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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1957(11)终篇:右派言论篇(二)


   
   
    终篇:右派言论篇(二)
   

   
   肖子超是华南垦殖局的一个科员,1957年他曾提出这样的建议:
   1、建设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来达到的。如南斯拉夫就是走的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在中国,全国要建成社会主义是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具体地区却不一定需要那么长。因此,他以为,“以广东的人力物力条件,如果单独搞,在时间上可以缩短很多。”
   
   2、他认为广东土改中的偏差主要是由于南下干部对广东的情况不了解所造成的。
   
   3、他认为:“广东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以发展农业为重点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工业为重点,根据广东目前情况应着重发展轻工业,尤其是轻工业中的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工业。”他认为,现在所以搞得这样糟,是由于领导干部系外来干部,而广东本身又不是一个独立政权组织的缘故。”
   
   4、他认为在语言系统上广东自成格局:“以广州话为基准的广东语言,在语言三要素上和北京语系都有很显著的区别”。
   
   广州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证明这个科员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和远见的,建立经济特区的想法,也就是这个思路。但在1957年,提这样建议的人却被说成是要建立“广东人民共和国”,而成了“右派”。(《1957年知识份子民间的言论活动》)
   
   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不是农民的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更不是资产阶级的党,虽然这些阶级在社会上是合法的,但作为阶级的思想在党内是非法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思想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利益,所以共产党的阶级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怪事就出在这里:领导全国工会组织的李立三之所以下台,是因为:毛泽东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他便提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他主张工会要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就犯了“福利主义”的错误,据说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把工会办成教育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学校。”等等。到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份子的高元,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档案处处长,有1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据报纸上说,他认为“工人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工会,也不是为了学习共产主义参加工会,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参加工会的。因此工会的本性就是保护,至于共产主义学校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支柱作用,党联系群众纽带作用,都不是工会的本性,而是党强加于工会的。”高元认为,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是国家有官僚主义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国家不可能不犯错误,国家可能会侵害工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对待工人的一套,在我们国家中都有,只是分散而不集中罢了。所以需要工会和政府唱对台戏,需要工会来保护。这篇报导说,“今年4月,国家调整某些消费品的物价,高元在同志中间散布他的谬论:国家对工人一方面增加工资,一方面又提高物价,这是国家对工人耍手腕。全国总工会应该对此发表声明,表示遗憾。”高元还说:“党只注意长远利益,不能代表工人群众的目前利益,或切身利益。有了党的领导,工会就不能很好地保护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党就成了碍手碍脚的东西了。”他还提出:“工会法规定全国只有一个工会,是否合适可以考虑。工人可以自己组织工会,不一定参加全国总工会。”(原载11月11日,人民日报。我转载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页484)
   
   可见“党天下”是要专一切人的政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工会不是为自己谋福利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反而是共产党用来专工人阶级政的纽带,给自己成员洗脑的共产主义学校!
   
   第二,“三害”应向毛泽东那里挖
   
   人民日报转载陕西日报6月12日刊登的陕西师院讲师王尊一的文章,题目是《“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开宗明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确有伟大的功勋,但从此共产党骄傲起来了,以为天下是我们打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哪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复职。正的总是由党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个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严肃认真的讨论根本展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马的人认为是积极份子,认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
   
   第三,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说到有职无权,此乃“党天下”题中之义。别说副职,有一位正科长,有些政策文件科员(党员)已经知道了,可对他仍在保密。试想,他怎会有职有权呢?无怪乎——
   
   章伯钧说:“我这个部长,就是守灵牌。”
   
   民盟中委彭文应说:“民主党派是电话总机,客人,眉毛,尾巴,包打听,拍马屁。”他认为中共的干部政策是“大材小用,小材大用,优材劣用,劣材优用,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用非所愿,有才无德,有德无才,德才俱无,有罚无赏,赏罚颠倒。”(人民日报,8月25日)
   
   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人民日报5,21)
   
   8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全体大会,揭露和批判文学家黄药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有人揭发他在中文系整风会议上的反动言论:“黄药眠说他当系主任是有职无权,是被人当玩具玩,并说这与党的整个领导和制度有关。他说有职无权的根源在于党把知识份子看成是不可靠的小资产阶级。他认为不能死记住列宁的个别词句,像念经一样,一提到知识份子就对他们有对抗情绪,总是把知识份子当成异己分子。”(8月7日,光明日报)
   
   民盟中委,河南省副省长王毅斋说:“有职无权使你等于是个花瓶,招牌,牌位;这是党外人士最感痛苦的事。”(河南日报,5月18日)
   
   民盟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张性初揭发民盟中常委,陕西省副省长韩兆鹗:“他造谣说‘有职无权’,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作副职是给人拾遗补缺的’,是‘点缀品’!”(陕西日报,8月20日)
   
   时轮已滚动进21世纪,我们插问一句:如今中国政坛上的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如工会等)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否仍是眉毛、点缀品,纸花,花瓶,招牌,位牌,玩具,泥菩萨,电话总机,客人,尾巴,包打听,马屁精,狗腿子,应声虫,留声机,助纣为虐,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出卖灵魂者?有另一种人物,如李慎之等,作了难能可贵的坚持,秉持良心说话,办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应该说是我民族优秀文化的杰出载体,卓越的传人,树一代风范,在右派中也属凤毛麟角。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时,他任职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毛泽东派秘书林克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结合中国的情况,他认为“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应当成立宪法法院”,“我们应当搞大民主”。只有让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和自由,才能免蹈苏联覆辙。这可惹火了民主死敌毛泽东,划右派自然是没有跑的了。毛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份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习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这是李先生终生与专制主义所打的遭遇战荦荦大端之一。之二是与邓二世在血洗天安门所遇,他愤而挂冠:“决不在刺刀下做官”。之三是,他一篇文章《风雨苍黄五十年》,不仅给小人得志的江三世举办的国庆盛典大泼冷水:“就为准备这次大庆,据说花掉了起码是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国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指责他们是一样的小丑,一样的跳梁。而且为中共掌权50年的历史定论为:“历史剩下的竟是谎言。然而,据说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遵从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文章引用了苏共20大以后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一个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制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制)。”
   
   实在是,英雄所见略同。据光明日报7月1日所载,罗隆基私下曾对浦熙修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个人独载政治。个人崇拜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知识份子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总比社会主义制度好些。”
   
   第四,对“党天下”掺沙子
   
   6月10日的沈阳日报刊出了沈阳师院张百生,黄振旅七千余字的长文《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主题是挖掉“三害”的根子。它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肃反运动扩大化是在主观主义思想指导下,宁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从理论上是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敌人越多的错误理论的影响。肃反干部只是执行中央的指示,所以,“根子在北京”。他们质问:“胡风问题已过了两年,为什么还不公开审判?我们要求党中央,如果打对了就立即公开审判,如果错了就马上开释,并恢复其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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