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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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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来源:民主中国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是刘晓波五十三岁的生日,也是他在狱中度过的第七个生日。

   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至一九九一年一月,刘晓波因参与六四事件,犯下“反革命”罪而被捕。这是他在狱中度过的第一个生日。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八日至一九九六年一月,刘晓波又被判刑。这是他在狱中度过的第二个生日。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至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刘晓波被劳动教养三年。这期间,他有三个生日是在狱中度过的。

   正如刘晓波经常说的一句话,与中共的抗争乃是韧性和耐力的较量,不是一鼓作气、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六四屠杀之后,许多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乐观地估计中共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必将于内忧外患中垮台,他们做好了迅速便荣归故里的准备。即便是经历过反右运动和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共的本质有深切了解的刘宾雁也是如此设想。但是,中共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强大与顽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是也。中共拥有一套“变色龙”般的调适机制,比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国家更加迅速地感应到外部世界的变化,及时放弃了马列斯毛之原教旨主义,全面采取实用主义和利益均沾的治国方略。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当局通过畸形的市场经济政策,发挥廉价劳工之优势,加入经济全球化之中,腰包日渐丰厚,遂以之收买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城市中产阶级。于是,六四屠杀之后二十年来,中共挺过了重重危机与挑战,成为当今地球上硕果仅存的、“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并存的专制帝国。

   在此一背景之下,当局推行“遗忘”政策,六四惨案成为言论禁区,年轻一代几乎一无所知。当年曾经为民主自由鼓与吹的知识分子们也纷纷“变节”,或者更艺术地表述,乃是“与时俱进”。即便是当年风光一时的八九学生领袖们,有的在美国大发横财之后,回国堂而皇之地参与中共当局封锁网络的“金盾工程”;有的创建“一个人的政党”,其目的不是为了祖国的民主化,而是通过给偷渡客办理政治避难来收取高额的佣金。与这种种“怪现状”相比,晓波二十年如一日的韧性与耐力让人肃然起敬。他失去了讲台,失去了学生与听众;他失去了发表作品的园地,在大陆不能以真名发表任何一篇文字。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和优秀的写作者,此种“消音”的处境无疑是极端痛苦的。但是,晓波从来没有为此而抱怨或遗憾,他不像某些在海外自由世界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高调人物那样,觉得自己是未来中国的当之无愧的领袖,觉得全体同胞都欠了他多么大的人情。晓波经常说,这只是自己个人的选择,这种选择仅仅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了对得起那个夜晚死不瞑目的孩子们。

   在与晓波长达近十年的交往中,最让我感佩的,不是他思维的深刻与敏捷,不是他文字的透彻与清晰,不是他写作的勤奋与刻苦,不是他为人的率真与宽厚,而是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情怀。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许多异议人士长期受到当局的打压与迫害,造成了心灵之扭曲和思维之僵硬。在漫长的与共产党的斗争中,许多人不知不觉地跟共产党形成了某种“同构”状态,他们以无情的革命者自居,只有恨而没有爱,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又岂会去爱其他人呢?与这类人不一样的是,晓波一直在仰望阳光,晓波的心中也充满了阳光,他爱自己的家人,也爱这个世界,他反对中共的独裁制度,不是因为对统治者的恨,乃是因为对被凌辱者的爱。据我所知,晓波与许多良心犯和政治犯的家属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时常约这些艰苦支撑的家属一起吃饭和聊天,默默地倾听他们的诉说,经济上有困难的,他还掏出自己来之不易的稿费帮助他们。这些情况,他从来不向外界炫耀。后来,有几位囚徒的妻子写文章感谢晓波,才被人们所知晓。这些孤苦的女子说,在那段最艰苦的日子里,亲朋好友对她们避之唯恐不及,偏偏是以前素无交往的晓波夫妇给了她们最大的帮助和鼓励,如果没有这点温暖和慰藉,她们几乎支持不下去了。一直以来,晓波喜欢做的,便是此类“雪中送炭”的事情,而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记得今年夏天王怡从美国开会归来,在北京转机时到我家短暂停留,海外友人托他带一封信件给黄琦。黄琦因为在天网上报道四川地震的消息而被捕入狱,黄琦的妻子曾丽在北京一家公司打工,王怡打通了曾丽的电话约她到我家见面。因为我家住在很远的郊区,我在电话中详细告诉她如何乘坐地铁并转公交车来。那天,晓波也在我家。中午,等曾丽来了之后,我请大家在小区内的一个小餐馆里吃饭。晓波详细询问曾丽她丈夫案件的进展情况,并鼓励她坚持下去,首先自己的精神和身体不能垮掉,特别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晓波还特地谈到当年他坐牢的时候,刘霞是怎样度过那段艰苦的岁月的。饭后,因为我要送王怡去机场,所以便告知曾丽如何到小区门口去乘坐公交车。没有想到,晓波一出门便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告知出租车司机曾丽的地址,掏出五十块钱交给司机,并请曾丽上车。曾丽说,不必坐出租车了。可是,晓波一定要她坐出租车走。等车开出很远了,晓波还在路边挥手。

   那一幕场景让我十分感动,这就是圣经中教导的“与哀苦者同哀苦,与捆绑者同捆绑”。晓波虽然不是基督徒,他却做得比我等基督徒更好。前两年,黄琦曾在天网上发布了不少批评笔会、晓波以及丁子霖老师的消息,此事肇始于天安门难属当中对于四川地方当局给予“唐妈妈”的“赔偿”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难属之间完全可以就此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但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将“唐妈妈”隔绝起来,不让她与北京的难属群体见面和通话,并在其中挑拨离间,做了不少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晓波本来与此事无关,却被莫名其妙地牵扯在其中,承受了不少恶毒的辱骂。但是,晓波从来没有为此公开辩解过。他说,虽然黄琦曾批评过我,但他现在在监狱中,我们还是要对他多宽容。更何况,曾丽一个人在外边打工,养家糊口,非常不容易。我们与黄琦有分歧,但对曾丽我们能帮助一点就帮助一点吧。他总是这样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而不去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

   二零零八年秋天,在包遵信老师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晓波组织了几十位友人到西郊的一处公墓为包先生举行骨灰安置仪式。二十多年来,包先生与晓波一样是当局严厉监控和打压的对象,昔日包先生主持《走向未来丛书》、掌握着知识界的许多重要的资源和渠道的时候,许多年轻一辈簇拥左右,执弟子礼,包括那时希望在学界有所作为的年轻学者王岐山。而晓波那时并未从包先生那里得到过多少的“提携”。八九之后,包先生坐牢归来,成了“另类”和“无业游民”,门前鞍马冷落,可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在许多凄冷的夜晚,是晓波陪伴包先生饮酒、吸烟、聊天,十多年间从不间断,两人简直情同父子。包先生的后事,是晓波跑前跑后地料理,几天几夜都没有合过眼,让包先生的夫人、女儿、女婿和儿子都十分感动。这就是人间真情——这时候与老包交往,已经不能从老包那里获得什么“好处”了。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晓波俯首的时刻更为感人。在那天的骨灰安葬仪式上,公墓的工人正要接过包先生的骨灰,跳到墓室中去安放,晓波立即先跳了下去。在大半人高的墓室当中,他弯着腰将包先生的骨灰恭恭敬敬地安放好。他还将一瓶茅台酒和刚刚印刷出来的《包遵信纪念文集》放在旁边。由于周围都是泥土,他的身上沾满了泥土,也顾不上去擦拭一番,便哭泣起来。晓波平常很少有这样真情流露的时候,多年的磨难,已经让他习惯于将痛苦和愤怒掩藏在内心深处,就像一片博大的海洋,汹涌的波涛往往发生在海底深处。那天,晓波多次失声痛哭,为老包的冤屈而哭,为八九的亡灵而哭,为这个民族的卑劣和健忘而哭。那天,我突然发现,晓波已经不再年轻了,晓波已经不再是那匹桀骜不驯的“黑马”了。他原本是我的老师辈,但在多年的交往中,我始终将他看作是兄长。我们之间没有“代沟”,相反,那场血腥的屠杀成为我们之间割不断的精神纽带。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与晓波、张祖桦三人同时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传唤。那天晚上,审问我的一名老奸巨猾的特务头子“循循善诱”地对我说:“你的问题很小,你就是交友不慎而已。你为什么要与刘晓波这样的反动分子来往呢?只要今后你不跟他来往,就不会有事了。”他进而挑拨说:“刘晓波已经招供了,他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你的身上。交这样的朋友,连我都为你感到不值得。我劝你不要再为他打掩护了,你只要说出他的情况来,立刻就可以获得自由。”我们的友谊岂是此种阴险的伎俩就可以破坏的?经过此事件之后,我与晓波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在异议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晓波是对人的罪性,人的局限性和缺陷性认识最为深刻的人之一。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自我质疑与反省,也一直在倡导民间力量内部的自我批评。这些年来,我从晓波那里得到了许多关切、呵护以及批评。愧疚的是,我却给晓波带来了不少的困扰。白宫事件之后,一时间千夫所指,许多平日笑脸相对的友人顿时露出了狰狞面目来。晓波对此事亦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不同于那些恶意的攻击与辱骂,他善意地批评说,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我和王怡在处理公共事件的时候存在若干失误,这些失误不是用“年轻”和“缺乏经验”便可以开脱的,需要好好反省。在那段时间里,晓波的这种善意的批评可以说是“少而弥珍”。不久之后,当时在场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斯诺,在回忆录中详细披露此事件之详情,指出见谁不见谁是驻华大使雷德先生在调查了候选人的背景资料之后,向白宫方面作出的强烈建议。但是,许多人仍然无视此种真相,甚至故意将矛头对准晓波,将晓波描画成幕后的“黑手”——从八九年被中共当局当作“黑手”以来,晓波似乎摆脱不了“黑手”的命运。然而,对于这些污水,晓波从不澄清与辩解,他说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还有更重要的文章要去写。是的,整天攻击他人的人和整天为自己辩解的人,都是格局太小、心胸太窄的人。小丑不可能通过对战士的攻击而成为战士,同样,战士也不会因为被小丑泼了污水而失去战士的光荣。

   一九零七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追问说:“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一百年之后,中国仍然没有变成“人国”,但是中国终于有了“精神界之战士”。如果用鲁迅的标准“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来考量,晓波就是这样一位“精神界之战士”,他拒绝做官的帮凶、帮忙与帮闲,拒绝做商的帮凶、帮忙与帮闲,同时也拒绝做大众的帮凶、帮忙与帮闲——以后者而论,偌大的中国,有几人能够做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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