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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误国

网路文摘—4191
   

徐水良朱学渊评茅于轼文章


   
   徐水良:书生误国

   
   朱学渊:评茅于轼
   

书生误国


   

徐水良


   

2009-1-14


   
   
   人们常常说:书生误国。
   
   笔者也是一介书生,但觉得这句话深有道理,所以觉得有必要谈谈这个问题。
   
   茅于轼老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他发表的意见,常常有某一方面的道理,你听听他的意见,当作参考,是不错的。但是,当权者要完全相信他,按他的意见去做,就一定误国。
   
   当然,我这里不是说茅老先生已经误国,而是说当权者如果完全听茅老先生的,就会误国。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茅老先生,也适合于全世界许多许多书生,尤其适合于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为到目前为止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无论是马列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是经济决定论,从根本理论开始,理论基础就错了。
   
   这许多许多的书生,只有某一方面的实际上并不全面的理论,但他们却往往固执于自己的理论,把它绝对化,走向极端。例如茅老提倡的几乎是市场万能论的理论,你要完全相信,就必定走上邪路。治国者完全听信,就必定误国。
   
   一般说来,你没有理论,仅仅从实际出发,按实际需要搞实用主义,虽然可能常常走错方向,事情做起来不容易又快又好,但随时纠正,也不太容易酿成大错。书生们有理论,又常常把他们的理论绝对化,他们从他们的理论教条出发,不顾一切推行自己的理论,不管实践结果如何与他们的理论背离,他们都要找各种理由,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坚持不改,非常固执。如果理论搞对了,成绩就很大,但如果搞错了,很容易酿成大错。
   
   所以,非书生的实际工作者犯错误,往往不如教条主义的书生犯错误犯得大。马列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和这三十年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就非常之大。所以人们称他们误国,也就是书生误国。当代中国的问题,也可概括为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教条主义误国的问题。
   
   而茅老先生的许多观点,从他自己的理论教条出发,往往显得相当固执、教条化和极端化。
   
   中国三十年邓式改革的严重教训,主要的,当然是一党专制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但次要教训中,也有自由主义书生误国这一条。
   
   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一党专制,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陈独秀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书生误国。他们把一种理论,即马列主义理论绝对化,当作真理,然后搞马列主义思想绝对专制和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一党的政治绝对专制。再然后,不顾一切,搞全盘公有化和计划经济化,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
   
   毛泽东们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不行了,毛又一命归天了。邓小平们没有办法了,只好搞改革。
   
   但是,改哪些,怎么改?
   
   本来,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一党专制的问题,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专制和共产党的政治专制的问题。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是一党专制制造出来的,包括经济问题,全盘公有化,全盘计划经济,等等,都不过是一党专制的结果。与马列主义的观点相反,它们,即公有化经济,不是基础,不是原因;相反,公有化经济正是一党专制的思想和政治专制在中国建立起来后,由共产党一党专制导致的结果。一党专制是中国全盘公有化的基础,是全盘公有化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主体,是主动者,创造者。经济制度,即共产制度,不过是它的客体,它的创造物。不是经济决定政治,公有制决定一党专制;相反,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决定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公有化经济。
   
   因此,中国要改革,必须先搞政治改革,改变主体,然后才能保证改好客体,才能以政治改革带动经济改革。这是我从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一开始,就一再强调的观点。
   
   但是,一党专制是毛泽东邓小平们的命根子,邓小平们不想改,不愿改。在他们的主导下,中国的改革,只好在所有制方面动脑筋。于是,一批自由主义书生,包括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就来为邓式改革背书,他们继承马列主义的哲学和基础理论——经济决定论,即把客体说成主体,即把主体的产物——作为客体的经济,说成是主体;而把主体——即一党专制的政治,说成是经济创造出来的客体。把经济说成是基础,把政治说成是上层建筑,完全颠倒了两者的关系。
   
   在这种颠倒的理论指导下,他们把改革程序完全颠倒,主张先经济后政治。鼓吹经济改革必然带动政治改革。使中国的改革,完全走上了邓式改革的邪路。
   
   要改革,就要改变原来的理论,原来的理论丝毫不变,改革也就没有了。于是,这些自由主义者在继承基础理论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就来制造新的理论,也就是改变这种经济决定论的结论,把马列的结论简单地反一反,变成与马列主义相反的自由主义镜像。马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无限赞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几乎说成万能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就反过来,走向另一个极端,无限赞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把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几乎吹成万能的。
   
   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万能的。公有制不是万能的,私有制也不是万能的;计划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专制制度不是万能的,民主制度也不是万能的。
   
   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极端,两者都是走极端的绝对化理论。两者都主张用一条腿走路,一只手做事,要砍掉另一只手,另一条腿。马列主义要砍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要砍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在我们看来,经济不是基础,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公有制私有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不过是人们使用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手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行全盘的彻底的公有化和计划经济,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行全盘的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你无法把私人领域的一切,全部实行公有化。这一点已经为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实践所证实。你也不可能把公共领域的一切,全部实行私有化。你不可能把空气、阳光、水、环境、交通、街道、广场、医疗、教育、国家机器完全私有化。你只能实行“公共领域公有化,私人领域私有化”。因此,任何国家都必须采用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做事的方针。任何国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只要违背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做事这个方针,都会产生大问题。社会主义阵营的教训和资本主义1929大萧条及这次金融海啸的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很多年以前,例如十多年以前,我在1997年写的《中国改革简纲》中,就主张中国经济改革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是混合经济。可惜不为当局采纳。我的文章,应南京公安要求,每篇都给他们一个副本,他们保证送到中央最高领导人手里。估计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根本不能理解这个问题。
   
   我认为,全世界未来的经济,都将会逐步实行适合每个国家自己特点和自己当时发展水平的混合经济。
   
   这种混合经济,乃是在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实行私有制和公有制相结合,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各取所长。不仅整个国家是这样,每个行业,每个有适当规模的较大企、事业,都可以考虑实行各种私有制形式和各种公有制形式相结合,公私比例各各不同的混合经济制度。并且任何所有制度,都不是固定的,你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一段时间实行一定程度的适合实际需要公有化,你也可以随时改回来,实行适合需要的私有化。例如在金融海啸条件下,对相关金融企业和其他受影响的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公有化或公共监督管理,金融危机过去,需要恢复必要的私有化,你也可以把它改回去。
   
   总之,一切以人为根本,以人及由人组成的社会的需要为转移。像共产主义那样的全盘公有化,和相反的,自由放任的全盘私有化,包括对金融等事涉重大公共利益的部门,不加监管,造成金融海啸经济危机的机制,应该永远结束。
   
   对这个问题,我已经研究很长时间,等今后有时间,我将详细谈谈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新人本主义,主张人是根本,必须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逐步向未来的人本社会发展,必须坚决反对经济决定论,反对经济决定论理论毒藤上结出来的双胞胎理论毒瓜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是1984年以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在自由主义谬论的指导下,自由主义书生鼓吹全盘私有化、不顾一切私有化、无条件私有化,充当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的帮凶和吹鼓手,充当官僚太子党杀贫济富的吹鼓手和帮凶。结果,他们把自己搞得名声扫地。尤其主流经济学家,名声更是扫地以尽。
   
   我反对谩骂茅老先生。但是,我认为,茅老先生应该首先检查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谬论,才能挽回自己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的书生、学者和精英应该有的教养,比一般民众的教养重要得多的教养。一般人的教养,只是道德风气的问题,而书生精英们的教养,不仅是道德风气的问题,而且是会不会误国的问题。你不想要这种书生自我反省和改正错误的教养,在法律上,那也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没有这种书生精英的改错教养,那你就只能越来越引起民众的反感,使自己的名声越来越不好,在中国人目前的素质条件下,谩骂声音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评茅于轼:这样没有教养,是可哀的


   
   
   学渊评:中华民族自古是个无理性思维的群体,但是自从升起了‘红太阳’,执政党里的湖南人又常常在庐山上‘操娘’,于是一个原本无理性民族又斯文扫地,这六十年的‘沉渣泛起’,中国生出了十亿个小毛泽东,造就了今天这个很粗鄙的格局,请于轼先生不要生气。
   
   在‘耕地红线’的问题上,我是不同意于轼先生意见的,首先,我以为他的思想中有一个误区,即是把‘不缺粮食’和‘不缺土地’等同看待了。说粮食是‘可再生的’,那是必须有土地才能再生的;而土地则是‘不可再生的’,浇了水泥盖了房子,就不能种粮食了,于轼先生说到了这一点,但是更重要的是人口还在增长,土地却不会下崽崽的。因此有一条红线比没有一条红线要好。
   
   其二,‘市场决定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并不是‘市场决定’的,而是‘权力决定’的,如果土地还给农民,而他们大都是怕官的,官要他们卖田,他们是不敢不卖的。因此,党中央决定暂缓‘土地使用权流动’是基于对政治腐败的长期性的估计,在党中央实行政治改革以前,我们或许应该拥护它的某些权宜之计。
   
   不久前,香港《凤凰卫视》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女主播,访问了一个很牛气很牛气的干部,此人原籍山东,主政宁夏,貌似厚道,却自诩外号‘陈八道’,说自己如何如何有魄力在宁夏建造了一条八道宽的高速路,我在电视机屏幕上见那条路宽大无边,一望无际,但那瞬间(可能不是高峰时段)只有一辆汽车在上面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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