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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事情永远历历在目

   来源:民主中国

    人生旅途中,很多事情如烟散去,会被淡忘;但有一些事情会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永远历历在目:50年前,我作为一名小学生投身大炼钢铁运动;40年前,我下乡插队修理地球;30年前,我成为北京航空学院一名77级大学生;20年前,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科学哲学博士学位。而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我的三次坐牢,自然更是无法忘怀、铭刻于心的人生经历。在《看守所杂记》一书中,我对第三次坐牢作了不少描述。在本文中,我将记述自己在秦城监狱和西城区拘留所中的生活。

   身陷囹圄第一天

   整整19年前,1989年9月9日中午时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一行驱车来到北京师范学院(现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敲响了我的家门。她们神态自然地对我说:请你到系里去,有些事情还要问问。我心中想,前两天,人大校园里出现了宣告人大第二届学生自治会成立,并号召进行六四百日祭的大字报,估计是为了这件事又来找我的吧。然而,专门来"请"我的面包车并没有把我拉到系里,而是直奔学校保卫部去了。随后,系党总支副书记等人不见了踪影,我在保卫部所见到的,是一个个脸色铁青的警察。我立马就明白:终于对我下手了。在查看我的皮鞋,抽掉我的皮带之后,我被带到了早就处于等候状态的公安车子上。

   那是一辆没有公安标志的面包车。车子开到离雍和宫不远的一条胡同里,进了一家看守所(后来知道是"炮局")。我在车上呆了大概半个小时后,警察带上来一位原来关在炮局的囚徒,让他和我坐在一起,并用一把手铐铐住我的右手和他的左手。在阴沉沉的天色下,车子快速北行,目的地已经不问可知,那就是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而和我手挨手、手贴手进入秦城的,是北京民族学院(现改为中央民族大学)的讲师熊文钊。

   进了秦城204监区,熊文钊去了24号牢房,我去了26号牢房。24、26号都是大监号,有20多平米,牢房里有卫生间。26号中,我的狱友是:北京大学的杨国忠,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军,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艾道祥,云南大学生蒋宏雷和首钢工人宗景山,五个二十开外的年轻人。当时,我手拿刚发的饭盆踏进26号时,他们正在铺上玩牌,见新来了一位"老师",赶紧站起来欢迎。我见他们神色自若,脸带微笑,但却个个都是光头,不由心中纳闷,于是刚放下饭盒就赶紧发问道:是监狱强制性规定要推光头吗?他们说:不是的,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一是天热,洗头方便;二是反正一时半会也出不去么,光就光呗,都是光棍,无牵无掛。我也笑了,说:我有家室,不推光头。很快,他们帮我整理了床铺,告诉我他们五人都是6月份被抓的,关在里头与世隔绝已两个多月了。在我作了自我介绍后,他们急着要我说说外面的情况。而这时的我却担心狱方是否装有窃听器,开口之前先目光四顾,满屋子找那玩意儿。我的举动招来他们的一片笑声,他们说,没有窃听器,尽管放心说。

   还没等我把外面清查的事情大体说完,来晚饭了:每人两个窝头,一碗土豆。号里其他人拿起窝头就啃,土豆也吃得津津有味。而我却没一点胃口,心中隐隐作痛:我头一天和博士生同学刘明如和沈强说好了,邀请他们于9月9日晚上到我家去作客。上午我专门出去买了不少菜,准备自己下厨亮一下手艺。然而,当局早不抓晚不抓,偏偏今天下午把我给抓来了!先不说那些家常菜跟这里连皮都不削的破土豆有天壤之别,就说再等会儿,同学们到了我家,将会是何种情景?!他们兴冲冲前往,却见不到本该作东的我,见到的只是望眼欲穿、焦急等我归家的妻儿,和清冷的厨房、冰凉的灶台。

   年轻的狱友们边吃,边劝慰我。他们说,每人都有这个过程,别想太多了。个子高大的宗景山患有甲亢,因此每顿可拿四、五个窝头。他自己大口吃着,又拿起我的窝头往我嘴里塞。看着面前这么年轻就遭受牢狱之灾,并能坦然应对的他们,我心中的痛楚慢慢消褪。但是,在使劲咽了半个窝头后,就再也吃不进去了。

   晚饭后,我把想家的念头挪开,一一打问狱友们的事,并向他们请教对付预审的办法。他们说,投身八九民运和被当局抓来,这就注定了会改变今后的人生道路。这不是他们刻意选择的,但他们接受这样的命运。而如何应付预审呢?他们告诉我,关于自己的事情,如果当局有明确的证据,你不必死扛,认了得了;没有证据的事,当然要打马虎眼,不能认。至于别人的事,则不能从你嘴里说出来。我点头称是。

   那一夜,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班房的那一夜,尽管号内的灯彻夜亮着,我却幸运地没有失眠。

   我们是"秦城八期"政治犯

   那时候被抓到秦城的人,都是"政治犯"嫌疑人,没有一个是普通的刑事犯罪嫌疑人,因此号内没有牢头狱霸。平时除了被"提审"之外,剩下的时间不是各自看书,就是讨论问题;晚上则可以打打牌,下下棋。书并非由狱方提供,而是由家人或同学送到半步桥44号旁门的北京市看守所,再由狱方拉到秦城。26号中,除宗景山没人给他送书外,其余5人都有人送去自己想看的书,并且相互之间可以随意交换。但我刚进去时,就只能读别人的书。我记得在读杨国忠的一本书时,忍不住习惯性地写下了眉批。当我向国忠道歉时,他却笑着对我说:我倒欢迎你这样做,你有什么想法只管写上去,你如果留下了什么思想火花,不正好可以给别人以启发吗?

   6个人关在一个号里,可以说从物质到精神,都毫无隐私可言。读书之余,大家都坦诚地敞开心扉,交流看法。而几乎每一天,都会爆发一场争论;很多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完全忘了我们是在坐班房,直至引来武警开了牢门干预,双方才休兵。由于年轻气盛,再加上难免会话赶话,因此也有伤了和气、两三天之内双方谁都不搭理谁的事。

   大体上,没什么争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大家在八九学运、民运中都没有想到要夺取政权,要彻底改变基本社会制度。二是六四开枪之后,都认定中国的一党专政制度非变为民主制度不可。大概10月底左右,清华大学的李玉奇进了26号;11月20日,被当局列为通缉对象的北京航空学院的郑旭光也来了。他们在上述两条上,和大伙是一致的。而他们的到来,也让号里的争论更为激烈、更为精彩了。争论的焦点一直是两个,一是应当从八九民运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二是怎样在中国建立起民主制度。题目很大,但我们咬住不放;论辩起来,像着了迷似的,日复一日,乐此不疲。

   号中在争论,东欧在巨变。继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每晚八点的新闻节目中,又传来了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死的消息。这一下,谁也坐不住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跃起身来,开始在号内转圈游走,边走边大呼:打倒齐奥塞斯库!独裁者决没有好下场!我记得那天是1989年12月26日,是中国大独裁者毛泽东的生日纪念日。很快,大家又拿起饭碗和脸盆,边敲边排着队正式游行起来了。而窗外及筒道内,也传来别的号发出的庆祝东欧巨变的欢呼声和对独裁者、专制者的怒斥声。所有管教和武警全都出动了,气急败坏地到每个号门口来喊停我们的游行。而我们对他们视若无物,照游不误--在当时的情势下,除非他们进来把我们拉出去,才能中止我们的游行。直到大家游畅了,真正喊痛快了,才慢慢停了下来。

   与中国所有其它隶属于司法部的监狱不同,秦城监狱隶属于公安部,从来就是现政权关押政治犯的特殊监狱。在我们之前,大体说来已关过七批政治犯,他们是:国民党"战犯",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分子",1957年的"右派分子",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其他"牛鬼蛇神",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的林彪集团成员,1976年10月7日之后的四人帮一伙。因此,八九学潮和民运的积极参与者,就是秦城第八期政治犯。1989年时,已经关押了13年之久的江青等人,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另一个监区中。有一位老公安对我们说:这里关过的"反革命",基本上都是关错的。当然,四人帮是应当关在这里的,他们很坏。而下一批"反革命"会是谁呢?我看就是李鹏、陈希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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