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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1957(12)终篇:右派言论篇(三)


   
    终篇:右派言论篇(三)
   
   几十年前反右,共产党无理取闹;到如今,不打自招得比右派“污蔑”的还恶毒:官方像说顺口溜似地说:“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同时又把“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查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里。谁能说清楚,这到底玩的是什么鬼名堂?过去把阴谋说成是“阳谋”,这个骗术已成为历史的笑柄;现在,阳的一套:明文上掴了人民日报社论和一些极左份子的耳光,规定“独立”云云;而阴的一套:相对于作为法律太上皇的各级中共政法委来说,不是完全独立,也不是部份独立,而是绝对不独立。搞阴谋的必然性在于,右派虽然打倒了,但党主与民主的矛盾非但没有消灭,而且日益尖锐。而中共既要坚持党天下(四个坚持的核心),又要冒充“三个代表”;除了乞灵于毛的阴谋之魂,绝对没有第二个法门。总之是,中共做坏事必用阴谋手段;反之亦然,用阴谋手段所做之事,全是坏事。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以妄加莫须有的“邪教”罪名,到迫害修炼者;从逮捕入劳改营,劳教所到进洗脑班洗脑;从活着受虐待,侮辱,惨害,到死后焚尸灭迹;整个过程贯穿着阴险毒辣,阴谋诡计,使国人受害的受害,受骗的受骗。其中,伪造的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其恶质天理不容!其手段乃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大阴谋之翻版!在这一点上,跟毛泽东无视法律,肆行人治所搞的历次政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南方日报报导6月5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以《罗翼群说:人民生活已“接近饿死的边缘”》(如果不是把罗先生打成右派,而是采纳他的意见,就可能避免把“接近饿死的边缘”发展到成为饿死4千600万人的悲惨现实!__紫丹)为标题,摘登了罗的发言。他说,由于过去党员执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经中的“大胆怀疑,残酷斗争”来硬套,而太忽视中国原有的社会道德,政治哲学,历史习惯等优良部份,因而不少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做敌我问题来对待。在“三反”,“五反”,“肃反”期间,被斗的人因受不了当时的痛苦,明非事实,而被迫承认者有之;有些自称为积极份子的人,违背良心,歪曲事实,或出头作证,或非刑拷打,不惜牺牲他人的名誉,地位或生命,企图取得党的信任,为争取入党入团的捷径的亦有之。因此,在过去各种社会改革动动中,确不免发生多少偏差案件。至于他说的“接近饿死的边缘”,是建议政府学古人省刑罚薄税敛。现在政府对于征粮及各种税收是否过重,征购农产品价格是否有偏低,国营商品利润是否过高,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问题。几年来究竟有没有饿死人?可以说没有饿死人,也可以说有饿死人。算不算接近饿死的边缘呢?是值得检查研究的事情。如果中共听罗辈建言,停止“急躁冒进”,从“边缘”后退,自能少饿死或不饿死人。反右的结果是大跃进,排山捣海地向死亡进军!丧心病狂的老毛啊!踏着四千六百多万饿死的尸体,妄想登上“世界革命导师”的宝座!现在中共中央对大跃进的档案,刚刚
   
   解密,请参看官方公布的死人情况: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二点四;一九六O年为负百分之四点七;一九六一年为负百分之五点二;一九六二年为负百分之三点八。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摘选自2005年11月争鸣杂志)
   
   总计死亡人数为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这里只有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统计数字包括全国各地区;一九五九年少统计十二个省级地区,按当年的省级地区死人的平均数是三十万七千人算,本年少统计八百九十万四千人,故本年度总计当为一千四百十二万四千人;同理,一九六O年度当为一千一百九十六万三千人。这样算下来,全国总计的准确数目该是四千六百八十七万五千人。
   
   河南省民盟副主委杜孟模揭发主委王毅斋,一说到肃反中的缺点就愤愤地说:“罪恶滔天”。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十分不满,谩骂:“党团员带头卖余粮,现在没啥吃,饿死这些孬孙,活该!”又有人揭发他说过:“统购统销后农民都吃不饱,人人面带菜色,说够吃都是瞎话!”谢瑞阶揭发王曾说:“我在杞县认识的熟人都镇压完了。”还曾说:“肃反中你们师范学院打人最严重,把沉东浦快打成肉酱了,还有一些人,都整得很厉害。。。。。。”还鼓动张仲鲁说:“沉东浦在开封师范学院工作,每次动动都是重点,肃反时打得直不起腰,现在还弯着腰走。”还说:“打人打病了,治好再打。。。。。。”还说:“匈牙利人民很勇敢,有传统的民主习惯。唉!中国人就不行,中国的民主党派也算怪,只会死心踏地跟着共产党走。”(河南日报7,26)
   
   
   耿伯钊当时是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耿是辛亥老人,参加过武昌首义,在地方上很有威望,当时已经七十四岁。1957年6月1日和3日下午,他和当时新华社记者曲一凡有两次谈话,前后共六小时,这次谈话后被曲一凡整理出来,全文发表在《内部参考》上。他在谈话中特别批评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说:“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普遍而严重。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施令,发号施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列的党政联名发号司令的事情。实际上,这样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其结果则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钊还特别提出了要“加强法制工作”。他认为,开国八年,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能代替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耿伯钊还在他的谈话中提出要了要反对“大党主义”,他认为,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提得很好,是给新闻界增了光。他认为,共产党英明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个共产党员,个个以领导者自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凌人,忽视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谢泳《1957年中国民间知识份子的言论活动》)
   
   有人揭露林希翎,看到石家庄法院判错一个农民,人民大学肃反运动中斗错了个别人,她马上就得出了我国肃反扩大化的结论。甚至捏造了所谓无辜杀了72万的耸人听闻的数字。(《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7期)
   
   
   7月23日人民日报载,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向党中央提交了长篇意见书,“不仅一般地反对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而且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形式提出了荒谬的主张。他把党的领导局限于‘应是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同时党政各有一套系统,同级政法,监察,团体,企业又听同级党的;造成重复’,也就形成了‘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
   
   “严文杰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大肆诬蔑。他说:’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一到此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伤人不谓不深。’‘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斗争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想想看,在反霸斗地主的时候,一个受害的农民起来斗的时候,那些如疯似狂的气势,当以后有一个变化的时候,那些受过伤的人会怎样对付我们!’‘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监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他还公然提出要对领导肃反斗争的同志进行报复,什么‘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现了他仇视革命的情绪。”
   
   这里令人想起,当邓小平宣称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知识份子齐声歌功颂德:“小平同志真英明啊真英明!”的时候,却忘光了早在20多年前右派付出了血泪的代价,发出了沥血的呼唤:“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而当时,邓大人正在豪饮着知识份子的冒着泡沫的鲜血升官晋级哩!
   
   严文杰也是共产党员。这篇报导揭露了他反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的宣传。“《人民日报》比人家粗暴得多,厉害百倍。”对《人民日报》的标题:《人民没有委托葛佩奇说这样的话》,他发问:这是否经过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奇也代表社会上的一部份人。葛佩奇说要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现在就杀呀!如果共产党真不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杀你呢?当他看到黑板报宣布李泰华是右派份子,即以中共党员的名义向黑板报提出强硬抗议,质问这是谁的主意,为什么。当他因此受到攻击的时候,还说,“对不同意的事抗议一下也不可以,我要问成什么世界。”
   
   “成什么世界?”成共产世界,成党天下。在这个世界中,“知识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6月8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用“浩劫”二字来说明知识份子的历史遭遇。自然的,他会受到围剿。不过,围剿他的各路英雄们,在九年后也尝到了“浩劫”的滋味,相当多的人用生命给“浩劫”作了脚注。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说:“这次是由邓小平负责反右派运动。。。。。。。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在推行反右派运动时,风声鹤唳,人人胆颤心惊。”(页195)他有机会得到中共高层的反映。“直到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六0年,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告诉我,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份都是被诬陷。最令人不安的是,许多工作单位被指定要找出若干配额的右派份子。。。。。。。造成冤狱遍布,诬陷汜滥。”(页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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