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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谜——中共早期党史一瞥


引言---“英雄造时势”


   
   “我认为英雄造时势。例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犯错误,是他实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
   

   说这句话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青年团员,少年儿童队的辅导员。时在1950年寒假期间,距今已有59年了。自然未必百分百为原话,其大意却保证无误。
   
   这里要解释一下。当时中共在广州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的前身。同时筹建少年儿童队,后来改称少年先锋队。那次是团市委举行“冬令营”(大概是这个名字),参加者绝大部份是全市各小学的学生干部,地点在朝天路小学。其内容主要是“洗脑”,让大家认识“党”的英明伟大。当然包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听大课之后分组讨论,题目之一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笔者当时刚满10周岁一个多月,虽然已在上六年级,但对于上述论题实在讲不出多少道理。同组的小伙伴虽然都比我大一两岁甚至好几岁,也一样“才疏学浅”。因此我们基本上充当聆听的角色,任由本组的几位辅导员唇枪舌剑一番。
   
   会上其他人讲了什么已记不清,似乎主张“时势造英雄”的居多。但从此,“陈独秀”与“右倾投降主义”就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直到最近读了《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才明白自己上当受骗。1927年中共之所以遭到挫败,斯大林应负主要责任。或者说,斯大林这个“英雄”造成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时势。
   

陈独秀的形象被歪曲


   
   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作者姚金果,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工作。该书于2006年1月问世,至今已3年,但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作者大量引用了俄罗斯陆续公布的档案,尤其是有关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资料,因此,可以使人们对不少历史事件的真相有所了解。
   
   根据该书的记述,陈独秀从创建中共开始,直到1927年7月12日,他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共产国际的名义逼迫下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辞去总书记职务为止,绝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固守己见,既不轻易向联共(布)的压力屈服,也不畏惧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右倾投降的帽子其实是斯大林硬扣在他头上的。
   
   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中共一大之后不久的1921年9月中旬,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上海挑起了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重担。(《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8页)他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越俎代庖之举甚为不满。
   
   某日,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返沪的张太雷求见,顺便劝陈道:“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由产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也不能例外。。。”话还未了,陈独秀便“啪”地一拍桌子,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但中国共产党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包惠僧:《回忆马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263-26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事后,陈独秀将中央局另外两名成员李达、张国焘,以及上海的一些党员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我们自己来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我们可以一面工作,一面革命。”(《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0页)。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中国的一个政党,一切都应该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负责。中共要独立干革命,没有必要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19页)
   
   可是,形势比人强。两个星期后的10月4日,陈独秀在其位于法租界的寓所被捕,一起被捕的还有其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的杨明斋、柯庆施和包惠僧。在陈家搜出的《新青年》成了“罪证”。
   
   为此,孙中山给法租界的领事发了电报,蔡元培、胡适、李大钊也都多方设法,但马林奔走营救最为得力,包括找法国律师为其打官司,从共产国际给的活动经费中拿出400美元打通关节,等等,终于使之于当月26日出狱。
   
   获释的次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局书记身份召集中央会议,确认了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赤色职工国际有经济联系,前者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经后者批准后实施。但中共中央不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上述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大”后成立的。它是中共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全国性组织,张国焘为主任。而赤色职工国际则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跨国工人组织。
   
   可见,钱虽不是万能,无钱却万万不能。没有苏联卢布,中共的活动寸步难行。对于这一点,学者、教授出身的陈独秀似乎忽略了。他出狱之初虽感激马林,却仍然拒绝外国资助,坚持自己创建的党特立独行。
   
   形格势禁,大半年后陈独秀改变初衷。1922年6月30日,他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其后不久的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召开。会上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从此,中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挥。(同上,31页)
   

三次大让步之真相


   
   按陈独秀的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平等合作以推动中国革命。但斯大林控制的共产国际却一再指令中共作出重大让步。事后却把这些让步归咎于陈独秀!
   
   头一个让步指的是国民党“二大”的选举。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逝世后,当时的形势本来有利于中共党员巩固与扩大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却于5月间反对陈独秀的积极计划,不同意多选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中央。9月共产国际明确指示不要在国民党内争领导职务,10月维经斯基“指导中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除必要时共产党人不再进入国民党领导岗位。”(201页)
   
   之后,国民党于1926年1月1日成功召开“二大”,所选出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7人,不到三分之一。被称为“陈独秀退让的结果”。
   
   其实,新当选的国民党9名中常委中,有3名共产党员:谭平山、吴玉章、杨匏安;中央党部的秘书处和九个部中,绝大部分领导职务由共产党员担任,包括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代理宣传部长(毛),秘书处全体成员以及除商业部外其余八个部的秘书。当时机构精干,部长之下只设秘书。故和国民党“一大”相比,共产党员的权力实际上大为增强。可见指责陈“对国民党右派作出了一次大让步”,根本不合事实。
   
   第二次让步是“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宣布在广州紧急戒严,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对此,毛、周恩来和陈延年(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长子)主张反击。但正在广州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领导人、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则主张对蒋让步。(218页)
   
   事后,陈独秀在上海会见布勃诺夫,根据布所定调子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令,指出蒋的行动极其错误,“但他是受了右派的挑拨,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而是要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拉出来。”(227页)
   
   到4月中旬,陈延年的详细报告送达上海,陈独秀改变了态度,决定“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孤立蒋介石。”同时加强左派军事力量,“以便必要时打击蒋介石。”为此,陈派人赴穗与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等组成特别委员会,与鲍罗廷共商落实计划的步骤。卒因鲍的反对而落空。故未能反击责不在陈独秀。(229页)
   
   第三次是1926年5月中下旬,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四项“整理党务案”。那是蒋介石个人或与他人联名提出的,目的在于“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活动,削弱共产党人的权力,以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因鲍罗廷事前与蒋达成协议,并做了大量工作,出席全会的共产党员“没有人提出有力的反对意见”。(244页)
   国共争天下,蒋继承孙中山遗志,发展自身势力乃属正常。而斯大林当时认为只有蒋能控制中国局势,他上台对苏有利,故命令其在华代表不能与蒋翻脸。陈独秀则处处着眼于中共自身利益,意见与斯大林相左。胳膊拗不过大腿,还要蒙上恶名,可谓左右为难。
   

“四。一二”政变前后


   
   事态朝着陈独秀担心的方向的发展。国共合作终于走到头。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两天后,吴稚晖约集蔡元培、张静江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开会,打出“护党救国运动”的旗号,鼓动“清党”。4月2日,蒋亲自出马,召集国民党政要作出部署。他宣称:“十三年(1924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他们的组织。。。北伐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当时蒋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张注)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成功。(354页)”
   
   此前的3月25日晚,陈独秀召开特委会议,在会上阐发了准备与蒋介石进行决斗的思想。并向莫斯科告急。不料,3月27和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等的建议,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急电,强调“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56-357页)
   其后蒋加快步伐,并准备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鉴于事态紧急,陈于3月30日毅然决定布置“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并于次日发电向莫斯科报告。
   
   万万没有想到,联共(布)的领导人当天就回电反对反击,同时说什么“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这表明“他们还指望蒋介石继续指挥军队进行北伐,以便尽快统一中国,这样将来的中国政府必然就是亲苏的政府,因为是苏联在支持蒋介石北伐。”(358页)
   
   如果说上面的分析只是一种推测,那么,4月5日斯大林的讲话就清楚地道出了他的如意算盘:
   
   蒋介石明天会做什么,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现在,他领导着军队,命令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事实。在这方面他比所有的策连捷里和克伦斯基们都高。当然,蒋介石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而策连捷里和丹以及克伦斯基也许读过马克思著作。蒋介石没有自称社会主义者,但情况恰恰是,他高于这些社会主义者,高于这些克伦斯基、策连捷里和丹之流。为什么?因为,由于事物的逻辑所至,他领导着反帝的战争,迫于形势他在打仗。。。我认为,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党的文献》,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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