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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仁全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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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谁控诉?》第三章 哭泣的汉江

华梁兴
   汉江,它与所有大江大河一样,有着残暴、冷酷与野蛮的个性。它桀骜不驯的性格,永远鲜为人知。
   钟祥航运的船民们无法驾驭它的“个性”,这条河流在半个多世纪里孕育了文明,创造了辉煌,养育了世世代代的船家儿女;船家儿女因它而生,因它而长,最后却又因它而哭泣。
   
   (插图:汉江上最具代表性的标致——江泽民先生题字的“钟祥大桥”,这座耗资五千六百多万元、设计使用五十年的大桥仅使用了十一年就成了危桥,二00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作者经过此地,只见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拆卸大桥)

   历史跟毛泽东开了一个大玩笑
   一七七六年,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巨著《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建立国有(集体)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一八六七年,伟大的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在《国富论》出版九十年之后写了一本巨著《资本论》。但《资本论》写成时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马克思究其原因,认为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挑战。因此,马克思认为:“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共产党宣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自然是接受了后者的观点。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三年九月,毛泽东又作出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并明确了改造的时间:“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对于活跃于汉江中游、用木帆船跑运输的船民们来说,自然也是“改造”的对象。
   在“改造”的同时,是成立“合作社”与“互助组”。一九五三年十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在这两次谈话中,毛泽东认为,小农经济、个体经济是向农民“行小惠。”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纲举目张”。才是搞社会主义。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又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认为,全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而有些地方的领导步伐不够快。他在文章中写道:“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他肯定地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社,然后才能使用大机械。”
   当时,对农民入社与船民入社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同步进行。钟航公司的船民最初都是散布在汉江流域的个体船只,本来就是“民营化”。被一种秩序——政策性运动集中起来,被动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入初级社。”尔后变为“高级社”,最后演变为“集体企业”——船民们的资产变为集体所有。
   但是,半个多世纪后,钟航公司又回到了“民营化”。经济模式又回到马克思不遗余力批驳的私有制理论上去了:船民们的原始积累被少数人游戏般地合法占有——分散成新的私营企业,绝大多数船民们又成了穷光蛋。经过五十多年发展壮大的钟祥市航运公司象泡沫一样,一夜之间消失掉了。
   从后邓时代开始,中国决策者不仅抛弃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而且抛弃了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他们推广并普及的经济模式,几乎全部能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上找到答案。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发展现状,跟马克思与毛泽东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政府收走效益好的企业
   应该说,钟航的衰落,一是内部管理混乱,特别是不完善的“承包制”所引起的;二是企业法人及管理决策层贪污腐败造成的;三是人口老龄化,退休、失业人员包袱太重。造成包袱太重的原因,是几十年来社会、地方政府对航运公司职工子女接纳不够,把责任都推给航运公司“内部消化”,六七十年代,航运公司为了安置内部职工的子女及老、弱、病、残者,在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很有限的情况下,办起了船厂、四个农场、搬运队、麻纺厂、蓄电池厂、综合厂,综合厂设有缝纫、压面、经销店、电机修理、粉房、家俱加工、油布修理、旅馆等。从而把航运公司办成了小公司、大社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内部办的企业确实“消化”了大量的职工子女及老、弱、病、残者,解决了他们的饭碗问题。但是,这大大地加重了航运公司的负担。由于市场情况变化莫测,加之很多管理人员都是外行,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兴办的十多个企业,大多数在运作几年后就倒闭了,这对钟航公司管理者来说,是雪上加霜,更进一步增加了人员负担与债务负担。
   原经理白富银对航运公司办成小公司大社会是这样认识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船民们的子女就业十分困难,由于船民们都在跑船,无暇照顾好自己的子女,大多数孩子读一个初中就待业了,少量的读一个高中毕业,能够考上大学的很少。”
   “这些孩子初、高中毕业后,我们也多次找过钟祥市劳动人事局(九十年代前期才分为劳动局和人事局两家),要求帮助安置本公司的待业青年,但是,劳动人事局表示,他们的安置也有很多困难,要我们交通系统内部消化,而主管业务的交通局更是没有能力安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那个时代的经理们靠省吃俭用办起了陆地上的企业,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近二十年里,我们这些企业先后安置了近千名内部职工的子女。”
   “但是,这些企业效益好的又被县政府收回去了,如汽车大修厂、麻纺厂、蓄电池厂;效益差的留给我们航运公司,企业后来倒闭了,不仅留下一大堆乱摊子债务不说,还留下了数百名失业人员的包袱,这些包袱一直让我们背的喘不过气来。”
   原钟航公司机关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魏国华感慨地说:“迄今为止,有些问题让我想不通,我们航运公司是船民们把船只交给集体壮大起来的,我们没有给社会及地方政府添麻烦。我们每年如实向国家交税,向地方职能部门如航管站、港监站等部门交费,八十年代后期,每年都是一百多万元至两百多万元。我们付出了,尽了义务,但是,我们为什么享受不到应该享受的权利呢?我们的子女为什么不能与钟祥市其他社会青年一样得到应有的安置呢?我们的养老问题、医疗保险问题为什么现在没有人管了呢?我们交的那些税、费都到哪里去了?”
   我们古代的第一思想大师老子,曾这样批评政府行为,他说:“民以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江河好过,关卡难过,行船难
   从六十年代末,那沉重的号子声被浓浓的机械声取代了。应该说,机械化作业加快了内陆河道的运输速度。然而,船民们说:江河好过,关卡难过,船难行呵!
   因为到处都是关卡。每一处的码头、关卡都将贪婪之手伸向船民们干瘪的口袋里。
   ——要办证?拿钱来!
   ——要过关卡?先交管理费!
   ——要装货?先交码头费!
   ——要卸货?拿钱来!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汉江流域跑运输的航线全部被各地地方势力所控制,一面是职能管理部门吃、拿、卡、要,一面是地方黑恶势力巧取豪夺,雁过拔毛。钟航船队跑一年的运输,除了按国家政策交纳了税款外,还要交纳超过百分之十二的各项"管理费、""办证费、""码头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
   除航务管理部门收取高达营业额百分之十的"管理费用"外,每办一个证书都要收钱。一九九八以后,船员行船在外要揣上六七个"证书,"没有这些证书别想出门。而要办一个证书,就要交纳比办证成本高出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费用:办营业证每船一证,五十七艘船就是五十七个营业证。荆门市航务局收费标准为每本十元,钟祥航管站"代办"每本收费三十五元;船舶检验费每证"工本费"两百元,五十七本共计一万一千四百元;最低配员证书每本二十五元;船舶登记号牌每块三十元。仅这些费用,每年达十万元。
   停船装卸要"先交钱后装货"!主要是装卸货物时被当地黑恶势力强行收取。八十年代以来,钟航主要业务是运输磷矿石,船舶都要停靠于俐河口码头或转斗湾港口,当地"地霸"强制性按每吨五角收取"码头费",不交费不允许装货,且只打白条。每年至少支付二十万元"码头费".
   最后,行船过关卡"宰你没商量".船舶行驶到外地更要收钱,并且都是当地的港、航监督部门层层设卡收费、罚款。从汉江到长江数千里的航线,就有数十道关卡"检查"罚款、收费。湖北内陆线的关卡最多,主要设卡的地方是:黄石、黄冈、汉川、岳口、仙桃、泽口等地港、航管理部门。这些关卡"检查"时,什么也不问,只有一句话:拿钱来。每次多则二百元,少则五十元,不给钱就扣船扣证。多数打一张白条,有时候连白条都不给一张。宰你没商量。各地的港航监督部门你宰我,我宰你,相互宰来宰去。每年仅此一项要交罚款及"补费"二十多万元。
   九十年代以来,钟航公司要缴税、费不低于营业额百分之十三,形势最好的话,全年运输业务实现收入一千九百万元,就要交纳二百五十万元的税、费,而这些费用,几乎占百分之六十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但船民们到哪里说得通呢?公司决策者更是无可奈何。除去营业成本,辛辛苦苦干一年,很多船民都拿不到基本工资。
   如果说,每年少交一半的税、费,将这笔钱拿来给老职工交医疗保险、或者从九十年代初就交纳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老船民们就不会仅拿四百多元"退休养老金,"更不会没有医保、陷入有病无钱上医院的窘境。
   如果说,地方职能部门为船民们"着想",将收上去的钱再拿出少量的用到船民们的身上去,也不会是今天的现状。
   
   (插图:靠收费盖起来的钟祥市航务管理站办公楼)
   
   (插图:磷矿俐河口老船工居住区现状,迎面而来的是拾荒的老船工)
   改革,为什么越改越穷?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两千多船民眼巴巴地盼望变革,盼望当地主管部门和政府输入新的血液,盼望公司新领导班子以崭新的面貌带领他们奔向新的目标,但是,他们的想法全错了,他们付出了一辈子心血和汗水创造的公司正一步一步地走向破产、解体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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