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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通讯》第4期专访徐文立

   

   
《天安门通讯》第4期专访徐文立

   

   图片说明:徐文立参与領導的1979年《星星美展》“十一”成功遊行,左王克平、左中徐文立、中馬德升、右楊靖(美國新聞週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安门通讯》第4期专访徐文立

   

   ——天安门通讯“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专刊

   

    (2008年12月25日第4期)

   

   

   专访

   

   79民主墙,89民运,08宪章--民运老将徐文立访谈录

   

   本刊记者何哲

   

   ( 2008年12月16日,《天安门通讯》记者何哲,就“六四”20周年纪念、08宪章运动等问题,电话采访了79民主墙老将、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美国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徐文立先生,以下是访谈记录,小标题是记者所加。)

   

   为争民主 无愧人生

   

   何哲:文立先生,据我所知,30年前的1978年,当时你还是一个35岁青年,就积极参与了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并主编了《四五论坛》,为中国民众争取民主自由而呐喊,你是世所公认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先驱者之一。1982年,你39岁时被共产党判刑15年,1993年出狱时已50岁了,之后仍然坚持从事民主运动。1997年54岁时提出建立“中国第三共和”的政治主张,1998年参与创立中国民主党,被共产党再次判刑13年。2002年59岁时经美国朝野的援救出狱,来到美国继续从事民主运动。2007年6月,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你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主席,如今你已经66岁了,人生最精华的青壮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而老年又流亡海外,为何你宁愿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至今不改初衷?你是如何看待人生意义的?

   

   徐文立:谢谢你对我的政治生涯做了一个准确地概括。总体上,我对人生意义是这样认识的:人生在世,能够为国人和公众服务,是极荣耀、极幸福的事情。一个人很难有为这么多人服务的机会,我能有这个机会,觉得很荣耀、很幸福。所以,我为了事业可以坦然面对牢狱,从容面对生命的逝去,泰然面对荣辱,除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人,我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舍弃的。人生在世,阳寿长短并不重要,长到百岁又怎样,关键活得有没有品味,能不能一辈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辈子基本上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得有品味,哪怕吃了苦头,也是幸福的。我今年六十六岁,基本上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外,尽心尽力为国;于内,尽情尽爱为家。所以,我无比幸福。

   

   之所以形成这些观念,而且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不改初衷,恐怕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来自我父亲。我祖籍安徽安庆,安庆在1949年以前是安徽首府。我父亲年轻时参与学生运动,也曾短暂被捕,释放后考入镇江医学院,毕业留校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率学生路过江西,在那里带领学生们参加了国军的战地后方医院,1938年升任院长,八年抗战,他一直在江西前线救治我军伤员。江西是国军与日军拉锯战地区,有过多次激烈的战役。我父亲是研究细菌学的,外科手术也做得很好,他的体力好,母亲说,父亲有时能在手术台上连续工作一、二十个小时,中间别人只给他喂些饮料。我1943年出生在江西安福,在家居么。母亲生了八个孩子,有四个出生在江西,其中三个兄姐幼年时不幸染病,因父亲赶不回来救治而亡故。我原名“徐温利”,“温”是辈份,“温良恭俭让”之“温”;“利”是“胜利”的意思,父亲、家人、国人都盼望抗战胜利,父亲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1952年我父亲因公去世,伯父给我改为自强自立的“立”。众人又常常将“温”字写成“文”字,众意难拗,于是现在就叫“徐文立”了。

   

   抗战胜利后,战地后方医院从江西迁至南京附近的安徽滁县,那时候国民党接收大员很腐败,在全国民众心目中造成恶劣影响,也是国民党失败原因之一。我父亲虽然已经是国军的少将军医,但他对国民党失去了信任,认为国共不该内战,他曾把被俘的共产党三位高级干部的伤治好,悄悄放走了。国民党向台湾撤退时,我父亲撤至福建再不肯走,留在了福建,后来做了福建省鼠疫防治所细菌室主任,继续从事细菌学研究。日寇曾在福建遗留下鼠疫病毒,需要专家防治。

   

   我父亲常为子女读报,让我们从小养成了关心国事的习惯。开始,他对共产党建政初期禁鸦片、禁妓女、禁赌博赞赏有加,但好景不长,共产党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把他当作“大老虎”来打,审讯方式是“熬鹰”,用大灯泡直接照射眼睛,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目的是逼迫他交出财产尤其是金银财宝,八年抗战,家中除了有几只便于搬家的好皮箱,哪有金银财宝?最后,把我母亲随身的几件首饰掠走,就把父亲下放到福建古田县医院当医生去了。韩战爆发,共产党又说美蒋也在福建扔了细菌弹,又把我父亲调回福州,让他控制疫情。1952年5月暴雨连天,闽江发大水,我父亲乘坐的抢救车跌落江中,七天后人们在闽江入海口发现了他的遗体,当时的福建省长是张鼎丞,我父亲因公殉职,福建省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但,我们做子女的在填表时,在家庭出身这一栏上要填上:伪军医/革命烈士,文革中我二哥在七机部挨整,被骂为国民党少将的狗崽子。文革中,被我父亲悄悄放走的被俘的三位共产党高级干部都被打成了“特务”,我父亲虽然已去世,也被“追讨”为“特务头子”,文革后,又再恢复“革命烈士”称号。共产党的政治就是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我父亲作为一个文化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始终认为应把民族和国家的需要摆在第一位,这点对我影响极深。我后来为民众争取民主自由而呐喊,即便坐牢,也不觉得有任何愧疚,不管你共产党给我安上了什么罪名,我内心一直是平静的,这就是精神力量。我父亲的遭遇让我看清了共产党的本质,也决定了我一定会与共产党决裂。

   

   第二个原因,对我影响很大的另一个人,是安庆小学的一位历史老师,他讲课非常生动,他讲过的一个小故事很深刻,我一直忘不了,说是有一秀才临死前嘱咐家人把“生不逢时,奈何!奈何!”的碑文立在坟前,老师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让我们少壮应努力,不要老大徒伤悲。我今年66岁了,深感到时机从来都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的。1963年我虽然功课成绩很好,因为讨厌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我主动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要靠自学掌握真正有用的知识,立志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第三个原因,是我亲眼目睹了严酷的社会现状,1963年我去过农村,1964年当了海军航空兵,维修飞机,1969年复员到北京铁路部门,做了电工,看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生活的极度贫困,并非共产党宣传的那样,现实完全颠覆了共产党的虚伪宣传,对我的人生观转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第四个原因,文革造成的种种破坏,我都看到了,那时候已经觉得应该彻底改变中国。1976年发生的“四五运动”,我全程参与了,四月四日晚上,我亲眼看到了共产党军队、警察、民兵是怎样残暴镇压民众的,军人和警察都穿上了平时不穿的大皮靴,民兵手持大棒,天安门广场的电灯一灭就开始疯狂打人,我亲眼看到一群人用棒子击倒一人,那人立刻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很快来了一辆吉普车,把他扔到车上,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来才知道共产党中央的副主席王洪文当时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坐镇指挥。当时在我身旁有一个小伙子也是复员军人,一个老警察对我们高喊:“革命的走,反革命的留下!”他接茬说:“好好好,我们走,反革命的留下。” 那个老警察大吼:“谁反革命!?”一班警察冲上来就把他摁倒了,打晕了,还用大皮靴使劲地踩他的胸口和肋骨,恐怕把肋骨都踩断了,暴露出中共警察的残暴的真面目。我气愤地要冲上去,制止警察的暴行,幸亏同行的同事死命地抱住我,不然我可能也难免遭殃。我目睹警察暴行后,再也不相信所谓的人民政府、人民警察爱人民的鬼话了。“四五运动”期间的最强音就是:“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把毛泽东定性为红色专制的暴君,这是和中共及其领袖彻底决裂的声音。当时我和很多人都在寻求政治变革,寻求国家的未来出路。

   

   第五个原因,徽人的性格。安徽地处长江流域,我的故乡安庆是长江北岸的一个著名港口城市,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让我的性格特征中即有中国北方人的刚毅,又有南方人的柔韧;锲而不舍,以柔克刚,滴水石穿更是融入我性格当中的特色。

   

   父亲的影响,老师的教诲,工农兵的下层贫困生活,参与“四五运动”目睹中共政权的残暴,徽人的性格,这些因素推动我形成了政治使命感和韧性,那就是一定要终结专制制度。

   

   追究屠杀 绝对没完

   

   何哲: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北京有至少30万大学生直接参与了这场民主运动,有200多万北京市民参与了支援学生的行动,6月3日晚至6月4日清晨,当中共军队用坦克和机关枪扫射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强行挺进时,有上百万北京市民参与了为保护广场学生生命安全的阻截行动,整个北京城成了一个双方实力极度悬殊的战场,一方武装到牙齿,一方几乎赤手空拳,为此有成千上万市民和学生遭到屠杀,数万市民遭到逮捕和持续的政治迫害。当时你正在监狱服刑,你是什么时间知道“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实况的?你对此如何评价?明年将是“六四”二十周年祭,你对举办纪念活动有何建议?

   

   徐文立:1989年的民主运动,我认为是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一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尽管失败了,但学生和市民的丰功伟业必会在未来发挥作用,人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曾有人问我,中国谁最应该获诺贝尔和平奖,我认为应是“八九民运的学生和市民及天安门母亲”,他们写下了中国民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特别想提到,“六四”之后,参与“六四”抗暴的北京市民背负了比年轻学生更重的罪名,他们被共产党诬蔑为“反革命暴徒”,名誉受损,刑期更长,直到现在还有北京市民仍在牢中服役。中央电视台“六四”那天说,在天安门广场没有开枪,但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却急速推到“纪念碑”上,一个弹孔看得清清楚楚;也说明中共控制的媒体中不乏有良心的传媒人。北京市民有句老话叫做“没完”,这件事绝对没完,一定要还学生和市民一个公道,一个正义。“六四”比国民党镇压台湾“二二八事件”不知道严重多少倍,共产党永远绕不过“六四”这个坎。

   

   “六四”二十周年快到了,有些人过分强调学生责任,让他们反省,我认为不公平。他们当年十八、九岁,抱着一腔热血,谋略不周到,组织不严密,缺乏纲领性东西,责任不在他们。虽然那时有新的思想理论,但没有纲领性的东西和实施这些纲领的有效的政治组织是不行的,只有纲领性东西和有效的政治组织才能让最大多数人接受并坚持下去,直至成功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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