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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城区拘留所

来源:民主中国
    六四大屠杀5周年纪念日前夕,我又被当局抓了起来,并关了45天--1994年5月27日晚,丁子霖老师给我来电话,说是我要的书给我买到了,要我明天上午8点去拿。我心里明白,我要去拿的,并不是什么书,而是六四难属给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写的公开信。
   5月28日上午8点,我在单元门外的监视人员未及反应过来的情况下,迅速进入人大静园1号楼43号丁老师家。丁老师和蒋老师交给我打印好了的公开信,要我通过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快递"送达乔石,同时视情况交给海外媒体全文发表。
   为什么要我找西城分局"上递"呢?原因是,因为有人举报了两起我在西城区给六四伤残者和六四难属送款的事,西城分局已经找过我好几次,并明确提出希望以后"多沟通",及愿意代为上送公开信一类东西。
   说穿了,5月28日我去丁老师家,就是为了传送及发表一封六四难属的公开信,仅此而已。然而,在门口监视者的眼里,在当局的心里,可不是这么看,这么想的:六四5周年很快就到了,我们对丁蒋的监控也从28号起刚提高了级别,而你一大早专门赶来"闯关",这里头的名堂肯定不会少!

   接下去发生的事,正好由一封我14年前写的信给出了第一手的、真实的描述。那是我于1994年7月5日在西城区拘留所里写的信,信写在象棋棋盘纸上,是第二天托人私下带出的。信的全文如下:
   章虹:
   5.28上午8:30走出丁家,身后便有4、5人盯上,我在校园中转了半小时,不能摆脱,就向大门走去。9:00,正要打的去西城分局,安全局便衣一拥而上,将我劫入奔驰,送双榆树派出所。好在我身边只带有一份"公开信",又是准备通过西城分局上递,于是不能直接就此事整我。
   下午将我移到西城分局对面的二龙路派出所,填了"传唤"票。说我的事惊动了"上头",要好好问明。29号下午又换一张"传唤票",到29号午夜,将我送到清河西城区拘留所。30号晚上,填了所谓"收审"票。5月30、31号,6月1号,2号,4号,6号,算是"询问"结束(问了六次)。
   问来问去三件事:1、给牛、徐送款事(徐已将收款收条上联丁之信交出)2、5月25日夜陪尼克去丁家事(由电话窃听所知,当然详情他们不知)3、5月27日上午与司秉诚谈起丁"寻访实录"事(由窃听装置所知,但当然未知是谁将"寻访实录"送到司手上的)。
   三件事既非违法,更非犯罪,有何理由将我收审、关押?这纯粹是对敢于行使公民权的人进行政治迫害,并竟然无视天理人情,迫害送人道救助款的人!6月6日至今,整整一个月,未再与我接触。
   这次被关,似乎可以避免。但专制政权终究什么都干得出来,再次坐牢又不可免。这次坐牢可做三件事:1、与刑事押犯共居斗室,是调查研究、了解社会的一个好机会(他们对我都很尊敬,事事照顾,且愿把心里话对我说;我则积极搞歌咏会、生日晚会,传播百科知识,分析收审、劳动教养的任意性和将其取消的合理性、迫切性。此外,还读了"邱吉尔传"等书[由"劳动号"带入])2、坦对良心,不说半句违心话。预审员说:"几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不是想着摘清自己,而是想着不能对不起别人"。3、豁出去让世界知道,通过各种渠道向当局施加压力。亲属、朋友均可知道实情。我一直想默默地做点事,写点文章,但当局偏不让,那就成全它吧!
   家中及外边一切,均只能由你相机处置。可以合理合法地去二龙路西城分局政保科要人!副科长叫蒋建中,我的预审员叫王会章。点他们的名要人。王会章于6月6日对我说:"尽早把你放出去。"他们亦深知关不久,但为了惩戒我这种胆敢藐视当局非法监视丁、蒋的人,又要多关我几天。不过,我吃得下,睡得着,身心均好。我愿丁、蒋老师不要太牵挂我,只管照常做事;愿枫枫考初中获得较好成绩。
   我的通讯地址是:海淀区清河镇龙岗路3号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西211室。(邮编:100085)。可以向全世界公开这个地址,可以写信来(只管写)。
   爱自由、争人权、搞民主,总会有人付出代价。坐牢是题中应有之义。将我之事告诉要好朋友,请他们放心。转告小司,我出来后继续给他上课。珍梅工作事,是否已解决?
   你一定要多保重!我坚信,我们一定会很快团聚!(如拿我的六四5周年感言治罪,我亦坦对之。目前未提及。)
   棋生
   1994.7.5晚
   现在看来,信中有一句话是打了些马虎眼的。那句话是:"我在校园中转了半小时,不能摆脱,就向大门走去。"事实是,当我觉得我有可能被抓、被搜身后,我临时去了人大林园一位老师家,在客厅聊了一会后,提出上洗手间,把写有海外媒体记者名字和联系电话的小纸条给冲走了,还把一份公开信塞到了他家的煤球堆里。这样,身边只留下一份准备送到西城分局的公开信。
   尽管作了上述技术处理,当局在连续"传唤"我两天之后,还是以"收容审查"的名义,将我投入了位于清河镇龙岗路3号的西城区拘留所。5月29号深夜,西城分局政保科的警察将我带出二龙路派出所,驱车往北。到了西城拘留所,经裸检后,我被关入西211室。说起来我已是二进宫了,但踏进监号,眼前情景却使我着实吃了一惊。已是午夜时分,但还有4人分四处站立着;一挪脚,发现底下难有插足之处,铺板上和水泥地上,躺满了人!睡眼惺忪的"号头"见我进号后,吩咐铺板上的两人向两边挪,留出一条能躺一人的空位,对我说:你就睡这儿。位置空出来了,但没有枕头,没有盖的。这时,站立着的一人悄悄对我说,这是管教下午过来,特别关照"号头"给你留的。号里根本睡不下,只能分上、下半夜,各安排4人站着"值班"。我躺下后,很快被充斥屋中的热气、汗味给裹起来了,的确也用不着盖什么。班房如此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这和我在秦城监狱时经历的情景大不一样。
   第二天起床后,大伙放茅、洗漱完毕,开始"坐板"--这也是秦城里没有的新鲜活计。除正、副号头不限姿势外,其余囚徒分排坐在铺板上,挺胸抬头,直视前方。如果号头发话,坐板的人可以回话,但互相之间不能说话。坐板不久,号头憋不住了,问我:你找了谁当你的"托"啊?我说:我没找谁当"托"啊。他说:那就奇了怪了,昨天下午管教要我给你预留铺位,还说决不能碰你,甚至连话都不能问你。这凭什么呀?听完他的话,我乐了,开始自我介绍,说自己原来是人大的博士生,现在是政治犯,因为给六四死难者家属做了点事而被抓来的。西211室的正、副号头都是北京人,都知道5年前北京发生的事,因此我话音刚落,他们就对全号说:这位大哥,不,这位人大老师,值得大伙尊敬。大家要懂规矩,以后就叫他"江老师"。随即,他要我到前面他的铺板上,和我细细聊起了89年的事。
   西城拘留所是一天给两顿饭,分别是上午10点和下午4点,由各号派人出去将饭、菜打回来。饭是每人每顿两个窝头,菜是有少许油星的煮蔬菜。然而,分菜时,我又见到了秦城时没有见过的一幕:菜不是公平地均分,最后五、六个碗中,几乎只有汤水,没有菜叶。在这几个"贱民"中,有的甚至窝头都只能拿到一个。
   当天晚饭后,我就看得很清楚了。原来号内形成的,是一个典型的等级特权社会。号头、副号头可称为奴隶主,下来是他们的打手,剩下就是准奴隶和可以被任意欺压、毫无权利可言的奴隶。奴隶中最惨的,既吃得少而稀,又要干清洁活,还要挨号头、副号头的打和骂,有时则被喝令互相打斗以取乐号头,活跃"文明监室"的气氛,最后临睡时,还要恭敬地为号头做按摩;号头睡着后,为他赶蚊子。此外,准奴隶和奴隶家中送来或汇来了钱,在拘留所里买了方便面、榨菜等,一律由号头代为"保管",只有在苦苦哀告或刻意自我作贱博得号头一笑后,才能吃到其中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我对此感到震惊: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竟能被人如此开涮,而这种开涮又是活生生地、零距离地发生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的性格和我所服膺的理念决定了我不可能明哲保身,"莫管他人瓦上霜"。然而,在这一切已被视若当然的小天地中,一个被称作"江老师"的人,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首先想到在坐板时可以做点什么。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大家都傻坐着,不能说话,脸上不能有表情。我于是提出,让我来介绍一些百科知识,使大家有点收获,也使时间过得快一点。号头、副号头没有反对,我就想到哪说到哪,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侃起来;我还特别提出,允许任何人随便提问,我尽力作答。在号头、打手们提问之后,我再三鼓励准奴隶、奴隶们提。终于,他们之中有人怯生生地开口了,提了一些知识方面的问题;后来,又提一些生活上的事,要我出出主意。我耐心地、有礼貌地和他们沟通,让他们觉得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过几天,我又提出请人在坐板时教大家唱歌,理由首先是我不会唱通俗歌曲,特别想学;其次号内的确有人唱得不错。号头说,歌声引来了警察怎么办?我说,把事情都推到我头上,我自有话回他们。这样,一位常受欺侮的贵州人就开始教唱"把根留住"、"冬天里的一把火"、"涛声依旧"等歌曲,大家都跟着学唱。由于西211室离警察值班室最远,我又让大家注意压低嗓音,因此也就未发生什么意外。
   吃完晚饭到睡觉前,是号头和打手施展淫威的最好时段。我的办法是,主动和他们下棋或打牌,使他们分不出身,有时则和他们讨论案情,提供法律帮助,主要目的也是转移他们的兴奋点。我更重要的招法是,和他们一起展开对"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的大批判。号里的人,大多是"收审"或"劳教"的受害者,真正走司法程序被刑拘、逮捕的,都关在院里的东筒,即西城区看守所。号头被收审很长时间了,就是关着不放;副号头的事根本不够判刑,却面临劳教的惩处,他们肚里都有苦水,心中都窝着火。
   我对他们说,收审和劳教都是侵犯人权的东西,应当尽早废除它们。他们听了,很是兴奋,但又担心实现不了。我于是和副号头打赌,说:10年内,如果收审和劳教被废除了,你在北京一家最好的饭店请我吃饭,否则就是我请你。他说,一言为定,就和你赌一把。当然,他心中更希望是他赌输了。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会时不时点他们一下:既然你们对"政府"侵犯人权很不满,是不是你们也应该尊重号里其他人的人权呢?后来,我还在晚上组织了几场联欢会和一场生日晚会,几乎每个人都出了节目,拿出了自己的"绝活"。
   当然,要使共产党的监号里文明到没有打骂现象,凭我一已之力是做不到的。但我的努力或多或少见了成效。那些奴隶们挨打次数少了,落到身上的拳头也没有以前重了,他们也不像先前那样总是目光呆滞、戚容满面了。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号头、副号头都挺尊重我,而我却反过来对他们很尊重时,他们的脸上会浮现感激和宽慰的笑容。而他们对我的友好,也使我乐极生悲--他们非要在临睡前给我做按摩,而亲密接触的结果是,我于7月11日带着一身疥疮走出了西城区拘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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