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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1957(8)


   
    中篇:教训篇(之 六)
   
    F,毛的“三借”是一贯的

   
   为了说明毛心黑手辣,拉一派、打一派,从肉体上消灭不同意见,进行“三借”不自今日始,兹顺举“富田事件”引以为证:
   
   1929年1月,朱毛率红四军撤离井冈山,一路上受到强大敌人的围堵追击,损失惨重,投奔到政权巩固、物质充足的东固山。这里的领导人李文林,是中共江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红二团党委书记兼团长,次年任红二、四团政治委员,1930年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常委兼党团书记处书记、秘书长,红军学校校长,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行委”是中共中央为了便于统一行动而将中共、共青团与工会三组织合并而建立的机构,成立于1930年8月——冯治军注),为江西红色政权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高度评价了李文林,并把东固根据地与井冈山、赣东北及湘鄂西等根据地相提并论,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
   
   李文林亲率一连队伍,从兴国的莲塘赶到永丰龙冈,接应朱毛与红四军。两支队伍会合后,在东固召开了会师大会。毛在大会上说:“上有井岗山,下有东固山。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团是钢军!我相信,东固山和井岗山最终一定会联结起来,造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大块革命根据地,最后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国!”朱毛红四军受到东岗固乡亲们挑着整猪整羊慰劳,并筹集大量棉花、布匹为四军做寒衣。李文林还送了2000银元和大量子弹、给养,给予四军。毛泽东、陈毅、粟裕都对东固根据地称赞不已。陈毅有诗:
   
   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
   
   此是东井岗,会师天下壮。
   
   粟裕有言:“这块(东固)根据地对于我们发展赣南、闽西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
   
   如果你原先不知道这整段历史,光凭阅读到这里就往下想像,你是无论如何想像,想像力再丰富,也不会想像到会有如下的结局:
   
   毛泽东于1931年5月30日,于万泰县古坪村,枪毙了省行委书记李文林!临刑前,李文林高呼:“共产党万岁!”时年32岁。
   
   毛泽东的阴谋手法和步骤,大致如下:
   
   第一步,打一派、拉一派,借刀杀人;其标志为“二七会议”:矛盾是绝对的,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每事有矛盾,每物有矛盾,问题就是矛盾,差异就是矛盾,没有矛盾就不成世界。赣西南特委内部在工作上存在意见分歧,并发展成派系斗争。一派以李文林为首,包括李白芳(特委秘书长)、龙超清(特委委员、西路行委书记)、丛允中(特委委员、赣西南路行委书记)、曾炳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常委兼军事部长)、郭承禄(特委委员、北路行委书记)等人,是多数派。后来这些人悉数被毛枪毙,无一幸免。另一派以刘士奇为首,包括曾山、陈正人等,是少数派。这些人都成为毛培植的私人势力。
   
   为了严厉打击李文林派,毛泽东于1930年2月7日在陂头召开了联席会议,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二七会议”。会后,毛泽东发出第一号公告,认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地布尔甚维克化。”
   
   在毛泽东主持下,枪决了赣西南特委郭士俊、罗万等所谓“四大党官”。刘士奇写给中央的报告说:“二七会议主要的意义,是打击了党内的机会主义取消思想,开除了大批的地主富农,使党的路线走向布尔甚维克的精神。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为毛泽东后来利用打AB团来铲除李文林派,埋下了伏笔。
   
   第二步,用打AB团捏造罪名,来借题发挥;由于毛的亲信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还亲手掌刑。滥杀无辜,激起“富田事变”。
   
   毛泽东仅凭谣言,说是打下吉安后缴获的文件涉及AB团,有一张收条便是苏区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这个地主是李文林的父亲;便诬陷李文林是“AB团总首领”。其实,所谓“文件”、“收条”,谁也没有见过,,况且,李文林的父亲也不是地主,也不识字,根本不会签字。从头到尾,全是胡说八道。毛通过手中前总委书记的权力,在第一时间突然拘捕李文林。毛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当时肃反扩大化的混乱局面,将李文林及其同党诬陷为AB团一举铲除。
   
   中共江西省最高领导人的被捕,令广大军民震惊与困惑不解,军中出现对毛泽东及总前委不满的情绪。
   
   这场打AB团的运动来得极其迅猛,毛泽东将捕人权下放到团级,杀人权下放到师党委。加上没有任何的政策指导,很快就变成滥捕滥杀。在毛泽东及前委导演下,一个月的时间,红一方面军四万人中就杀了几十个总团长(AB团的总团长)、四千四百余个AB团。其中大部是江西的红军将士。这次被称为“黄陂肃反”。有的老干部回忆说,当时黄陂沙滩上,尸横遍地,水都染红了。
   
   毛泽东及总前委致信江西省行委:“党内地主富农分子现举行大规模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还是异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立即镇压下去。”信中指令省委,“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李同志”就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总政治部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
   
   李韶九挥舞着“尚方宝剑”,一到富田(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所在地),便立即驱兵包围了省行委。逮捕了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谢汉昌 (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军事部部长)、周冕(省政府财政部部长)、刘万清(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及任心达等八人。
   
   李韶九等肃反人员发狂似地连续捕捉、审讯,使用地雷公、线香火、拷打、铁烙、割乳、烧阴户等各种残酷、卑鄙的刑法(1930年12月段良弼给中央的报告)。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还亲手掌刑。当时曾任中共安福县县委书记的汪安国回忆李韶九抓他AB团后审他的情况:“他摆出一副关公似的脸孔,大声吆喝说,你是AB团吗?快把你们的组织说出来!当时,桌上放了好些木棍、长竹片、烙铁、绳索等刑具,我知道这是用来对付我的。当然我不能误供我是AB团,于是,两个大汉把我的上衣脱光,继之李韶九亲自动手,烧红烙铁在我背上腿上烙呀、烫呀,这我怎么能受得了呢?我观此情形知道,供认是死,不供认也是死,与其不供认受苦迟死,不如供得早死个痛快,就在这个思想支配下,供认了我自己是AB团。这样李韶九才把我放下来。”就是这样,李韶九在五天五夜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在省委省苏两机关及政治保卫队共破获AB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枪毙省委交通和技术书记17人。第二天又枪毙24人,其中省行委7人。霎时间,江西省行委、省苏政府机关和整个富田村野,阴云密布,腥风血雨,到处弥漫着红色恐怖!老百姓惊恐不安,窃窃私语:“不得了啦,红军在杀红军,共产党杀共产党,湖南佬在杀江西佬……”
   
   12月9日,李韶九带着一个排从富田到东固红20军(由江西地方武装组成)驻地,计划在20军中更大规模地抓AB团。174团政委刘敌闻讯后,于12月12日上午发动属下一营官兵包围了20军军部,捉起了李韶九(后逃脱)和毛泽东亲信军长刘铁超,李带来的一个排也被缴械,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等人。下午,刘敌与谢汉昌又率部赶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省政府机关,收缴警卫连的武器,释放了被当作AB团而逮捕的100多人。毛泽东的亲信曾山和古柏趁乱逃走。这就是震惊中共的“富田事变”。
   
   15日夜晚,由段良弼为代理书记召开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丛允中在会上报告了李韶九捕人刑讯的经过和原因,丛允中慷慨激昂,说李韶九捕捉AB团,大肆杀人的“近因”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企图将江西的忠实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以稳稳地做皇帝;“远因”是赣西南二中全会开除了刘士奇的党籍,刘是毛的走狗。
   
   第三步,对李韶九来说,他是“杀鸡头”,是为毛泽东摆宴;对毛泽东来说是“杀敌头”,用肉体消灭的办法来解决反对意见。来党同伐异,斩草除根。据不完全统计,死在这场政治阴谋中的红军官兵与党政干部,达两万人之多,江西党政干部不剩几个,至于红20军,从军长萧大鹏以下至副排长等全体干部统统被拘捕,几乎全体被杀,溃不成军,番号取消。
   
   1932年2月,陈毅调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他对江西苏区内肃出那么多AB团给惊呆了,反对凭刑讯逼出的口供捕人,并释放许多名“嫌疑者”。这可触怒了李韶九。李冷笑着说:“过不了多久,我就要有匹好马、好枪了!”陈毅闻之大怒:“老子是有好马、好枪,谁敢来!”但李韶九品质极坏,且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陈也不得不加以提防。
   
   有一天,陈毅被召去开会,暗忖说不定会像李文林,有去无回,遂特意交代年轻的妻子萧菊英:“我去开会了。等到今天下午六点钟我还没有回来,你就快走,到你老家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接回来的。”
   
   她等到六时,仍未见归,误以为是当作AB团抓走,其实没被抓,是路遇敌人袭击,马被打死,迟至八时方归。陈毅四处寻找爱妻不见,她竟跳井自杀了。陈毅抚尸痛哭,送葬回来,深夜愤书,吟诗挽妻:
   
   泉台幽幽汝何之?
   
   检点遗篇几首诗。
   
   谁说而今人何在,
   
   依稀门角见玉姿。
   
   检点遗篇几首诗,
   
   几回读罢几回痴。
   
   ……
   
   尾声:李韶九骨已成灰,毛泽东还要他当“替罪羊”。
   
   苏区中央局和代理书记项英认为:富田事变是“因为过去赣西南党的路线和工作错误的结果——党内一股无原则的小组织派别的斗争。”演进而成的。周恩来也批评毛泽东反AB团“简单化”、“扩大化”、“乃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王明上台,比李立三更左,他根据苏联的肃反经验和国际“反右倾”的指示,认为“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而项英领导的“中央局解决富田事变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本来李文林已被项英释放,当改由毛泽东取代项英任中央局书记后又再次拘捕李文林,并变本加厉,大事残杀江西地方领导人。毛泽东是以反王明的左倾路线而起家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这是唯一的一次拥护王明路线。这里就隐含着毛反AB团的险恶居心;同时,20年后,毛轻描淡写地承认了“错误”,却找了李立三、王明,尤其是李韶九当了替罪羊。建国初期,他回答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说:“这是一个问题,那时两次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肃反审查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轻信口供。在处理问题上,扩大化,简单化,错杀了自己人。”50年代又说:是“李韶九搞的,搞得一塌糊涂。”(资料基本上是从《周恩来与毛泽东》第一、二章转引而来,其中不乏照抄之处;也参考了其他材料如《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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