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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呼唤新型政治家

   

   2008年的中国多灾多难,北京奥运会并未如期带给中国自由空间的扩展,相反全球经济衰退无疑将会深刻影响并改变中国。《零八宪章》给沉闷僵局的中国送来一股清新之风,将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加速。尽管是迟来的宣言,但相对于中共威权政府的存在,则不言迟。中国民主转型与其说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不如说是中共转型来得确切。转型同样对于那些异议组织和民间维权运动具有意义。

   

知识群体历史使命完结

   

   如果将清末民初的民主政制雏形作为原点,以及后来的北洋政权和国共政权更替作为观察点,那么,《零八宪章》是对中国稀缺的民主制度迟到的补课,或者说是对国共政制变化的价值修正。只要正视历史,100年来中国的民主宪政一直在倒退。中国民主转型不会孤立于近20年苏东及亚洲民主化潮流,是其延续和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民主梦想迟来的惊醒。

   《零八宪章》几乎集结起全部的异议组织和人士,不能不承认,受到既得利益知识群体冷遇甚或反击却是无疑的。固然宪章在大陆民间不得普遍传播,受到官方屏蔽是重要原因。但是,同时一方面显示宪章对当下中国的“水土不服”,另一方面可见既得利益者对民主价值的拒斥。

   《零八宪章》尽管是效仿捷克《七七宪章》,但是对于中国的意义仍然是新鲜的、当下的。就其文本和内容都不卓越,并没有超越民国初年的民主理念和政治实践高度;近二、三十年来,海内外许多学者、作家和民运人士都在践行并表达着这些理念和诉求;单是翻开近10年的南方周末,宪章涉及的理念和诉求,都有学者做过系统阐述。

   《零八宪章》即使签名人数达到10万、100万,相对于13亿大陆人口,又能证明什么?如此说来,谁签名、签名人数,并不重要。当局对于民间频发的群体抗议潮,事先都无法形成官民良性互动,因此,互联网签名的效果不值得寄予过高期望。网络签名充满随意性,几乎与预期的公民动员没有关系。笔者不妨提供与300多位《零八宪章》发起签署者其中三位网聊时他们的真实态度:一位作家说,(零八宪章)是书生意气;一位宪政学者说,我就想露露脸,但也不想冒险;另一位作家说,没细看扫了一眼就签了。笔者愿意签名,在于零八宪章绝大部分主张符合个人的政治诉求。知识群体作为整体表明姿态即可,然后需要职业政治活动家付诸卓越智慧和艰辛操作实施。在《零八宪章》起草、发布和宣传不具备公开性的前提下,勇气和压力构成的姿态成全了《零八宪章》。当中共合法性危机越来越凸显的时刻,任何公开反对和抗争的行为,便被赋予新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异议群体民主价值理念和言行表达方式上的前卫直白,与大陆民间的接受度之间存在距离和异趣。也就是说,后者目前还不能接受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付出。他们能够接受或者说欣赏的是,借外说内、借古讽今、乃至打擦边球“恶搞”政治人物和意识形态等含蓄委婉暗示式的表达方式。“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毛泽东。”60年来残酷政治的历史,中老一代都有亲身经历,年轻一代从长辈和互联网上都有一定了解。因此,政治风险是他们首先考虑的,这是这个民族深重的内伤和文化基因。

   《零八宪章》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毋庸置疑。因此,从宪章宣布的那一刻起,异议群体所代表的全体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从此进入崭新政治家登台亮相的时期——他们来自中共改革派、异议群体和民间维权群体。知识群体应该回归各自的专业领域践行宪章,而不应仅停留在宣介宪章的肤浅层面。社会启蒙和批判仍将需要,最可见的例子是,1980年代出生的韩寒、陈巧文和王千源,他们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形成,并未受到近20年民主启蒙的影响,但他们做得并不差。只是遗憾象他们的年轻一代非常稀有,更多的年轻人需要接受价值观反正和启蒙。

   不同的利益群体,对于《零八宪章》有不同的解读——“中国政治方韬大略”、“书生意气宣泄”、“理想主义宣言”、“圈子化命名历史”不一而足。《零八宪章》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一把双刃剑,既适用于诉求对象,也适用于诉求者自己。如若起草者没有社会担当和牺牲勇气,宪章即沦为某些人政治投机的工具,而更多的普通民众则被忽悠和利用,期望宪章不要被中国式权谋利用和异化。

   《零八宪章》如要操作实施,还需配套一系列法规,《七七宪章》及其辅助文献,在政治实践层面已经提供成熟经验,不再赘述。

   

汲取传统资源和外来经验

   

   清末预备立宪仓促间未及颁布实施,便在急风暴雨的辛亥革命暴力下倾亡。革命执政党思想资源的贫乏和民间启蒙的极度缺失,导致建立民国之后以新文化运动来补课(1915年——1927年)。这次补课或曰启蒙并不成功,如前所述,国共独裁政权在大陆的相继建立和更替足以证明。民初政府已经建立国会咨议局内阁等权力制衡框架,并且党禁和报禁在事实上已经开放。民初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已经构架出一个民主政体的雏形。

   但是,孙中山为什么还是将总统权力拱手转给清朝旧臣袁世凯?在于革命党的组织资源、人才储备和行政经验,不足以与尾大不掉的北洋势力抗衡,才导致政权旁落。在初步民主国家或民主制度转型国家,当政治改革触及社会结构深处,必然是各种政治力量综合实力的剧烈较量,不乏战争和社会震荡,胜出的往往是综合实力雄厚的组织和后起之秀,相反,政治主张和社会正义倒显得无关重要。这几乎是后发民主国家的通例,中国将不能例外,这是中国人在制度转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或者说社会成本。

   民初、东欧、俄罗斯和台湾经验都已给出答案,即当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崩溃之后,旧政权人物改头换面之后,依然具有执政的机会,这几乎成为一条历史规律。不管情愿与否,这个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在制度转型初期,领导者不一定代表最高民意,但绝对是最有实力的。虽然今天俄罗斯和台湾的执政党,面目全非,但在本质上殊途同归。即叶利钦作为苏共的“叛徒”解散苏共之后,以改革者面目示人,成为俄罗斯第一位民选总统,以至到今天实际掌控俄罗斯政治的普京,他们曾都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同样,台湾民主转型初期,尽管国民党曾经独裁黑暗,但是,国民党人李登辉成为第一任民选总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制度转型初期,其它新生党派处于弱势地位,实力和经验均不足,不足以在政治上形成制衡格局。

   台湾20年民主转型的成功,这在亚洲乃至后发民主国家都堪称奇迹。“台湾模式”将是两岸分治60年后,呈献给两岸三地和世界政治文明最好的礼物。在路径选择、政治解严、权力退出、制度搭建、社会和解、民众宽容等方面,都体现出完整性、细节性和人性化。社会成本最小,制度获益最大,制度优越性又反馈给社会和民众。陈水扁作为民选总统,在任上惊人贪腐受到制裁,与蒋家威权时代的贪腐不可同日而语,在于制度环境不同。对于有志于未来中国政治的领袖者,如果忽视或轻看台湾民主模式,注定将是失败的。

   中国民主转型,已经不是要不要转型的问题,而是如何尽快转型的问题。转型,对于当下中共或民运组织都是不可回避的,这是中国现实社会淤积的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等弊端对他们提出的新诉求。如果一味沉浸在制度惯性和对抗情结,反会错失历史机遇。

   中国民主转型需要一个政治宽松的“窗口期”,这既取决于中共的主动,更取决于民间和国际力量的联合施压。现在的僵局是中共主动政改的动力不足,只有压力才能转换为动力。“窗口期”的存在,方能保证异议党派和领袖具有公开合法的成长空间,在未来才能聚集足够的制衡力量,以至民选执政的机会。也不排除共同执政的可能。

   转型民主与美式民主的路径选择完全迥异,将美式民主生搬硬套在中国头上,注定要将中国民主转型的过程拉长许多年。

   

中共改革派与异议组织站在同一起跑线

   

   如前分析,中共在未来中国民主舞台上,同样有胜算的机遇。如果在这波全球经济危机中有较于其它经济体优异的表现,会获得大多数西方政府和本国民众的支持。没人能预测这次经济危机周期将持续多少年,但是,这波经济危机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已经显露。企业倒闭潮、失业率加大增速,以及拆迁征地、上访、腐败等暴露的制度弊端,必将引发民间维权运动进入高发期。

   在种种民间力量和国际势力施压推动下,如果中共党内开明改革派能够完成理念转型,公开拥护民主自由价值,摒弃一党专制,开放党禁报禁,凭借他们掌握的政经军事等资源,即使依旧打着中共的旗号,依然能够吸引大多数中国民众的选票。这将是中国民主制度和平转型的起点,也是各利益群体和台港澳都能接受的开端。这将可使中国出现类似于台湾蒋经国——李登辉时代,和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如若依照联邦制和平转型路径,少数民族的权益能够得到制度保障,分裂独立的风险将大大降低。

   大陆知识界有种说法“我们不反共,而是反一党独裁。”即使未来中国民主化,中共作为政党依然存在并可参与竞选。西方许多国家都合法存在在野党共产党,只不过势单力薄,不足以挑战主流政党。中共则不同,根基庞大。

   五四运动以来,政治激进往往最先以文化激进的面目出现,文化激进必然走向政治激进,思想文化理想通过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现实政治强力压迫,导致异议知识群体以更激进的姿态出现,这是社会担当勇气的体现。

   “六四事件”成为知识群体的分界线,这种分化与其说是体制性的,不如说是利益性的。那些企图或已经获得名望的知识群体,现体制能给予他们优渥的生存环境和上升通道,公开反共,对他们而言,风险太大,未来利益也不能保障,他们往往保持沉默或堕落为社会变革的挡路石。另外,年轻时的激进常常演变为年老时的保守和投机,历史上如此的人物太多。

   现在中国民众普遍担忧,一旦中共一夜之间崩溃,且不说可能出现社会全面动乱、地方割据的局面,谁有能力领导新中国?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他们会进行比较和选择。民间以权益诉求为核心的维权运动与异议运动的高涨或衰减,取决于中共政改的速度——政改快,则可能消释维权和异议运动的冲动;政改慢,则内外危机四伏,中国崩溃将成为事实。因此,在中国广阔的转型舞台上,中共改革派与异议组织机会均等,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异议组织掌握的资源,无论从哪个层面,都不可与中共改革派抗衡。对于已经尝到富裕生活甜头的中国人,他们对空洞的政治纲领并不感兴趣,他们更看重眼前的自我的利益。当然,中共30年经济改革,遗留下巨大的道德崩溃、法制废弛、价值观紊乱、贫富不均等社会黑洞,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另外的负资产,新型政治家必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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