,读书受教育是为了离开农村,农业的青壮劳动力从哪儿来啊,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压根儿是在打工的生活中成长的,农民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失业后,能回到土地上去吗?恐怕很难,近代史上的湘军是从农村中招募来的,战争结束,遣散回乡都成为游民了,三合会都是从游兵散勇中产生的啊!他们是农村不稳定因素。再说农村的老龄化和空心化,比城市还来得早,它加剧了农村治理的危机,村一级政权处于半失控的状态,村两委的干部缺乏好的候选人,党员中年龄老化,文盲和半文盲居多,因而支部书记始终在少数人封闭的圈子转。最近一期《学术界》有陈剩勇先生写的《村民自治何去何从》一文曾概括村政权有三种状况,一种由乡镇主导的村,一种是能人或者乡镇企业家主导的村,还有是处于有名无实失控状态的村;所谓村民自治,实际上是处于官治,是村官们治理村政,谈不上民治,村民对自己选举的村官也抱不信任的状态,村内一旦有建公共工程,村民们便怀疑村官们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农村地区的群体性恶性事件,大都是在征地款的分配中,因村干部贪污村集体资产而引起的纠纷,这一类群体性事件在最近十年间增加了六倍。不仅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而且行为方式激烈,组织化程度加强,退伍军人、返乡农民工往往成为这些事件的骨干。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农村社会环境的现状。

   个体经济有它的局限性,它只能是困难时期的权宜措施,不是长久之计。个体农户要做到自给自足是可能的,但它对付不了大规模持久的自然灾害,也抵御不了生老病死在生活上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一家农户只要有一二个老人病倒了,只能等死,负担不起医药费;如果是青壮年病倒了,丧失劳动力时,那便倾家荡产;小孩子病了,残了,出了车祸了,一家一户的能力便难以承担了。这种情况在我身边已看得很多了,国家为农民提供的社会保障那真是杯水车薪呀!这许多情况,我听在耳里,看在眼里,真是说不出的揪心啊!

   建国六十年,我是过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那是几亿农民出人出力挑着担、推着小车方取得胜利的;建国以后二十八年的建设是建立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基础上积叠起来,三年自然灾害,农民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改革开放初,农民过了几年好日子,也受益于那些年风调雨顺,近十多年来经济上比较快的发展,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靠农民工的廉价劳动争得来的,谈什么也得为农民想想,让三农问题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善可是一件系统性的工程。我出生在上海市中心福建路上,离南京路与黄浦江很近,少年时代常往外滩和南京路上逛逛,现在经过那儿,确实是一片繁华景象,旧貌变新颜,我这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纸醉金迷的生活,如果我们在这一片繁华景象背后,看不到它掩盖着那一片潜在的深重危机,那就太危险了。这次旱灾,或许老天爷会恩赐我们一片甘霖,因而以为我们永远可以靠天吃饭了,那可是非常危险的侥倖思想,因为这些矛盾始终存在,如果没有充分的认识,不努力着手去解决这些矛盾,那它可是一个定时炸弹,迟早总要爆炸的。龚自珍讲的,一啸百呤的局面真的会来的;记得清人郑观应写过一部书,它的书名在光绪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定名为《盛世危言》,现在许多文人都醉心于盛世高唱颂歌,我这篇文章实在不合时宜,也不入调,故借其书名《盛世危言》作结,但愿真能天下太平,八十老翁,又有何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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