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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是可以这么坐的

来源:民主中国

   1990年6月中旬,狱中又一次调号。这次,我是一人单独呆在20号牢房。很快我知道,熊文钊于6月5日走出20号,走出秦城。6月14日,人民大学的杨松鹤也从20号走出秦城。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在秦城的人越来越少了。

   一人单关,没人说话。怎么办?当然,可以敲管子通信息。但那和说话是两码事。好在20号和21号的卫生间是紧挨着的,两边可以通过洗漱池的下水管说上话。不过,话音瓮声瓮气,不易听清,得另外想辙。当时,21号关了三个人,他们是《经济学周报》的郑棣、北大的周建和安徽的高峰。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他们很快找到一个办法,并成功实施了。办法是:用断裂的铺板将卫生间通风口处的铁篦子撬开,两边的人设法登在下水管接口处,或墙上某个部位,就可以清楚地说上话了。不仅可以说上话,还刚刚可以惊喜地握上手!而既然能握上手,那就能递东西。于是双方传书,传字条,他们还给我传来了半袋奶粉--当然不是加了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这是我在狱中第一次见到奶粉。按规定我们只能限量买两样食品,一样是0.26元一包的方便面,另一样是0.15元一袋的榨菜。他们是通过管教另外又买了一些东西。

   对于在狱中关了大半年的我,奶粉可真是大补啊。说实话,凭监狱里的伙食,不仅根本不可能锻炼身体,连认真看书都成问题了。常常会觉得读了一会书,脑子就会转不动,读不进去了。如今有了奶粉,我就下了决心,要把《红楼梦》从头到尾读一遍。三卷本的《红楼梦》我耐着性子读了头两卷,再硬着头皮读了一点第三卷后,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不想读了。不知为什么,如同插队时第一遍读《红楼梦》时一样,就愣是读不完。(2008年6月8日晚,我在广州中山大学附近一家咖啡馆中,将我读不完《红楼梦》的事说与袁伟时先生听,他说,恐怕是不对脾性,他也没办法读完《红楼梦》。)

   我一人单关两个月后,8月中旬,高峰从21号调过来和我搭伴了。高峰是安徽省来水县水口镇人,那时在滁州师范学校学习,八九民运时到了天安门广场。高峰过来后,除了给我绘声绘色地讲了许多新鲜、有趣的年轻人的青春故事外,还和我一起,进一步将仅仅和隔壁号之间的"物流通道"扩展到一层和三层的监号。为了把想象通道物化为真实通道,我们先将多余不用的床单撕开,搓成绳子,长度约为一个楼层高度;再将绳子的一头系在卫生间里的下水管上,另一头绑上一块肥皂,从通风口慢慢往下送;遇有障碍时,则将绳子提起,再松手让肥皂砸下去捅开;估计绳子到了楼下卫生间通风口铁篦子处,就发"电报"让楼下人去察看,是否见到了我们派出的探险者--肥皂。楼下回电说见到后,我们就再发报,叫他们取下肥皂,换上他们的书,然后通知我们提上来。和一层建立通道之后,我们就敲管子告知三层的伙伴照此办理,和我们之间实现秘密"物流"。与我们类似,21号则和他们的楼上、楼下号共同构建了"胡志明小道"。这样一来,依托卫生间的通风道,就在6个号之间形成了"物流"网,字条、书、方便面、奶粉、榨菜就在中国的巴士底狱中破天荒地暗中自由传送和流转开来。

   当时三楼两个号中关的是谁,我现在记不起了。一楼的两个号中,一个号关的是张前进、李成焕,另一个号关的是钮铮。楼下的钮铮给我上传了他的书:萨缪尔森写的三卷本《经济学》。我记得自己读得津津有味,完全是在享受一顿美妙的精神和智力大餐。有时读到特别精彩处,则物我两忘,击节大呼:朝闻道,夕死可矣!

   后来,钮铮提出了一个令人动容的建议,说可以办一份报纸,他愿意当编辑。几经"上网"商议,大家将报纸取名为《窗外》,稿件汇总到钮铮那儿,由他抄誊后编辑成报,在其余5个号中传阅后回到钮铮处存档。18年前,我和高峰拿到钮铮精心编辑的《窗外》时的情景,真是终生难忘。试想一下吧,在戒备森严的铁窗之中,在监管人员的眼皮底下,我们居然办成了一份说真话的囚徒自己的报纸!这怎能不让我们心潮澎湃,并油然而生一种可贵的成就感呢?

   自从开展信息流和物流业务后,坐牢就有点像上班了。为了不被监控摄像头和筒道值班武警看出异常来,两人必须分工合作,密切配合;而每完成一次传送,我们都会有一种难于压抑的喜悦和欣慰。然而,不久以后一次致命的操作失误将物流通道暴露出来,并被当局设法堵死了。记得那是中秋时分的一个下午,我和高峰突然听到了物件坠地的声音,随即从三楼传来了信息:由于他们没有将书捆扎妥贴,在下传一楼的过程中,书掉了下去,砸在与一楼地面相平的通风道底部。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可想而知了。听到响声的武警在筒道内打开了小门,取出了书。不久,脸色十分难看的管教就带领众多武警进屋"清监",并重新安装通风口的铁篦子。之后,武警还隔三差五进来检查新装的铁篦子是否又被撬了。从此,物流通道就被掐断了。不过,让大伙觉得多少有点奇怪的是,狱方只是将管教调离了秦城监狱,而没有因此惩罚我们中的任何人。当时,我们想,恐怕狱方没敢向上汇报狱中竟发生了如此令他们难堪的事。

   小住秦城暂作客

   在204监区,高峰是第一个被当局由收审转为逮捕的人,在1989年6月份,他就填了捕票。我清楚自己面临着随时被逮捕的命运,于是就问高峰,他被逮捕之后是怎么想怎么做的。他告诉我,就是四个字:"跟他们斗!"他说,我知道自己是好人,但他们非要整你,不放过你,你也就只有和他们斗,才会有好心态,好心情,否则日子会很难过。这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的话,我觉得很在理,也挺对我的路。我活了40岁了,四十而不惑,我太清楚自己是好人了,但人家却偏要把你当坏人--如此黑白颠倒,这口气我能咽下去么?

   1990年10月7日下午,久违了的预审员和书记员终于来了。在预审室坐定之后,预审员开口缓缓地说,今天我们来,是告诉你检察院已批准了对你的逮捕,这是逮捕证,你过来签一下字。我走上前去,拿起逮捕证仔细看了一遍,心想,电影里多次见过的场面今天终于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按照既定预案,在签名栏中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冤"字,然后回到凳子上坐定。这个"冤"字,是我自卫反击的第一步。预审员和书记员见到"冤"字,顿时一脸尴尬:这起冤案当然不是他们定的,但却是由他们出面执行的。

   接着是例行的捕后提审,预审员将主要案情再问一遍,由我作出回应。我也早想好了,除了承认反对戒严令外,其余一概不认(说我不反对戒严令,说不过去么)。我语气平静地坚决不认账,把预审员的脸都气红了。更为要命的是,我的不认账并不是矢口否认事实,而是"合理地"重新陈述事实。比如,我曾经承认写过几篇文章,并且是自己写成大字报贴在人大校园里的,他们也拿到了"线人"拍的大字报照片,确认是我的笔迹无疑。为了跟他们斗,我说文章并不是我写的,我只是受人之托抄誊一下并代为贴出而已。我确知他们已无论如何拿不到我所起草的文章底稿这一书证,因此我的重述是站得住的。而且我明白,当局把写文章的人打成"反革命",难度不大;而要把抄文章的人打成"反革命",就有些难度了。

   那天,凡是预审员认为板上钉钉的"犯罪事实",我都重新作了合理的陈述,着实把预审员气得够呛。不过,说句公道话,我和预审员、书记员打过一年多交道,知道他们其实并不算"左";但他们执行当局的指令,要将政治迫害强加于我,我的反击自然就首先"雷"着他们。他们被"雷"之后,也真急了,对我说:你别得意得太早,别以为我们就没办法了!我当即反唇相讥:你们对我是有办法,关了1年多,再从收审变为逮捕,而你们拿方励之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么大的"反革命",你们只能眼睁睁地放掉,再来把我搞成"反革命",这算什么能耐?再说,如果你们非要显摆自己的权势抓人的话,依我看,就该把人民大学中有几个专门诬陷别人的家伙抓来,把我放出去,那才天公地道啊!

   自那天不欢而散之后,我就再没有见到预审员。10月中旬,郑棣被取保候审。在临走的头一天晚上,他通过洗漱池的下水管与我告别,我祝贺他,并要他出去后去一次我家,转告我的一句话:我在人大博士生宿舍中写的大字报,都是抄写的别人的文章,请能够作证的人都这么说。后来知道,他果然兵贵神速,第二天就让人去跟章虹说了,并及时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1990年12月上旬,204监区的囚徒全部被转到210监区,我和高峰还在一个号,但是号特小,仅够放下两块铺板。与我们号相邻的号中,一边关的是北大的郭海峰和青年工人王建生,另一边是北大的王有才和清华的张铭。

   1991年元旦过后,高峰被免于起诉,回家了。之后,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来人找了我两次,我除了重复捕后的陈述之外,就是强调一个"冤"字,说自己决不是"反革命"。事实也的确是那样,在八九学潮和民运中,我真的从里到外还不是"反革命"。我依然承认自己对戒严令的抵触和行动上的违反。他们说,就凭这一条就可以定你罪。我说,你怎么定都可以,但我不是"反革命",不是坏人,这一条我比谁都清楚。

   不管怎样说,关在210监区中的人都清楚,案子快了结了。1月上旬,我终于吃到了已经一年多未吃到的米饭。有一次,狱方居然还卖给我们水果罐头。罐头的铁皮盖能有什么用呢?可以用来刻字。不过,在墙上刻字用指甲就行,在裂开的铺板上取下小木条来也能刻。我很快想到,可以用铁皮盖在卫生间木门的内侧刻上字。由于监号门上和卫生间墙上都有监视孔,我只能每次刻一个字后,就从卫生间出来,装模作样看一会书,再进去重新操刀。半天下来,我在门上端正地刻了两行字:

   小住秦城暂作客,

   不妨随处一开颜。

   字刻得深深的,是新魏体,有书法味。

   不几天,海外战争打响了。多国部队催枯拉朽,长驱直入,让独处斗室的我心旷神怡;特别是,战斧式巡航导弹神勇异常,指哪打哪,令人大开眼界:高科技真是不简单哪!正好隔壁王有才是学物理的,我于是通过武警从他那儿借来物理书,却不料招来了我在秦城监狱的第二个不眠之夜。那一夜,我对爱因斯坦26岁时大胆提出的"光速不变原理"着了迷,信马由缰,遐想开去;睡意全无,直到天亮。

   1991年2月7日,检察院来人,宣布对我"免于起诉"。两名武警进号例行检查,由于未进卫生间,因此没有发现门上的"对联",我也就顺利地拿了自己的东西,与左邻右舍道别后,经数道铁门跨出监区,朝大门走去。这是我第一次以观察者的身份走在"有半个北大那么大"的秦城小路上。在蓝天朗日之下,我环顾四周,感慨万千,慢慢地穿过一道高墙,再穿过一道高墙,走出暂住了一年零5个月的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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