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节明 ： 康熙、雍正不同的治贪之道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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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清王朝著称于史的真实东西，除了文字狱和民族压迫，就是它的腐
   败无能：满清是一个贪官（和珅）比皇帝还富的朝代；满清是中国历
   史上唯一一个卖官卖官制度化的朝代。
   
   但凡事都不应绝对化，超级腐败王朝满清，也出现过一段吏治清明的
   时期，那就是康熙时期和雍正时期。康熙帝统治时期，是清朝清官最
   多、风气最正的时期；雍正帝统治时期，则是官场纲纪最为严明、官
   吏最为兢兢业业时期。康熙、雍正时期吏治的清正廉明，得自于康熙
   帝和雍正帝成效斐然的治贪之道。
   
   治贪之道，首先在于选拔官吏的标准。关于用人，康熙帝认为“节操
   清廉，最为紧要”。他亲政之后，一反多尔衮和顺治帝藏污纳垢、唯
   我所用的粗放做法，以清廉作为选拔官吏首要标准；但另一方面，康
   熙帝又反对朱元璋的“以猛治国”，拒绝效法朱元璋采用剥皮等酷刑
   苛法惩治贪官的做法，而是以培养和褒扬清官为主。康熙帝认为：
   “宽仁”才是长久之道，治家治国都应当以“宽仁为本”，采用酷烈
   手段惩治贪官，是不能治本的消极防堵措施，治本之道是培养一种清
   廉的风气。
   
   因而，康熙帝玄烨在位时，非常注重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他以经
   常出巡的方式倾听民间舆论，平时注意通过秘折等渠道了解各级官员
   的名声好坏、甚至多次采取微服私访的方式，调查了解官吏的品行。
   康熙帝在位期间六次南巡，每次都一路访察清官，并下令各地督抚举
   荐清廉；康熙帝特意命令文宣部门，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传
   抄全国，意在让天下官员仿效。
   
   两江总督于成龙病逝时，康熙因他“清操始终一辙，非寻常廉吏可
   比，破格优恤，以为廉吏劝”，加赐太子太保，谥清端，降旨地方修
   建祠堂，并亲自书写“高行清粹”四字，制成楹联，赐予于的后人。
   〔１〕
   
   精明的康熙帝，深知清官容易为奸佞者诬陷谤毁，故从不轻惩，还立
   下了不准杀言官的规矩（这一规矩后来被乾隆帝破坏）。康熙朝“治
   行为畿辅第一”的彭鹏，因事多次受到革职处分，但康熙都改为降级
   留用，直到被降了12级，仍奉旨留任原官。〔２〕
   
   康熙帝还一反多尔衮、顺治帝严禁舆论议政的做法，鼓励民间为清官
   树碑立传，也容许百姓张贴大字报揭发贪官的劣行，以这种一正一反
   社会舆论对比，鼓励清官、贬斥贪官。〔３〕
   
   在玄烨的努力下，康熙朝成为满清清官最多、风气最正的时期。康熙
   时期，也是清朝国力最强盛、社会最具活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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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雍正帝继位后，却完全反其父之道而行。胤祯一上台，就废弃
   了其父的用人路线。他的用人之道，处处与玄烨背道而驰：玄烨选拔
   官吏，以“节操清廉”为首要条件，而胤祯选拔官吏，“宁用操守平
   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４〕康熙帝通过舆论来鉴别官
   员的操守政绩，通过扶植、保护、褒扬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
   气，雍正帝则倚重能员、鄙薄清官，他漠视针对官吏的舆论，甚至偏
   激地认为“舆论全不可信”、“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
   世奸诈者流”。〔５〕
   
   尤其绝的是，对于清官，雍正帝不仅不予倡扬，还加以压制。他一反
   康熙帝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以根除官
   员“好名之风”。〔６〕
   
   因为重视舆论民情，康熙帝的“兴廉”措施比较公开化、透明化，而
   雍正帝的吏治手法则倾向于特务统治，在中央创立密摺告密制度，并
   且豢养特工队伍，对官僚进行跟踪、刺探、监控。
   
   康熙帝反对严刑苛法治官，不轻易惩治大臣；雍正帝则一改康熙的宽
   仁作风，追求吏治的“严明”，他大力整顿吏治，严格清查钱粮亏
   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酷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雍正帝的治
   贪之道，近似于朱元璋的“以猛治国”；为了消减贪污腐败的欲望和
   借口，雍正帝还别出心裁地搞出了“养廉制度”，他以“耗羡归公”
   为名，以贪官的赃款和所抄没的家产为基金，让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
   “养廉银”。雍正帝是中国历史上率先实施养廉制度的皇帝。
   
   虽然处处与康熙帝反其道而行，雍正治贪照样获得了卓著的成效。雍
   正朝的官吏普遍勤勉奉公，而行政效率比康熙时期犹有过之：雍正帝
   在位仅13年，迅速填补了国库亏空、还完成了军机处设立、摊丁入
   亩、废除贱籍等一系列重大改制措施、展开了对西南苗疆的“改土归
   流”（改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是雍正帝，而不是乾隆帝，延续了
   康熙帝开创的满清鼎盛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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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贪之道，康熙帝、雍正帝截然相反，那么哪一种更加高明呢？
   
   应该说，比起雍正帝，康熙帝更能看到问题的根本：
   
   一个做官的人，到底是选择廉洁还是选择贪腐，与荣誉感大有关系。
   荣誉感，是人的一种强烈高级精神需求，获取荣誉欲望的满足感，要
   远比性欲等本能欲望的满足更深刻和持久；而当官，首先是一种国家
   赋予的莫大荣誉，人们追求高官，首先是追求这种地位带来的显赫荣
   誉；而且，能够金榜题名当官的人，多是家境较好的人家或清贫乐道
   的书香门第，他们一般发财欲望并不强烈，而获取名誉和地位的欲望
   很强烈。
   
   康熙重用、倡扬清官的做法，就是顺应为官者的强大荣誉需求的一种
   正向引导，能够起到根本性的作用；相比之下，雍正帝刑杀贪官的治
   贪之道，是一种以恐怖吓阻贪腐行为者的做法，尽管见效快，但无法
   达成对象自觉自律的目的，以严刑苛法的方式治贪，象张满的弓，不
   可能久张不驰，而稍有松懈，贪腐行为必然更加死灰复燃。因此，康
   熙帝倡扬清官的治贪之道，比起以刚猛肃贪的办法，更能治本、更能
   竟长久之功。
   
   康熙培养官场清正廉洁风气的做法，更是维持清明吏治的长久之计，
   因为风气是类似意识形态的东西，影响巨大、无所不在，清正廉洁的
   社会风气一旦形成，便成为一种整体环境的教化，人从小耳濡目染其
   中，就很容易成为一个清正廉洁的人。风气就如同气候，在适宜的气
   候下，肥沃的土壤自然能够长出优良的菜蔬瓜果。
   
   雍正帝对贪官“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手法，固然可以收到立竿见
   影的治贪效果，但是同时会早就大批冷血兽性的酷吏、形成残忍野蛮
   的官场和社会习气；雍正帝搞的告密制度和特务统治，更会助长猜忌
   告密之风、败坏社会道德。就如同杀人比盗窃更坏一样，酷吏比贪官
   更坏，雍正帝的治贪之道，虽然见效快，但长此以往，会造成一个狠
   毒残忍、激烈倾轧的官场，和一个告密成风、道德败坏的社会，这比
   单纯的贪污腐败更糟。
   
   雍正帝压制清官的“好名之风”，长期以往更会极大地败坏官场风
   气。雍正帝刻意压制清官扬名，无非是要压制独立人格，因为依靠自
   己品行获取民间荣誉，是一种独立于皇权的人格行为，这种人格独立
   的表现，是异族政权的统治者（特别是不自信的统治者）所特别戒惧
   的，雍正帝对清官名誉上的压制，流露出满清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精
   英阴暗鄙劣的猜忌心理。
   
   对清官名誉的压制，无疑会极大地挫伤清官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使他
   们精神上孤立无援，容易变得心灰意冷，失去恪持道德操守的持久动
   力；对清官的“好名之风”的刻意打压，也使得敬慕清官的官、民寒
   心，优良的道德操守不能称颂于世，就会消灭道德砥砺的风气，使整
   个社会风气趋向平庸、媚俗：官吏失去了清官荣誉感的激励，社会又
   逐渐丧失培育清正廉明、刚正不阿的土壤，吏治和社会的全面败坏、
   堕落也就是时间问题。
   
   可见，雍正的治贪之道是非常短视的方法。康熙帝对贪官颇为宽大，
   康熙朝却清官众多，官风世风廉洁：张伯行、于成龙、陈¬灩佟⒄排?
   翮、施世纶、蔡世远、陈鹏年、郭琇、彭鹏等中高级官员，都以道德
   操守称颂于世，清官受到普遍尊崇和仿效，士大夫竞相以“清名”自
   矜，官员敢言敢谏，官场气氛活跃；雍正帝以恐怖手段刑杀贪官，却
   早就出一个酷吏横行、百官战兢噤声、了无个性的肃杀官场，雍正最
   宠信的鄂尔泰、李卫、田文镜，无不以刻毒狠辣著称，雍正朝的官吏
   廉洁奉公，多非出于本心，只是畏于严法不敢出格；雍正死后，随着
   乾隆帝治贪的松弛，吏治很快全面腐败。
   
   在康熙之后，雍正帝的吏治之道虽然暂时撑住了一个鼎盛的面子，但
   是同时埋下了全面衰败的祸根。
   
   当然，雍正帝治贪的那一套也有超越康熙帝的优点：雍正帝首创的养
   廉制度，给予惩治贪腐制度性的保障，从而使治贪政策的施行更具稳
   定性；康熙帝的兴廉方针，因为没有形成制度，容易随着皇帝的更换
   而改变，因人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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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无论康熙的治贪之道还是雍正帝的治贪之道，都有很大的局限
   性，因为这都是依靠专制独裁的权力治贪，其成效受独裁者个人因素
   影响太大。康熙帝虽然要比雍正帝更能看到问题的根本，但康熙帝的
   兴廉之道，很大程度得依靠皇帝个人的智慧和性格。康熙帝玄烨英明
   干练、慧眼识人，而且品性也比清朝其他皇帝好，因此他能够准确地
   访察清官、了解官员的德行、他能够辨别良莠，任贤举能、他能够随
   机应变、把持恰当的火候、分寸和节奏，平衡和慑服各个派系，牢牢
   把握着引领官场的主动权……如果换了一个个人能力和品行差劲的皇
   帝，康熙帝的这种治贪办法就会施行不好；如果换了一个奸忠不辨、
   弱智颟顸的皇帝，如崇祯帝，则注定会搞得人妖颠倒，把兴廉之道搞
   成“兴贪之道”、“兴奸之道”。
   
   而且，康熙帝的这种治贪之道，会随着最高统治者精力的下降而成效
   减弱。康熙帝统治末年，因为衰老而疏于查考，官场风气有所退步。
   
   综上可知，人治的治贪是靠不住的；能够持久见效的治贪之道，只能
   是一种把培养道德正气和制度化的监督结合起来的治贪之道，历史证
   明：只有好的宗教才能培育持久的、优良的社会道德，只有三权分立
   的政治体制，才能够予权力以恒久的制衡和监督，因此，中国历代王
   朝都不可能持久的廉洁，持久的、廉洁的吏治局面，只有在一个重视
   宗教教化的、成熟的宪政民主社会才能够实现。
   
   （成稿于2009-01-04中午星期日）
   
   【附注】
   
   １、３、《康熙御制文集》三集卷六、卷三；
   ２、户华为：《康雍二帝对清官的不同态度》《光明日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