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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谁控诉》第一章:纤绳文明

汉江号子——失落的千古绝唱
   哎嗬嗨、哎嗬嗨……
   汉江水,美如画,
   我在江边纤绳拉,
   上襄凡、下汉口

   木船就是我的家;
   踏波涛、顶风沙,
   数九寒天赤脚丫
   闯过险滩还有弯呀,
   风里雨里飘天涯。
   这是流传于汉江中游的一首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船家民谣。随着历史的变迁,已近失传的民谣将成为千古绝唱。
   汉江起源于陕西汉中的宁强县,流入丹江口水库,又经襄樊、钟祥、汉川,从武汉市龙王庙注入长江。
   汉江穿越钟祥市腹地(一九九二年以前为钟祥县),全程一百一十四公里,流域面积二百六十三平方公里。钟祥最早叫郢县(府州郡、安陆府),据传说是莫愁女的故乡,至今,还保存着白雪楼与阳春台,以纪念莫愁女在诗人屈原、文学家宋玉的指导下传唱《阳春白雪》的绝世吟唱。
   钟祥又是明朝最腐败、最残暴皇帝之一的朱厚璁(嘉靖)的出生地,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礼议事件”被追认为“兴献帝”、“兴献后”的墓址就修建在汉江河边不远处松林山崖,名为显陵。这座陵墓是朱厚璁专门南巡亲自选定的地方,断断续续修了38年,占地2047亩,宫殿两百多间、卫房一千五百多间,民末被李自成的反政府军烧得面目全非。只有那些石人石马依稀记载着帝王的荒淫与残暴。
   
   位于钟祥市东测三公里的明显陵
   钟祥地区物产丰富,河流纵横,水运条件优越,故是众多船家谋生之地,二十世纪以来,在汉江中游活跃着一只只白鹤般飞翔的白帆船,祖祖辈辈唱着号子,背纤摇撸水上谋生存。帆船货运上下如梭,一派繁忙景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亲自倡导的大办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广到钟祥地区。汉江沿岸的木帆船自然也是改选的对象,钟祥县政府工作组进驻船民家里,对隶属于钟祥境内的木帆船船主进行动员,号召船主交船入社,反对单干,强制入合作化。由此,隶属于钟祥境内的七百多条木帆船都交给了集体,成立了钟祥木帆船运输合作社,最初叫“钟祥县木帆船社。”这个木帆船社是汉江流域最庞大的运输力量之一。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期里,靠船工一家人背纤摇橹将内陆的棉花、粮食、油料、木材等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往水陆运输集散地武汉,再从武汉将食盐、桐油、煤炭、日用小商品和农用物资运回汉江内陆各地。
   
   纤夫拉动纤绳留下的石槽,已成为永远的历史记忆
   木帆船在跑运输的过程中,由于汉江河道弯曲,水涨水落变化无常,为了战胜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号子文化”。汉江船工号子配合着拉纤、推桡、摇橹、拖杠和扳梢的不同劳作,分为多种不同类型。“一根纤绳九丈三,父子代代肩上栓;踏穿岩石无人问,谁知纤夫心里寒。”一位船工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叫冷寒冰,就是真实的写照,一根柔韧的纤绳,从祖父辈开始至七十年代中叶,一直勒在船工们隆起的肩上。迈动艰辛的步履,带血的足迹书写着沧桑与辉煌。在钟祥市皇庄对岸沿山头山体上,至今残留着被纤绳勒刻的一条条深槽,就是历史的见证。
   领唱:喔—咿一嗬……闹起来呀!
   众唱:噎一嗬一噎一嗬……
   领唱:沿山头呀众唱:——嗨!
   领唱:将军滩呀众唱:——嗨!
   领唱:匍倒地啦众唱:——嗨!
   领唱:用力蹬啦众唱:——嗨!
   领唱:脚步千万别放慢啦众唱:——嗨!
   领唱:拼命闯过这一关众唱:——嗨!
   领唱:众兄弟呀众唱:——嗨呀嗬!
   领唱:雄威显呀众唱:——嗨呀嗬!
   领唱:拉过急流众唱:——嗨呀嗬!
   领唱:心才欢呀众唱:——嗨呀嗬!
   领唱:要将虎牙来扳掉众唱:——嗨呀嗬!
   领唱:要将龙角来扳弯众唱:——嗨呀嗬!
   领唱:上了滩呀众唱:——嗨呀嗬!
   领唱:酒碗端啦众唱:——嗨呀嗬!
   领唱:老婆孩子合家欢啦众唱:——嗨呀嗬……嗨呀嗬……嗨呀嗬……
   随着欢快的号子尾声落下,木船象离弦的箭,轻快平稳地驶进缓水带。险滩急流还不服气地咆哮着发出阵阵吼声。
   汉水号子又分《摇橹号子》、《上水号子》、《平水号子》、《逆水数板号子》、《交夹号子》,《过街号子》、《过滩号子》,多为简洁而长长地“吼”和“喊”。
   《逆水数板号子》。一领众合,用于船在主流中逆行时,统一纤夫的步伐与用力。大多是在拉“三脚纤”时。其喊号形式为大小号子轮流领喊,众人应尾声回答。其唱词一般都用戏曲中的原词。领喊人音词清脆吭长,众人回应声比较沉闷。《交夹号子》也是一领众合,用于船夫在长平的水里推棹之时,因此时易困乏,喊号子振作其精神。在过滩之后亦喊此号子以表喜悦之情。其唱词短小,活泼无拘束,见什么喊什么,号子明快而喜悦,为汉江号子中音乐性最强的。其喊答声可以相互交织超拍,并时而伴以口哨声。
   
   汉江水深流急,纤夫们喊着号子,齐心协力才能闯过险关
   入社,把木帆船和未来交给集体
   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显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在《资本论》中,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这一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共产”,目的就是追求“公平”。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化运动是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造的话,那么,钟祥市航运公司(以下简称“钟航公司”)最后的发展结果,显然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因为,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的船民们并没有享受到自己创造的财富。
   为了追溯钟航公司的企业性质,笔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走访,从各种文件资料及老船民口里得出一个结论:钟祥市航运公司最初是由船民们将船只“入股”(入社)后、船民们背纤摇橹撑篙壮大起来的。
   现年八十一岁的老船工陈友发说:一九五六年,我们都是单干的个体,我们都有自己的木船,那时政府要求我们把船只上交集体,向我们宣传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好。在当时,有的船民想得通,有的想不通。想得通的船民认为,我们把船只交给集体了,党和政府就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未来有希望了,子孙有希望了;想不通的船民认为,船只交给集体了,政策一变,我们的希望就泡汤了……。没有想到,这些想不通的人的顾虑应验了……
   据《钟祥县航运公司简史》(一九八四年编写,以下简称“简史”)记载:建国初期,有近千条木帆船航行于钟祥境内,大部分船只并非本地所有。当时以黄陂、孝感、汉川、河南四帮居多。到一九五六年水上“民主改革”,船只定港后,统属钟祥,编为三十七个互助组。一九五七年全港成立二十个木帆船合作社,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成立“钟祥县水运公司。……一九六一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十一个木帆船合作社,各社竟相加快船只改革步伐,一九七一年航运公司成立后,一度集中经济力量,促进运输工具的发展。一九八一年全公司除十二支木帆船外,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运输。”
   “简史”第三章记载:“一九五四年,由县民船管理站、皇庄水陆派出所、水上居委会共同组织人员随船工作,进行宣传发动,通过试点、逐步推广,在船民船工自愿结合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规划。年末,将全县七百六十只木帆船、货运量达九千六百吨从事运输的木帆船定港编组(最大的三十三吨,最小的两吨),共三十七个互助组。据钟祥县统计局记载:一九五三木帆船的货运量占全县货运量的百分之九十五,一九五四年占全县货运量的百分之九十一。”
   “一九五六年初,水上船民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积极要求走集体化的道路,在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规划下,抽调有关部门的干部六人,并选拔苦大仇深的船工二十人,组成了水上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组,通过宣传发动和做仔细的工作,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二十个初级木帆船合作社。同年六月五日,钟祥航运公司十八号文件通知,建社后,制定社章和各项规章制度,对所有船只折价入股,每个劳动力按每股三十元分摊,多余船价存社,由社分期还款付息,实行按股分红,一般占纯收入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劳动报酬占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五,剩余为公共积累。”
   为了壮大集体,船民倾其所有
   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成立的木帆船社一穷二白,合作社连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船民们入社后,集体经济十分困难,运输力量十分簿弱,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水运公司的领导就大力做船民们的工作,动员船民们捐献金、银、铜、铁,朴实善良的船民们积极响应,将收藏的金银财宝都拿了出来,铜锅铜壶都捐了出来,妇女摘掉金、银戒指和耳环,都捐献给合作社了。
   关于船民们捐献财物,倾其所有发展扩大运输能力的历史,在《简史》中并没有认真地记录,而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一九五八年高级合作社白手起家,共同自筹资金”的说法。在第三章中有这样一段记录:“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水运管理虽然松懈,但各木帆船合作社排除干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生产,扩大建设,通过自筹资金,大力发展机动船,更新驳船。此期间是水运工具更新改造的飞跃时期,自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0年航运公司成立前夕,船只由五艘\机驳一只,木驳船三十二只,发展到十五艘,机驳船一只,木驳船一百二十六只。”
   对于船民们捐金捐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过程,七十六岁的老船工马顺喜说:“我们那个时候,思想都很单纯。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期盼集体经济壮大,认为集体办好了,我们就有了依靠。党和政府要求我们把收藏的金银财宝捐出来发展集体经济,我们二话不说,有啥捐啥,在船舱里翻箱倒柜都找了出来,值钱的东西都捐给了集体。没想到我们当初的想法太幼稚了,现在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据老经理柏富银介绍,吴忠良是捐献最多的船民之一,在一九五八年那场声势浩大的捐献运动中,吴忠良将家里的四根金条、二百块银元都捐了出来。船民们捐献的金、银都折价卖钱,水运公司用于改造船只、更新设备;捐献的铜、铁、锡用于制造机帆船螺旋桨、操作杆等零部件。
   船民们捐赠手里的金银财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被认为是“闲置”或“市场失效”的资源,从而减少的福利损失使整个集体“受益”,但是,最后的受益者,并不是广大的船民们,而是极个别的“体制内受益者。”据说,捐献最多的吴忠良老人,九十年代末去世时,钟航公司连花圈都没有送一个;送葬的队伍里,除了其亲友外,钟航公司没有一个领导参加。
   著名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对中国改革的主导思路曾提出质疑,郎咸平告诉我们,政府需要慎重反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策略。郎咸平的支持者们批评改革过程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而他的反对者们则认为这种不公平的产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提高经济效率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不可避免”到什么程度?没有权威人士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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