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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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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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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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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德国漫笔之七)

来源:人与人权
    我们不能不加甄别地拥抱所有“看上去很美”的东西,美有可能属于撒旦的疆域。
   
   一直以来,我对德国的电影都怀有浓厚的兴趣,比如近年来我看到的最具有震撼力的电影便是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我更对纳粹时期的德国电影,尤其是被称为希特勒的御用导演的里芬斯塔尔的作品感兴趣。于是,歌德学院便为我安排了访问电影电视博物馆的项目。
   

   柏林电影电视博物馆位于波茨坦广场的索尼中心内。波茨坦广场曾经是柏林歌舞升平的闹市区,在二战盟军的空袭中几乎被夷为平地。冷战时代,因为被柏林墙穿过,这里长期被闲置,是一块草木不生的荒地。德国统一之后,联邦政府倡导重建波茨坦广场,使之重新成为柏林车水马龙的商业和文化中心。索尼中心是新的波茨坦广场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之一——它由美国建筑大师赫尔穆特·雅恩担纲设计,具有一种“美国式的热闹活泼”,i给冷峻严肃的柏林增加了几许轻松而时尚的气氛。电影电视博物馆与电影学院同在索尼中心的一座大楼上,柏林电影节组委会也在咫尺之遥。电影电视博物馆是柏林有史以来第一座以电影为主题的展览馆,拥有一千五百平方米展出面积,十六个展出空间,展出电影科技、艺术、神话、历史文献、两万多本原版电影剧本及手稿等。
   
   外表儒雅的馆长罗斯博士在办公室中接待我们的来访。我们的话题从电影与政治之间的纠葛开始。罗斯博士指出,电影是德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的展览试图以电影这一受人欢迎的媒介为中心,让参观者认知不同时代德国的政治、文化、经济。每个时代的德国电影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如魏玛时代的电影充满自由而忧郁的特征,这与魏玛的政治氛围相契合;纳粹时代的电影则充斥着尼采所谓的“强力意志”,是纳粹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德国的电影工业与美国好莱坞的民营模式不同,一开始便具有国家主义的特点。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即已意识到电影对军民士气的重要性,在鲁登道夫将军的建议下,联合银行、化学、电气和军需工业一起投资成立了UFA电影公司,以举全国之力来制作为第二帝国摇旗呐喊的电影。博物馆中专门有一个展厅介绍这段历史和该公司出品的电影。到了纳粹时代,希特勒和戈培尔对电影都颇有研究,更是不惜巨资拍摄各种宣传片。
   
   于是,我提出了里芬斯塔尔的名字。她在二十世纪的德国是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集舞蹈家、电影演员、导演、制片人、摄影家、作家等于一身,在纳粹时代曾扮演希特勒御用导演的角色,帮助纳粹拍摄了多部影片,为纳粹的大众催眠与国际政治宣传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战后,她始终拒绝认罪和道歉,反复强调说:“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否定我的一生!”直到二零零三年,里芬斯塔尔以一百零一岁高龄去世的时候,也从未对自己说过一个“不”字。她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振振有词地说:“我只是艺术家,不太关心现实,只想留住过去所有美好。”她本人是一名让人惊艳的美女,其作品更是美得让人眩目,但那是无疑一种邪恶之美。过去,我们常常以为,真、善、美是统一的,事实并非如此。有些善良是虚弱的,有些真相是残酷的,有些美丽是有毒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是里芬斯塔尔最严厉的批评者,她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真相与正义之间,我选择真相。而里芬斯塔尔,选择美,哪怕它伤天害理,洪水滔天。”ii
   
   罗斯博士说,他也写过关于里芬斯塔尔的论文,里芬斯塔尔在今天的德国仍然是饱受争议的人物。新纳粹分子认为她是英雄,现代派艺术家将她奉为一代宗师,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她是女性独立运动的先驱,她如同一面多棱镜,每个人都可以从中选择其欣赏的部分。大部分德国人都对里芬斯塔尔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正如他们对与纳粹合作的剧作家霍普特曼、诗人庞德、音乐家斯特劳斯也抱有同情一样,德国人对文化人总是特别宽容。这里涉及到一个更为复杂的伦理问题:如何对待那些充当专制者帮凶、帮忙和帮闲的文化人?是否因为他们是文化人,没有直接拿刀拿枪,便可以对他们网开一面、宽容无边?文化人难道天生便拥有豁免权吗?当然,也有人激烈批判里芬斯塔尔,直到最近媒体还不断地挖出一些关于她的负面消息来。
   
   罗斯博士认为,里芬斯塔尔这位传奇女性确实可以作为艺术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案例来研究。他特别指出,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会召开前夕,纳粹当局希望拍摄一部奥运会的大型纪录片,以之展现奉行“和平主义”的“新德国”。里芬斯塔主动请缨担纲拍摄,结果《奥林匹亚》一片大获成功,该片采用了许多当时最新的摄影和剪辑技术,其宣传灌输纳粹意识形态的方式亦比较隐蔽,让一般观众不知不觉间便受其感染。所以,该片不仅在德国国内造成万人空巷般的轰动,法国、美国等国的观众亦为之倾倒。在艺术上看,这部影片无疑是成功的,后来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得了金奖,在巴黎电影节上得了大奖。
   
   当时,“落水”的里芬斯塔尔不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她只是与那些纳粹亲密合作的艺术家中最有才华者之一。那么,纳粹究竟靠什么来吸纳艺术家呢?我询问说:“纳粹在电影政策方面有哪些特点呢?”罗斯博士回答说,纳粹的电影政策相当高明,他们一般不会下令查禁一部已经拍摄完成的电影,那样反倒会造成负面新闻。纳粹宣传部一般通过以下三中手段,在电影拍摄之前就将其牢牢控制住:其一,他们拿出巨资来资助认为有利于纳粹的电影,给予愿意合作的艺术家各种奖项和荣誉;其二,他们建立起一套前所未有的、相当严格的剧本审查制度,如果剧本不能通过审查,则根本不能进入到摄制的环节;其三,纳粹动用盖世太保等力量来威胁那些不与他们合作的电影导演、剧作家和演员,许多人被迫流亡异国,剩下来的人大都是拥戴纳粹或者被动与之合作的人。
   
   我对地下电影很有兴趣。那么,纳粹时代有没有地下电影的存在呢?也就是说,有没有作为里芬斯塔尔对立面的电影导演及美学风格的存在呢?罗斯博士沉吟片刻之后回答说,当时德国几乎没有地下电影,因为当时电影是一项需要复杂而昂贵的技术的艺术,需要许多人一起合作,不可能由少数几个人秘密完成。只有在后来技术进步、摄制成本降低,才出现地下电影。在纳粹时代,少数尚有良知的德国电影人,竭力通过比较隐蔽的、间接的方法来表达抗议。后来,在民主德国,地下电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民主德国的电影业也是国家化的,但与纳粹还不一样:纳粹时代,传媒的种类很少,电视没有进入老百姓家庭,再加上纳粹创造了一种具有邪恶之美的美学体系,所以他们的电影深受大众欢迎;而在民主德国,各种新的媒体纷纷出现,电视进入了普通人家,电影的重要性降低了,再加上官方的电影业者无法创造出新的、有魅力的美学范式来,所以其电影作品受欢迎的程度极低。换言之,东德没有一个他们的“里芬斯塔尔”。
   
   纳粹上台不是历史的偶然,希特勒除了会说谎以外,在艺术方面还相当内行。虽然希特勒是一名不成功的画家,但他确实为纳粹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震撼人心的美学体系:从建筑到阅兵式,从纳粹党旗到德军军服,从瓦格纳的歌剧到纳粹的举手礼……里芬斯塔尔正是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纳粹帝国走进历史之后的许多年,那些对第三帝国的生活记忆犹新的老人都回忆道:人们当时被纳粹运动的公共景象和活动所感动,它们促使着民众共同参与其中。这个政权使民众失去了自我,并且使他们成为配角进入到没有间断的宏大场面中去,这些场面由一个有着戏剧天才的人物安排和指挥。他就是希特勒。而拍摄纳粹党代会的纪录片《信仰的胜利》和《意志的凯旋》的里芬斯塔尔,则是希特勒的美学的忠实的阐释者和天衣无缝的发挥者。希特勒的意图,通过若干像里芬斯塔尔那样的艺术家实现,正如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人们必然想起:希特勒不仅是一个士兵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对美有着敏锐眼光的艺术家。……像充满激情的瓦格纳分子一样,希特勒鼓励大众制造庆祝活动,这类活动具有相当的激情力度,以至参与其中的人将经历一次‘从蠕虫成为巨龙的一部分的变形’,同时感受到重新充满活力、获得力量和得到拯救。”iii柏林奥运会是最为辉煌的一次庆祝活动,里芬斯塔尔拍摄的《奥林匹亚》将柏林奥运会的影响从短短的十四天一直延续到纳粹的灭亡。里芬斯塔尔在拍摄期间便高调地宣称:“奥运会开十四天就要结束,而我的电影至少要让人家看二十年。”可以说,如果没有里芬斯塔尔通过电影来配合,希特勒的成功将大打折扣。
   
   由于时间有限,罗斯博士建议我们一边参观博物馆一边交谈,他带我们去楼下博物馆的展厅。整个博物馆占据两层楼的空间,入口处幽深如岩洞,将博物馆与外部世界分割开来。第一个展厅的地板和墙壁由无数面矩形镜子构成,天花板层层叠叠的倒影制造出深渊的感觉。头顶的几个大屏幕里,播放着一些经典影片中的章节与场面。展厅以历史时期划分,如魏玛时代的电影、纳粹时代的电影等。其中,对某些特别重要的导演、剧作家和演员专门设置独立展厅。展品则不一而足,如剧本手稿、演员资料、微缩模型、服装道具、图稿手札、影片介绍以及拍摄工具等。墙上挂有自助式的话筒,参观者可以选择播放不同的语言,大多都是对某位演员的采访录音。
   
   罗斯博士特意带我们进入一间展厅,它的一面墙全都是铁柜抽屉式的设计,一共有数十个抽屉。他随手拉开一个抽屉,原来里面是平放的屏幕,当抽屉拉开的时候,屏幕上立即开始播放一部电影,旁边还有若干关于这部电影的背景资料。拉开另一些抽屉,里面是各种电影剧照和海报的幻灯图片。每个抽屉里都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带给参观者以特别的惊喜。此种设计,既让参观者加入到互动之中;又将电影史生动而鲜活地展示出来。罗斯博士指出,由于博物馆面积有限,许多珍贵资料尚无法全部展出,他们正在设法扩展面积,将更为丰富的展品展现在公众面前。
   
   罗斯博士特别给我们介绍以《蓝天使》一片成名的明星玛琳娜·黛德丽,她的资料是“镇馆之宝”。博物馆以重金从戴德丽的家人那里购买了她所有的遗物,用整整四间屋子来展览有关这位女影星的一切,包括她的影片和她穿过的各色豪华戏服、私人信件、文件、照片等。“任何一个想要研究她的学者,都必须到我们这里来查考资料。”罗斯博士自豪地说。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戴德丽在德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她既有赫本之冷艳,亦有梦露之性感。二战期间,黛德丽公开反对纳粹暴行,去美国访问时,她公开发表反对希特勒的言论。纳粹当局遂动用宣传机器对她进行丑化。在她复出的首场演出中,被纳粹支持者扔来的鸡蛋砸中。这位正直的女人由此患上了轻微的自闭症。此后,她迁居巴黎终了此生。由此可见,不是所有人都被纳粹迷惑。对纳粹政权的态度,戴德丽与里芬斯塔尔两人便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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