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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雍正不同的治贪之道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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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清王朝著称于史的真实东西,除了文字狱和民族压迫,就是它的腐
   败无能:满清是一个贪官(和珅)比皇帝还富的朝代;满清是中国历

   史上唯一一个卖官卖官制度化的朝代。
   
   但凡事都不应绝对化,超级腐败王朝满清,也出现过一段吏治清明的
   时期,那就是康熙时期和雍正时期。康熙帝统治时期,是清朝清官最
   多、风气最正的时期;雍正帝统治时期,则是官场纲纪最为严明、官
   吏最为兢兢业业时期。康熙、雍正时期吏治的清正廉明,得自于康熙
   帝和雍正帝成效斐然的治贪之道。
   
   治贪之道,首先在于选拔官吏的标准。关于用人,康熙帝认为“节操
   清廉,最为紧要”。他亲政之后,一反多尔衮和顺治帝藏污纳垢、唯
   我所用的粗放做法,以清廉作为选拔官吏首要标准;但另一方面,康
   熙帝又反对朱元璋的“以猛治国”,拒绝效法朱元璋采用剥皮等酷刑
   苛法惩治贪官的做法,而是以培养和褒扬清官为主。康熙帝认为:
   “宽仁”才是长久之道,治家治国都应当以“宽仁为本”,采用酷烈
   手段惩治贪官,是不能治本的消极防堵措施,治本之道是培养一种清
   廉的风气。
   
   因而,康熙帝玄烨在位时,非常注重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他以经
   常出巡的方式倾听民间舆论,平时注意通过秘折等渠道了解各级官员
   的名声好坏、甚至多次采取微服私访的方式,调查了解官吏的品行。
   康熙帝在位期间六次南巡,每次都一路访察清官,并下令各地督抚举
   荐清廉;康熙帝特意命令文宣部门,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传
   抄全国,意在让天下官员仿效。
   
   两江总督于成龙病逝时,康熙因他“清操始终一辙,非寻常廉吏可
   比,破格优恤,以为廉吏劝”,加赐太子太保,谥清端,降旨地方修
   建祠堂,并亲自书写“高行清粹”四字,制成楹联,赐予于的后人。
   〔1〕
   
   精明的康熙帝,深知清官容易为奸佞者诬陷谤毁,故从不轻惩,还立
   下了不准杀言官的规矩(这一规矩后来被乾隆帝破坏)。康熙朝“治
   行为畿辅第一”的彭鹏,因事多次受到革职处分,但康熙都改为降级
   留用,直到被降了12级,仍奉旨留任原官。〔2〕
   
   康熙帝还一反多尔衮、顺治帝严禁舆论议政的做法,鼓励民间为清官
   树碑立传,也容许百姓张贴大字报揭发贪官的劣行,以这种一正一反
   社会舆论对比,鼓励清官、贬斥贪官。〔3〕
   
   在玄烨的努力下,康熙朝成为满清清官最多、风气最正的时期。康熙
   时期,也是清朝国力最强盛、社会最具活力的时期。
   
                  ◆
   
   然而,雍正帝继位后,却完全反其父之道而行。胤祯一上台,就废弃
   了其父的用人路线。他的用人之道,处处与玄烨背道而驰:玄烨选拔
   官吏,以“节操清廉”为首要条件,而胤祯选拔官吏,“宁用操守平
   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4〕康熙帝通过舆论来鉴别官
   员的操守政绩,通过扶植、保护、褒扬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
   气,雍正帝则倚重能员、鄙薄清官,他漠视针对官吏的舆论,甚至偏
   激地认为“舆论全不可信”、“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
   世奸诈者流”。〔5〕
   
   尤其绝的是,对于清官,雍正帝不仅不予倡扬,还加以压制。他一反
   康熙帝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以根除官
   员“好名之风”。〔6〕
   
   因为重视舆论民情,康熙帝的“兴廉”措施比较公开化、透明化,而
   雍正帝的吏治手法则倾向于特务统治,在中央创立密摺告密制度,并
   且豢养特工队伍,对官僚进行跟踪、刺探、监控。
   
   康熙帝反对严刑苛法治官,不轻易惩治大臣;雍正帝则一改康熙的宽
   仁作风,追求吏治的“严明”,他大力整顿吏治,严格清查钱粮亏
   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酷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雍正帝的治
   贪之道,近似于朱元璋的“以猛治国”;为了消减贪污腐败的欲望和
   借口,雍正帝还别出心裁地搞出了“养廉制度”,他以“耗羡归公”
   为名,以贪官的赃款和所抄没的家产为基金,让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
   “养廉银”。雍正帝是中国历史上率先实施养廉制度的皇帝。
   
   虽然处处与康熙帝反其道而行,雍正治贪照样获得了卓著的成效。雍
   正朝的官吏普遍勤勉奉公,而行政效率比康熙时期犹有过之:雍正帝
   在位仅13年,迅速填补了国库亏空、还完成了军机处设立、摊丁入
   亩、废除贱籍等一系列重大改制措施、展开了对西南苗疆的“改土归
   流”(改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是雍正帝,而不是乾隆帝,延续了
   康熙帝开创的满清鼎盛局面。
   
                  ◆
   
   治贪之道,康熙帝、雍正帝截然相反,那么哪一种更加高明呢?
   
   应该说,比起雍正帝,康熙帝更能看到问题的根本:
   
   一个做官的人,到底是选择廉洁还是选择贪腐,与荣誉感大有关系。
   荣誉感,是人的一种强烈高级精神需求,获取荣誉欲望的满足感,要
   远比性欲等本能欲望的满足更深刻和持久;而当官,首先是一种国家
   赋予的莫大荣誉,人们追求高官,首先是追求这种地位带来的显赫荣
   誉;而且,能够金榜题名当官的人,多是家境较好的人家或清贫乐道
   的书香门第,他们一般发财欲望并不强烈,而获取名誉和地位的欲望
   很强烈。
   
   康熙重用、倡扬清官的做法,就是顺应为官者的强大荣誉需求的一种
   正向引导,能够起到根本性的作用;相比之下,雍正帝刑杀贪官的治
   贪之道,是一种以恐怖吓阻贪腐行为者的做法,尽管见效快,但无法
   达成对象自觉自律的目的,以严刑苛法的方式治贪,象张满的弓,不
   可能久张不驰,而稍有松懈,贪腐行为必然更加死灰复燃。因此,康
   熙帝倡扬清官的治贪之道,比起以刚猛肃贪的办法,更能治本、更能
   竟长久之功。
   
   康熙培养官场清正廉洁风气的做法,更是维持清明吏治的长久之计,
   因为风气是类似意识形态的东西,影响巨大、无所不在,清正廉洁的
   社会风气一旦形成,便成为一种整体环境的教化,人从小耳濡目染其
   中,就很容易成为一个清正廉洁的人。风气就如同气候,在适宜的气
   候下,肥沃的土壤自然能够长出优良的菜蔬瓜果。
   
   雍正帝对贪官“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手法,固然可以收到立竿见
   影的治贪效果,但是同时会早就大批冷血兽性的酷吏、形成残忍野蛮
   的官场和社会习气;雍正帝搞的告密制度和特务统治,更会助长猜忌
   告密之风、败坏社会道德。就如同杀人比盗窃更坏一样,酷吏比贪官
   更坏,雍正帝的治贪之道,虽然见效快,但长此以往,会造成一个狠
   毒残忍、激烈倾轧的官场,和一个告密成风、道德败坏的社会,这比
   单纯的贪污腐败更糟。
   
   雍正帝压制清官的“好名之风”,长期以往更会极大地败坏官场风
   气。雍正帝刻意压制清官扬名,无非是要压制独立人格,因为依靠自
   己品行获取民间荣誉,是一种独立于皇权的人格行为,这种人格独立
   的表现,是异族政权的统治者(特别是不自信的统治者)所特别戒惧
   的,雍正帝对清官名誉上的压制,流露出满清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精
   英阴暗鄙劣的猜忌心理。
   
   对清官名誉的压制,无疑会极大地挫伤清官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使他
   们精神上孤立无援,容易变得心灰意冷,失去恪持道德操守的持久动
   力;对清官的“好名之风”的刻意打压,也使得敬慕清官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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