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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垮台路线图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曾节明
   
   2009年对中共来说,是一个灾变的大凶之年,随着经济的全面衰退,中共政权赖以维持统治的所有条件正在急骤地丧失,这些条件包括:知识分子的“安分”、中产阶级的拥戴、中共地方官僚的效忠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经济、社会危机的双重冲击下,维系中共政权二十年稳定的寡头共治的权力结构今年必将土崩瓦解。2009年注定成为中共政权由衰落转向灭亡的元年。

   
   内部权力结构的崩解为什么是中共政权灭亡的最重要因素?这是由共产政权的性质决定的。王力雄先生指出:专制亡于内,这种灭亡方式,又以共产政权最为典型,共产政权封闭性和内向性,决定了它具有很强的镇压能量,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共产政权是纯粹被本国民众推翻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无一例外地亡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或游行示威等外因诱发的内部分裂);共产政权之所以注定在数十年内垮台,并非因为其专制和残暴,而是因为其性质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决定了共产政权必因内讧而瓦解。
   
   经历“文革”、“六四”,并且亲眼目睹了“苏东波”的中共统治集团显然看到了这一点,由邓小平、陈云带头,江泽民、李鹏完善,磨制出一种新的专制统治方式——寡头共治,这种方式有别于一切共产国家传统的专制统治方式——领袖独裁。
   
   中共的专制统治方式早从华国锋下台起,就开始走向寡头共治。华国锋下台后,中共政权形成邓小平、陈云两大元老共治的局面。邓小平虽居主导,却受到陈云、李先念等人掣肘,远不能一言九鼎;
   
   江泽民时期是江泽民和政治局七常委共治的局面。江泽民虽然号称“核心”,只不过在七常委中稍占些优势而已,却无法自行其是;
   
   胡锦涛更是连自命“核心”的权威都没有了;胡时代的权力格局,是最典型的寡头共治局面,如僵尸一般僵硬颟顸的胡锦涛,连江泽民那点个人“做戏”魅力都没有,只在侵犯人权等维护党天下利益的行为上放得开手脚,他封网禁书固然肆无忌惮,但在其余问题上得看众常委的脸色行事,中共党魁一职,在胡锦涛身上,不再具有说一不二权威,俨然成了中共寡头集团的主持人和协调者的职位。
   
   在的中共,就象一条九头恶龙,其庞大专制躯体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个魔头共同驱动,中共党魁不再能一个人说了算,重大事情必须按九魔头中的多数意志行事。
   
   寡头共治,尤其是邓小平、陈云死后的多寡头共治,是一种谁都不负责任的一种专制统治方式,但也是一种非常稳定的专制统治方式,它能够把内斗的激烈程度和破坏力降至最低。
   
   邓小平、陈云的共治局面,使得政治观点的分歧不再危及身家性命,毛时代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也就很快消失;邓小平、陈云死后,“垂帘听政”结束,皇帝和“太后”的内耗隐患消失,“路线斗争”时代彻底结束;江泽民退位后,贪权恋栈的内耗隐患消失,中共形成七十岁退休、最高职务连任不超过两届的“规矩”;胡锦涛时期,实权分散在众常委的手中,中共在十七大上形成了“接班人”人选由常委多数议定的规矩,以及总书记+总理“双接班人”的规矩,这就形成了最高权力交接班的制度,最大程度地消减了最高权力交接内耗,这一共产国家的最大内耗;以及总书记+总理“双接班人”的规矩的确立,又很大程度上平衡了派系之间的利益分配。
   
   因为寡头共治改变了共产政权内部斗争的你死我活性质,而且,随着寡头共治的完善和成熟,政治斗争的残酷程度和激烈程度都不断下降,因此,在政权能够照常维持的情况下,各个寡头之间哪怕分歧再大、矛盾再深,也会竭力地共同维护一党专制,因为一党专制是他们共同的命根子:有一党专制在,怎么内斗都伤皮不伤骨、照样安享特权;中共一旦垮台,这些人都成了落水狗、甚至面临灭顶之灾。可见,在正常情况下,政治局那九个尔虞我诈、貌合神离的寡头怎么会不死心塌地地共同维护中共政权?
   
   因此,寡头共治是一种无须政治强人就能够自我稳定的专制统治方式:出乎许多人的预料,邓小平死后,中共政权不仅没有陷入混乱,而且更加稳定地维持了十一年,这十一年当中,中共高层的内斗比任何时候都小、权力运作比任何时候都“程序化”。
   
   胡锦涛时期的权力结构,是一种更加稳定的多寡头结构,它是成熟和精致的寡头共治。胡锦涛时期,通过更加纯粹的逆向淘汰筛选上来的九个寡头们,几乎清一色地不是屠夫酷吏,就是超级贪腐分子,为了维护巨大的既得利益和防止被清算,这些精细谨慎的技术官僚们,不仅与各自的派系拥趸紧密抱团,各寡头派系也达成了“做事不做绝”的默契——即相互之间的争斗不影响专制稳定、决不逾越一党专制底线,以维护他们共同的最大利益。
   
   中共统治寡头共治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共产政权常见的“路线斗争”等激烈内斗消失、甚至“权斗反腐”也大大减弱,统治集团高层的稳定性和自我维护能力大大增强,这一结果,让那些坐等中共内斗“解体”(如期待“胡锦涛抓捕江泽民”)的人无比失望。
   
   不能不承认,寡头共治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共产政权的内耗,中共政权在“六四”大屠杀之后得以稳定近二十年,主要靠的就是一种寡头共治的权力结构。
   
   那么,寡头共治能否让中共摆脱共产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宿命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维持寡头共治局面是需要条件的,条件就是社会的稳定。八十年代初,中共靠包产到户、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等松绑措施,拯救了濒临崩溃的经济,换取了社会稳定;一九八九年,中共以一场血腥的大屠杀阻断了中国的自由化转型,以恐怖和高压换取了社会的稳定;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共大力笼络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官僚队伍:
   
   一九九二后,江泽民、李鹏开始给教师、公务员队伍和事业单位员工加工资,此后一加再加,干部知识分子待遇大为提高,“脑体倒挂”消失;朱镕基时期中共大力笼络官僚队伍,朱镕基推行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国家大力投资基建、城市改造,为各级官僚“先富起来”另辟捷径;胡锦涛上台后大力加强土地出让的政府垄断,使得“卖地”完全成为官僚暴富的“新干线”,从此掀起了房价疯涨潮、延续至今的各地政府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狂潮……
   
   官僚队伍、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是支撑一个政权的三根支柱,中共之所以能在“六四”之后维持了十多年的社会稳定,靠的就是以上的笼络措施。
   
   但是,笼络措施的维持也是要有条件的,条件就是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只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都不可能长久快速增长的,如今,随着经济大衰退的全面来临,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
   
   江泽民、朱镕基虽然创造了经济繁荣,但那种粗放型发展和重外资、轻民企的快速发展是难以长久的,胡、温上台后,对经济采取了加强集权和行政干预的错误做法,加速了经济危机的到来;正当胡、温经过六年努力把经济搞垮之际,西方世界也陷入一场规模巨大的经济危机当中,进口锐减、外资收缩、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高涨,这对于严重依赖外资、依赖进口能源、依赖出口的中共国摇摇欲坠的经济,不啻是狠狠踹上一脚。随着出口锐减、制造业倒闭潮的持续扩大,中共税收剧减成必然,没有收成,拿什么去笼络呢?在衰退潮的冲击下,苦撑已久的房地产崩溃在所难免;而房地产一旦崩溃,银行的巨额坏账就会爆炸,金融必然崩溃;金融崩溃必然引发社会整体动乱,造成政权危机。
   
   全面的社会动乱会冲破寡头共治的权力平衡,迫使寡头们激烈分化、共治权力结构崩解。众寡头平时虽然抱团竭力维持现状,可一旦社会动乱不可收拾、政权岌岌可危时,就大不一样了。中共九常委之所以平时能抱团,仅因为利益需要,根本不是出自同心同德;事实上,中共九个寡头之间,各人的见识、能力、思想观念均有巨大的差别,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互不服气;就已知的情况来看:
   
   胡锦涛乃陈云余孽,系宋平、邓力群培养出来的硬党棍子,其思维方式停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顽固坚持共产党专制;江泽民及其代理人则热心于营造官僚资本党,心向李光耀、苏哈托式的独裁统治;温家宝内心倾向于民主宪政,但又反对激进市场化,其思想观念接近社会民主党。
   
   而且,众寡头身负的历史包袱也大不一样:
   
   胡锦涛身被八九“拉萨平暴”和零八“西藏镇暴”双重血债,又负有继续镇压法轮功六年的罪责,诚可谓罪孽滔天、恶贯满盈,为现今中共寡头中罪恶最大者,为了防止被清算,胡锦涛会死保专制负隅顽抗到底,而不可能作任何让步;
   
   江泽民及其代理负有发起镇压法轮功的罪责,他们非常惧怕遭法轮功清算,这些人可能对民运力量作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在法轮功问题上决不会让步;
   
   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人没有杀人罪行,历史包袱最小,他们的可塑性很大。
   
   可见,一旦危机来临,这些个性相异、习相远,且包袱轻重迥异的寡头们,必然向着不同的方向骤变,维系了二十年稳定的中共寡头共治的权力结构必然瓦解;而寡头共治的瓦解,必然引发中共政权的轰然倒塌。
   
   在九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当中,未必没有袁世凯、叶利钦式的人物。因为是一条船上的人,在不出事的情况下,大家当然都倾向于维持现状,一旦出事而且危及政权,肯定分歧和矛盾重重就会因为利益的冲突而陡然放大、而且不可调和:在巨大的变局面前,既然共治已经无法保全利益了,就只能破局,竞相抢占有利位置、抓取有利筹码,由于激烈的利益冲突,寡头之间的公开摊派势不可免。
   
   寡头们之间的摊牌,一定会在镇压动乱的过程中发生。寡头当中,胡锦涛无疑拥有超过其他人的职权优势,这使得变乱当头他具有行事主导权上的优势。
   
   以胡锦涛的本性和经历来看,一旦社会动乱,他会本能地选择“拉萨平暴”方式,妄图再次以血腥屠杀保专制;经济没有崩溃的时期,这么做自然容易成功,胡锦涛本人,当年不是在拉萨屠杀“平暴”成功了吗?但是,在金融崩溃的情况下,调动军队杀人局面很难控制、后果既凶险又难以预料:
   
   因为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中共没有能力给其庞大的镇压机器以特殊“照顾”,而中共的军警特情人员绝大多数也来自老百姓,随着金融的崩溃,他们的储蓄、他们家人的储蓄都一样变成废纸;没有了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权,完全靠利益驱动,在自己和家人都破产了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有热情和积极性去帮胡锦涛卖命、杀人、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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