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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二:幸福的母亲•无人照看的“红富士”•花岗惨案旧址
·三:“拆碑会”与“护碑会”•护国神社•尹奉吉
·四:三根山•观音与战犯•丹羽庄
·五:东史郎•大江山•双语文学杂志《蓝》
·六:松冈环•两个老兵的回忆•中日文化交流的困局
·七:一个人的图书馆•天皇诏书•《无言的幽谷》
·八:在路上的王选•天皇的宫殿•对日索赔之难
·九:靖国神社•万爱花的下跪•日本人的募捐
·十:日本的外交目标•社民党的衰落•班忠义
·十一:生鱼片•曾经在地图上消失的“恶魔之岛”•广岛的红灯区
·十二:广岛原爆资料馆•千只鹤•吴港
·十三:本岛市长•电视中的石原慎太郎•侦探故事
·十四:两个原爆资料馆•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崎的秋祭
·十五:春帆楼•“李鸿章道”•长州炮
·十六: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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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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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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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来源:纵览中国
    刘晓波被抓走和零八宪章发表之后,北京市朝阳区国保部门的赵警官多次打电话约我“聊天”。当我还在美国开会的时候,他便将电话打到了我的具有漫游功能的手机上。奥运前夕,便是这名赵警官约我见面,提出奥运前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奉命派专人和专车“护送”我出行,希望我能够接受此种“服务”。我家所在地派出所的钱警官还“好意”地说:“你可以节省大量的汽油呢,现在的油价这么贵。”
   
   这几年来,国保方面都是这名赵警官与我打交道。我对他的态度是有礼有节、不卑不亢。既尊重他作为警察的权力,也从不掩饰我个人的观点与看法;我一般不将这些负责“执行命令”的基层警官当作是“仇敌”——除非他们非要“立功心切”而“拿着羽毛当令箭”,越俎代庖地去干那些上级没有命令他们干的坏事。
   

   这些年来,我与若干负责监视、跟踪和“护送”我的年轻警察有过一些接触,发现他们当中奉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生观的人居多。很少有那种完全被中共洗脑的、忠心耿耿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有一名年轻的国保警察对我说,这项工作没有什么意思,当时到此部门,不过是要获得一个北京户口而已;这个部门在公安系统内部属于“边缘部门”,没有多少油水可捞。还有一名更年轻的国保警察对我说,他虽然是共产党员,却并不信仰共产主义——这年头,谁还会这么傻呢?无疑,即便是作为中国的“克格勃”的国保警察,也早已失去了从事此类工作的“荣耀感”。相反,他们像“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也许因为他们从事此类“特殊工作”,涉足许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资料与信息,反倒比一般民众更清晰地看到了中共的本质和中国的现实。在苏联东欧剧变的过程中,许多从党内“反出来”人物,往往便是以前的秘密警察头子。他们比其他人都更加深切地知道,旧有的体制已经不可救药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在我家所在小区的警务办公室里,我与身穿便服的赵队长及另外一名身穿警服的警察对话。从头到尾,说话的都是赵队长,另一名警察一言不发。两人都在笔记本上仔细记录我的谈话,但最后并没有让我在上面签字。
   
   赵队长一开头便向我解释说:“此前有几天若干警察和警车你家楼下巡逻,并不是针对你的。当我看到外电的报道之后,专门询问了当地派出所。派出所说,是因为那天小区内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件,所以全副武装的巡警才出动。”他还说:“即便你在家,我们也不会如此行动,我们的警力也很有限啊。更何况你又不在家里,我们不会如此兴师动众。所以,你对媒体的表述不符合事实。”
   
   我回答说:“你不是说不知道我出国了吗?那又如何知道我不在家中?不过,既然你作了这样的解释,我愿意相信你一次,但愿这只是一个巧合。”
   
   赵队长接着便询问零八宪章的起草、组织和签名的过程。他询问说:“这份文件是谁最早起草的?你是如何在上面签名的?”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份文件的起草和组织过程,我是在一次饭局上从张祖桦那里看到文本的,我粗略地看了一下,基本认同这份文件的观点,便答应在上面签名。我个人还就宗教信仰自由部分提出过一些意见。这部分意见在最后的定稿中并没有被充分采纳,对此我在最近写的《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一文中有过详细的表述。
   
   赵队长说,他看过了我在网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你回国来之后这几天很活跃啊,写了不少文章”。
   
   我回答说,你们把晓波都抓走了,我当然要不断地写文章呼吁,直到他重新获得自由为止。我知道我写几篇文章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但我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天晓波不得自由,我就会继续写下去。
   
   赵队长又问:“那么,你不是亲自在文件上签名的,而只是口头上同意的?”
   
   我回答说:“这两者对我来说没有根本的差别。据我所知,这些年来若干次签名都是如此,都是大家口头同意即可,并没有一个你们希望发现的、上面有所有人亲笔签名笔迹的‘原始文件’。我今天在这里仍然要强调,我认同宪章的基本观点,我愿意参与签名活动,即便为此而付出任何代价。晓波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也愿意付出代价。”
   
   赵队长接着问:“你是如何看待宪章的?”
   
   我回答说:“我在那篇文章中已经写了,你再去看看吧。我认为宪章是一份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文件。宪章中没有任何推翻和打倒共产党的字眼,我希望当局能够仔细阅读和考量之。当局应当采取两种好的回应方式:一是在所有媒体上发表此文件,让民众都能自由地参与讨论,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写文章批评,也让批评的意见发表出来。我们要相信老百姓的判断力,如果这份文件的观点是错误的,让老百姓认识到它的错误难道不更好吗?二是敞开大门与宪章的部分签名者对话,要建立起一种官方和民间的对话机制来,不要动辄将对方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要充分去了解签名者的意见和看法。不是用今天你们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不是让警察出面来了解,而是让行政、司法、党务、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官员都参与进来,与民间社会的代表作交流和沟通。当然,我也知道,当局不可能立即全面接受宪章中的建议与呼吁,但至少可以采纳其中的部分意见,并以此释放出一定的善意来。宪章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了一次良机,再也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了。”
   
   赵队长说:“这是你的看法吧?难道你不认为你们在这个时刻抛出宪章,破坏了即将来临的建国六十周年的和谐氛围?为什么你们要在网络上发表,而不通过正常的渠道传递给有关部门呢?我认为这份文件的内容有严重违法的地方。”
   
   我回答说:“我的看法与你不同。我认为,当局只有接纳这份文件中的若干建议,中国的稳定与和谐才可能实现,打压不同意见不会有稳定与和谐。这份文件的起草、组织和签名,都是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公民履行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些行为并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至于说‘正常渠道’,什么是‘正常渠道’呢?人大和政协是‘正常渠道’吗?哪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愿意将此文件作为提案在大会上提出来呢?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正常渠道’,但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正常渠道’可以吸纳我们的意见和建议。这是官方的责任,而不能归罪于民间。民间在没有‘正常渠道’的情况下,只能在网络上发表之。更何况文件还没有发表的时候,你们便上门抓走了刘晓波。”
   
   赵队长接着问:“你对刘晓波被抓是什么看法?”
   
   我回答说:“我和刘晓波是好朋友,我对他非常了解,他是一位理性的、温和的独立知识分子。你们将他抓走,是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我们希望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和平的方式推进,我们反对暴力革命。如果当局连温和改革的道路都不愿选择,那么中国社会的危机便会愈演愈烈,贪污腐败、贫富悬殊、司法不公等,最后只能催生更多的用杀戮来寻求正义的杨佳式的人物。”我告诉赵警官,我和刘晓波对杨佳案件的看法相似,我们认为杨佳应当得到公正、公开的审理,司法机关在杨佳案中的表现极为恶劣,让民众对司法丧失了信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认为杨佳通过杀人便可以获得正义,杨佳不是大侠,也不是英雄,我们谴责任何的杀戮行为。正是因为后一种观点,我们受到了许多激进人士和愤青的辱骂。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在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暴力革命思潮与拒绝变革的中共当局之间,保持渐进和改良的立场。
   
   赵队长解释说,抓刘晓波不是他们下面的人的决定,是高层的命令。警察只能奉命行事而已。
   
   我继续与之讨论说,如果当局不能接纳零八宪章、不能宽容刘晓波,那么杨佳便会成为更多失望乃至绝望的老百姓的选择。我同意我的朋友、维权律师滕彪的看法:“杨佳案表明中国社会的冲突、官民的矛盾在加剧,这样一个暴力杀警的行为,在民间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同情;对处死杨佳,民间表现了广泛的质疑和愤慨,这非常值得深思。……在民间普遍同情杨佳的背后,也蕴藏着一定的危险,那就是对暴力的迷信。……我不能赞成这样一种选择,从整个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说,广泛的使用暴力只能使这个社会倒退,暴力产生的是暴力逻辑,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政治制度,不能够建立在复仇和暴力的基础之上。”我也希望具体执法的警察们对此有更多的反思。
   
   赵队长又问:“你去看望了刘霞?还与警察发生了摩擦?是上周六去的吗?是我上午跟你打过电话之后去的?”
   
   我回答说:“我是去看望了刘霞,给刘霞送了些水果去,难道这也不可以吗?刘霞又不是犯罪嫌疑人。”
   
   赵队长说:“平时当然没有问题了,但你也要考虑到这是特殊时期,刘晓波刚刚被抓走,你去很敏感。”
   
   我反问说:“哪条法律规定了我不能去探望刘霞?如果你们向我出示一份正式的文件,说不准去探望刘霞,那我就不去了。那天门口的那个自称海淀分局的警察,态度及其恶劣,对待我们像对待囚犯一样凶狠(即使对待囚犯也不能如此凶狠),且拒绝出示警官证。我当然不会给他证件看了。我将去北京市公安局信访部门投诉他,他的警号是038540。”我同时将记载此警号的纸条递给赵队长,希望他记录下来之后汇报上去。
   
   最后,我问赵队长说:“你有没有看过零八宪章的文本?”
   
   赵队长说,老实说,没有看过。一则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看;二则是网上都查不到了。接着他还发了些牢骚,说他每月只有三千元工资,在北京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还经常周六周日加班。每天下班后回到家里,还要辅导孩子的功课,还要规整家务,忙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我便建议说,有机会还是要看一看文本,如果没有看过便轻率地发表意见,不符合共产党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赵队长的处境,我心中其实深表同情,他们这样的人也是当局愚民政策的牺牲品。他们的工作强度与工资收入确实不成正比。但是,在当下的一党专制体制下,警察也是受害者,警察也没有维权之权利。在欧美国家,警察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有向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利,甚至有罢工的权利。如果赵队长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警察,他理所当然地可以参与工会的活动,在与政府的谈判中使自己的薪水得到提升。
   
   所以,零八宪章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包括赵队长这样奉命来对宪章的签名者施加压力的警察(结束谈话的时候,赵队长“建议”说,今后你不要再与宪章有任何关系了),如果宪章的内容在中国得以实现的话,赵队长的若干切身利益也会得到切实的保障,赵队长的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明显的提高。职是之故,我个人估计,以警官的身份,赵队长不敢支持与认同宪章;但是以公民的身份,赵队长在内心深处未尝不赞同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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