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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和中共统治者选拔官吏为何都重能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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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和中共统治者选拔官吏为何都重能轻守?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曾节明
   
   满清不尚清官,而对贪官、酷吏十分宽大,这种做法与明朝乃至大多数中原王朝都迥然相异;满清吏治的败坏,其实比起明朝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清朝,卖官买官成为国家制度;满清贪官和珅,富比皇帝、富可敌国;清朝自乾隆开始,就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

   
   清朝吏治败坏的原因也十分独特:明朝及其他中原王朝吏治的败坏,几乎都是皇帝奸忠不辨、不理朝政造成的后果,而满清的吏治败坏,却是皇帝有意引导的结果:
   
   满清的用人取向,一开始就重能力、轻操守。多尔衮挥军入关侵占北京之初,对前来投降的前明故吏几乎不加甄别的统统任用,大批品质败坏的明朝余孽获得留用,而稍微有些才干的明朝奸佞之臣,如冯铨、谢启光、金之俊、宁完我、孙之懈之流,甚至获得重用。多尔衮的这种重能轻守的用人之道,顺治帝承袭之。
   
   唯有康熙时期是一个例外,但经过康熙时期的例外后,自雍正开始,满清在官吏选拔上重归重能轻守的老路。雍正帝倚重能员、鄙薄清官,他“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1,雍正帝认为:“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2,为了压制清官,他还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他一上台就晓谕地方:“嗣后如仍造生祠书院,或经告发,或被纠参,即将本官及为首之人严加议处。3”雍正帝只求能干的人,而不太在乎官场的廉洁之风,正是雍正帝创立了流毒深远的买官卖官(“捐官”)制度。
   
   乾隆继承并大大强化了雍正帝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对清官的猜忌到了病态的地步,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稍许因操守被人称道的官员深恶痛绝,认为都是沽名钓誉的“奸歹”行为,决不容许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名誉4。
   
   比雍正更恶劣的是,乾隆不仅压制清官,还纵容贪官;乾隆帝本人纵容贪官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其终生宠信的权臣和珅,成为清朝最大的贪官。
   
   经过雍正帝引导和乾隆帝的强化,重能轻守成为清朝统治者的“祖制”
   
   、“传统”;两百多年间,正是这种用人传统,造成了清朝吏治的空前腐败,加剧了国家的积贫积弱。
   
   多尔衮、顺治帝重能轻守的做法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当权的时期,尚处于征服战争时期,需要招降纳叛、藏污纳垢,以瓦解汉族的抵抗力量。但康熙之后,满州对中国的征服已彻底完成,天下早已底定,清朝统治者在用人上为什么要重归重能轻守呢?
   
   其真正原因在于满清政权的性质:
   
   满清政权历史上是一个外族征服政权,带有强烈的“族天下”(一族专制)的性质:满州贵族垄断帝国最高权力和朝廷要职——满人仅凭出身便可担任官职;光绪之前,中央级的高级军事职位是汉人决不能染指的;满人整个民族由国家供奉、不劳而获,其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享有大大高于汉人和其他民族的特权地位。
   
   满清政权还带有殖民政权性质,自多尔衮至那拉氏,清朝统治者始终只把东北看作自己的家园,而对于关内广阔的被征服领土,清统治者始终视之为殖民地:自入主中原开始,满清统治者就以故土东北为禁脔,严加封禁,禁止汉人、蒙人移民,而满人却可以自由移居关内,直至1896年,因东北人丁稀少,遭日俄吞并的危机日深,才不得不放宽移民限制。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殖民政策,暴露出满清统治者根深蒂固的殖民心态。
   
   正因为这种深深的殖民心态,所以雍正帝有“朕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的告白;所以慈禧太后有“宁与外邦,不予家奴”的叫嚣;所以顽固派满洲贵族刚毅对改良派有“保中华不保大清”的横责;所以满遗德龄的父亲生前有“我们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国人的主人”的教诲…
   
   清朝不仅是化外蛮族征服中国的产物,而且清朝政权是一个带有浓厚殖民政权色彩的民族压迫政权,因此,清朝政权是一个非法政权;按照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的标准,清朝政权更是僭主非法政权,因为无论是按照孔子强调的“华夷之辩”和纲常序统,还是孟子强调的“民本”思想,清朝都实属大逆不道的“伪朝”。
   
   清朝统治者因为其政权不合法,也没有西方殖民者那种高于中国文明的先进的文明,所以特别不自信,特别惧怕汉族对其政权非法性的关注、为了阻止汉族民族意识的觉醒,所以清朝统治者就要大施愚民暴政,为了消灭汉族中的勇者智者,不惜杀人盈城、大兴文字狱;为了奴化人民,对古书大加剪裁、唯我所用、寓毁书于编书,对儒家等经典极尽取其糟粕、弃其精华之能事。
   
   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必然刻意任用、纵容贪官、酷吏,而对清官,尤其是汉族清官深怀戒心,这就形成了用人上的“重能轻守”。清统治者为什么好贪官而忌清官?因为贪官的的人格特点特别适合维系满清这样一个非法政权的需要:
   
   一是贪官好用,尽可以放心驱使。贪官、酷吏基本上是些道德品质败坏,或意志薄弱之辈,缺乏原则和正义感,行为处事趋向不择手段,为了荣华富贵,他们可以死心塌地帮着统治者戕害自己的同胞;
   
   二是贪官、酷吏缺乏独立人格。贪官因为有贪腐劣迹的把柄,酷吏更有伤天害理的把柄,为求自保,他们不得不紧密依附皇权,完全抛弃独立人格,心甘情愿地充当皇帝的家奴、走狗、鹰犬;雍正朝的李卫、乾隆朝的和珅,分别是酷吏和贪官的典型。
   
   比之贪官,清官普遍富于正义感,有骨气、有自尊、有群众基础,他们倾向于忠于原则、“真理”,因此,他们容易萌生独立人格,在皇帝面前,就不那么助纣为虐、俯首听命;他们甚至常常引经据典、批龙鳞、逆圣听……
   
   清官,特别是汉族清官的这种独立人格,恰恰是满清统治者最为忌惮的,因为人格的独立,意味着奴性的消减,而满清政权却是建立在奴性和愚昧基础上的蛮族殖民政权,其政权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一致,国民越愚昧、奴性越重,满清政权就越稳固;而人格的独立虽然于国家进步有利,于清朝统治者的权力却是不利的。
   
   人格的独立,容易引发平等思想,诱发对满清政权“族天下”压迫性质的价值否定、甚至诱发民族意识的觉醒。这是满清统治者最为恐惧的。
   
   所以清朝皇帝选拔汉族官吏,特别青睐贪腐而能干的于人,只有这些“头上有辫屁股有尾巴”的人,才能死心塌地效犬马之劳,忠实地帮着他们压制汉人、维持政权。
   
   
   其实,清朝用人为什么重能轻守?雍正帝和乾隆帝早就亲自给出答案:
   
   雍正帝充满嫉恨地说:“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5,话说得很坦率:清官“洁己”而不“奉公”,也就是有道德原则,不如操守平常之人那样听话,达不到“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境界。雍正帝还道貌岸然地说:“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6,雍正的意思,无非是说清官往往心慈手软,难以为了朝廷心毒手狠地侵犯人权、弹压汉族士、民。
   
   
   
   
   在满清之后,中共政权是又一个在用人上重才轻守、重能轻德的典型;而且,与满清一样,在用人上重才轻守、重能轻德的取向,也是最高统治者的刻意行为,即“干部路线”。中共的干部路线虽然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一条,即政治挂帅:在政治可靠的前提下,能者居上。那么,什么是“政治可靠”?就是所谓“党性强”,党性者,对党头的服从性也,“党性强”,说穿了,就是驯顺听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在政治可靠的前提下,能者居上的用人原则,自然可以选拔一些真才实学之士,但更多获用和得势的必然是些无道无德之徒,因为这些人不择手段。因此,中共的干部路线,就是只要跟紧捧紧领导(即所谓“政治正确”),越痞、越烂、越黑,越受重用的路线。
   
   这是一种比满清用人取向更加劣胜优汰的用人之道:满清用人多少还受点儒家道德束缚,中共用人不受任何道德束缚,没有任何底线。
   
   
   中共政权用人为何重能轻德?与清朝相似,根本原因在于政权的非法性。中共政权是一个带有强烈外国邪教性质的征服政权,远比满清更加悖离中国传统:满清还可以剪裁儒家理学的东西用以正名,中共政权搞的暴力共产那一套,无法在中国传统中找到任何道义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在打天下时期和建国初期,只有那些黑心烂肝的社会渣滓、流氓地痞才能够放开手脚,帮着中共屠杀抢劫、坑蒙拐骗、整人害人,成为“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力量。
   
   在意识形态崩溃后的保政权时期,中共特别青睐贪官和酷吏,因为只有无操守的贪官污吏、酷吏,才会死心塌地帮着自己镇压人民;因为贪官和酷吏,都有劣迹的把柄可抓,为求自保,他们不得不紧密依附中共寡头集团,完全抛弃独立人格,心甘情愿地充当中南海的家奴、走狗、鹰犬;江泽民宠信的贾庆林,胡锦涛赏识的“张北韩”(张德江),就分别是中共保政权时期贪官、酷吏的典型。
   
   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崩溃,中共需要败坏的道德和社会风气,以淡化民众的自由民主的诉求、掩藏政权的非法性;重用贪官污吏、酷吏,就是败坏道德和社会风气的极为有效之术。
   
   因此,今天的中共的用人机制更加劣胜优汰,整个官场“洪洞县里无好人”,正直的人在官场基本上混不下去,更遑论获得升迁。
   
   
   吏治上的重才轻守、重能轻德是祸国败运之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操守德行的官僚不择手段、只膺服于权势;在权势的庇护下,他们贪赃枉法、对民众的压榨盘剥只会越来越肆无忌惮;并且,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防备清算,他们顽固地阻挠任何体制改革,从而导致整个统治集团愈来愈没有修错能力,其结果是国力日蹙、社会道德崩坏、危机加深、社会进步的代价越来越高昂,最终整个国家陷入大乱甚至崩解的境地。
   
   这已经为历史证明:满清长期以来重能轻守吏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污吏、屠夫酷吏,他们不遗余力地维护专制、反对改革,在他们的沉重的盘剥和毒辣的压制下,社会活力丧失殆尽,满清后期之所以积贫积弱,对列强的挑战,几无招架之功,陷入被八国列强分割的境地;可以说,满清吏治的空前败坏,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近代社会转型失败,直接造成了民国军阀割据混战恶果,使中国难以抵御共产国际的赤化。
   
   满清帝国和中共国的统治者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之所以坚持倒行逆施,乃是抱定“宁亡中国,也不能忘我满州”、“宁可亡国,也不能亡党”的邪念:一是妄图把其邪恶的统治拖至最久;二是以“要死一起死”罪恶心态妄图捆绑中国,企图以捆绑的高昂代价吓阻中国人倾覆专制的决心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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