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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1957(10)终篇:右派言论篇(一)


   
    终篇:右派言论篇(一)
   
   关于毛泽东反右派的起因,我们分析了远因,近因,他本人品质的原因和共产制度的原因。至于,反右运动的性质、过程及其历史影响,这将是我在下卷:《较量正未有穷期___从反右派运动的过程及其后果说开去》中,要展示和研究的课题。这里,只能囫囵吞枣地说上一句:“鸣放的中心内容,是具有民主个人主义理念的知识份子,要共产党兑现自己的民主承诺。”不管右派是自觉还是自发,是居心反党还是不曾有反党的动机,但中心内容就是要毛泽东实现他说的甜言蜜语。比如他再三散布的美丽的政治幻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的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的协定’;‘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军队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毛主席说:‘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24页)。像这样意思的话毛百说不厌,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可以说是连篇累牍,甚而至于在《解放日报》社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中,说了如此决绝的狠话:“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要民主、给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这句话中的“只”字,就意味着不给任何其他选择,也不允许有任何的动摇,表明结论的决绝。社论接下来说:“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1941年5月26日)如果以此来衡量中共八年来的执政;不来拐弯抹角那一套,干脆地说:“中共就是反革命!”——这是在客观事实上,与他自己的逻辑上,会一致地得出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刘宾雁也是这样认为:毛泽东“把1949年那场革命变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泽东的逻辑来重新来一次定性的话,反革命就不是胡风,而是毛泽东了。”(见《谁是反动派》)右派之所以为右派,撇开具体的表现形式,就其言论的本质功能而言,就是会提醒人民认识到这个“一致地得出的结论”。八年来共产党执政的事实,说明共产党历来的所作所为,相对于他的民主承诺来说,完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它广为宣传的“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是不打折扣的谎话,按实情说,不是“选择”得逞了,而是“欺骗”得逞了。如果说共产党,或者说毛泽东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值得人们“惊佩”,那就是,其欺骗之能量竟能如此之大!能使受骗者举着拳头要打倒揭露事实真相者。这也是反右运动能够轰轰烈烈地展开,工农能够义愤填膺地反击自己真正利益的代言人,全国能够一致起来自掘坟墓的根本原因。

   因此,通过反右我们有一个发现:毛泽东骗人(包括对他的战友和政敌,知识份子和人民大众)的绝招,是让你自掘坟墓。
   
   虽然大鸣大放是毛泽东的一场最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但毕竟又是一场全国规模的空前绝后的大讲特讲实话的大运动。而这些实话就是为共产党掘的一个大大的坟墓,共产党的所有作为,都是一步步地时快时慢地向这里进军。我绝对相信,共产党最终会在这里葬身。这是既不依共产党又不依右派的意志为转移的。
   
   邓小平所指出的“制度不好”的方面,早在20多年前右派就比他更广泛,更正确,更有高度和深度,更由于指出得一针见血便更振聋发瞆,因而更具时效和疗效。当时的实情是这样的:右派从宏观上讲,还不是要反天,而是要“补天”,正如王造时被打成大右派后给周总理信中所说:“以唯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唯恐天下不乱之诮。”又如原载于北大校刊123期姚仁杰同学的文章题目所示:“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也如被保留下来证明“反右正确”的五个大右派样板之一的彭文英,当时表明心迹说的:“例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是使大厦更好……”直到死前,他还坚持:“那不行,这是重要的原则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趁火打劫,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一定要讲清楚。”更如刘宾雁,只是出于为了中国好和中共好的单纯动机,才给毛泽东写了信:“……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毛泽东在半年以前,也曾发出过“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警告。但这类话只能由毛泽东本人说,别人要议论这样的可能性或现实性,就意味着对党的“诬蔑”,犯了“攻击”罪。
   
   刘宾雁后来才知道:就在写这封信的前十三天,即1957年5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报导《上海在沉思中》,毛泽东看到,当即批示:“看来,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已经下决心发动反右运动的毛泽东,显然是把刘宾雁看作是“要在中国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乱”的“右派”代表。但毫不知情的刘宾雁却还要如此多情地进言,这就真是毛泽东后来嘲笑的“自投罗网”了。(高伐林《我怎样自投“右派”罗网:刘宾雁回忆半个世纪的往事》)‘但是,凡是称得起“右派言论”的意见,都的确是击中了要害。他们的悲剧大多是,本想给恶狗治好狂犬病,却被毒汁四溅的恶狗反咬了一口。你若用前瞻法,让时间顺延,你就会看到毛泽东这只恶狗,疯狂到何种程度?彭德怀政治把脉后的诊断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越来越狂,越狂越热,任意逞疯狂,疯狂到天不收地不留,直到疯死;直到死后,尸体上的疯毒、疯菌仍在中国大地上传播着像“猩红热”瘟疫一样的“毛红热”,掀起一阵阵的崇毛狂。
   
   发狂啊发狂!上帝让一个人灭亡,先让你发狂。
   
   一,右派言论大观
   
   要翻出当时的右派言论,让现在人看了也不能不浩叹其真知灼见。可惜这些警世良言不但未被采纳,而且遭致了人身家国的大灾大难。从而,我们也看透共产党远不是不堪造就,不可救药的问题,而是你打死疯狗还是让疯狗继续成千上万地咬死人的问题。直接了当地说就是,除了打倒党天下,别的说法和做法都是自欺欺人,自误误国,继续自掘坟墓。
   
   现在,让我挂一漏万地列举出当时右派言论的主要之点,供人们抚今追昔,以史为鉴,使打倒党天下的民主运动,能够前见古人,后见来者。
   
   第一,声声声讨“党天下”
   
   储安平指出的“党天下”三个字,不仅找到了万恶之源,而且将毛泽东关于国家民主化,联合政府等等一系列诱人上当的谎言及其搞专制复辟的真实嘴脸,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作为历史人物的储先生之所以伟大,是今天的人们仍受他的启示,认定,如不废除党天下,不仅目前的一切弊病如贪污、特权,发展权贵资本、对群众巧取豪夺,镇压异议人士(包括群众上访),垄断一切媒体并强迫媒体造谣,取缔宗教信仰自由,群体灭绝法轮功。。。。。。这些浩劫将会持续下去,并且日益表明,胡锦涛上台,不仅在作恶上江规胡随,而且又创糟蹋人权的新记录。
   
   反右前后,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提供的确凿无疑的历史结论是,毛泽东是民主的死敌!共产党是民主的死敌!“死敌”也者,不是民主死,就是共产党亡。有民运人士与虎谋皮,说:“只要实行民主,还是让你们共产党来领导。”这无异于告诉厌氧菌:“只要人民能吸到充分的氧气,保证把你放进氧气里让你大活跃而特活跃!”
   
   储安平的“党天下”论,有的放矢,具有历史观的深度,世界观的广度;对现实是一针见血,言简意赅,句句珠玑,天下传诵,先睹为快;越雷池犯禁忌,明星陨落,而其奇文益彰,天马行空,不废大江千古流日夜!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是对万恶的“党天下”的有力举证,病理解剖,沉痛控诉和严正审判;激情一点的,便会声声血字字泪,甚至喊打,喊杀!也就是邓小平后来迭次喋喋的所谓“杀气腾腾”。意见间的相互呼应,协调补充,使意见的总体宛然形成了一个滴水不漏,美玉无瑕的完整系统。无怪乎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右派言论好像是“集体创作”。(61)但这只是不谋而合,而不是斗争会上声讨的那样,每个右派的言行都是有阴谋,有纲领,有组识,有计划地向党进攻。事起之因,很可能是对有目共睹的事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想当年,储安平先生话音一落,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老先生立即喝采,直呼:“verygood!verygood!”
   
   43年后,曾任《新观察》主编的戈扬女士忆起该文,仍是不胜感叹,赞不绝口:“现在重读‘党天下’,真是句句珠玑,不忍失手啊!”(《争鸣》2000年4月号)我上面说的“句句珠玑”就是从她这里抄来的。这便是右派言论中的核心观点,是对“老和尚”致命的当头一棒!请看原文:
   
   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放以后,知识份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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