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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论(新稿)

中庸论(新稿)----原题:人天大道是中庸

   中,于己可收正心之功,于人可达忠恕之效,于事可得合理之果。---陈立夫

   平常就是道,最平凡的时侯是最高的,真正的真理是在最平凡之间;真正仙佛的境界,是在最平常的事物上。所以真正的人道完成,也就是出世、圣人之道的完成。---南怀谨

   人能仁义终无敌,道及中庸不易行。---东海草堂联前言中庸是和谐之道、双赢之道、普适之道、成功之道、智慧之道,是人生之正道、社会之公道、政治之常道、心灵之至道,宇宙之大道。

   孔子力倡中庸之道,把它抬得非常之高。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雍也)。又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意谓中庸相当于最高级别的道德,掌握和坚持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中庸是方法论也是价值观,是人生观也是本体论。

   一、过犹不及中道由来已久。据说在孔子生前1700年尧以“允执厥中”传之舜,舜以“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精言传之禹,到孔子集儒家文化之大成,加一庸字,称为中庸之道。

   庸释为用,中庸就是“用中”的意思。《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庸又寓恒常、平常之意。常道不变,真理不怪。北宋二程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谓至矣"(《程氏经说•论语解》)。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欤?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中才能恰到好处。过与不及表现不同,实质上都不符合中庸的要求。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荀子-宥坐》)这里的“虚”与“满”都是极端,宥坐之器就会因而“倾斜”和“倒覆”,满是“过”,虚是“不及”,只有“中”才能正。

   孟子与孔子一样崇奉中庸,对于过与不及皆予以批评。孟子辟杨朱排墨子,体现了思想上的中庸(详后)。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孟子》)这是关于“取与”与“生死”的中庸。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於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於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这是孟子“出处”的中庸。

   二、“执两用中”“中庸”最基本的含义是“执两用中”,源自《中庸》:子日:“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译成白话:孔子说:“舜真是大智慧者啊!他喜欢向人问问题,又善于分析浅近话语里的含义。隐藏他人的坏处,宣扬他人的好处。掌握认识事物的过与不及的两个方面,采纳适中、中正的办法施行于民。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地方吧!”

   “执两用中”这个“中”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有折中、中间道路的成分,但不能作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解。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的折中主义、和稀泥的调和论,不是不好不坏圆滑处世的中间路线,更不是“同于流俗合乎污世”没有原则立场的乡愿态度。

   孔子痛恨乡愿,斥之为“德之贼”。乡愿,乡里之谨愿者,即无是无非似是而非唯唯否否到处讨好的好好先生也,孟子对“乡愿”的解释道:“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以忠信,行之似廉,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中庸》)中庸是如此的强哉矫,哪有一丝一毫折中、犬儒、乡愿的味道?

   儒家极重仁,以之为核心,但儒家的仁至为中庸,故合情合理合乎人性,并非普通人不可及“道德高标”。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

   杨朱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是严重的“不及”;墨子兼爱,平等地爱世上每一个人,又严重地“过”了。杨朱和墨翟都趋于极端,“不及”害仁,“过”则不义。

   子莫“执中”比较好一点,但“执中”必须懂得权变和权道,不能固执僵化。因“中”是随“时”而动的,要审时度势因时制宜,这就是《中庸》所说的“时中”。中庸之道讲“权”和“时”。“权”是不违背原则前提下通权达变,如果执中而不懂权变,与执着于一边的偏见无异,也是有害于中道的。

   孟子这段话值得深长思。正如某网友所言,中间,中上,中下,中左,中右,都有可能是“中”,也可能不“中”,以谁为准?这就需要明心见性和辩证思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孟子赞孔子为“圣之时者”,有深意在焉。朱熹对孟子这段话的理解最为通透:

   “为我害仁,兼爱害义,执中者害于时中,皆举一而废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杨氏曰:“禹稷三过其门而不入,苟不当其可,则与墨子无异。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氏无异。子莫执为我兼爱之中而无权,乡邻有斗而不知闭户,同室有斗而不知救之,是亦犹执一耳,故孟子以为贼道。禹、稷、颜回,易地则皆然,以其有权也;不然,则是亦杨墨而已矣。”(《四书集解》)

   儒家仁而有义(宜),经而有权,虽然对亲友民众和自然万物都至为仁爱,但并不同等对待,而是对父母孝,对兄弟悌,对朋友信,对民众能仁,对万物能爱,亲亲仁民爱物,秩序井然。

   三、道德之“度”仁爱有度,任何事物包括高尚道德都有一个度。例如,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就可以了,以德报怨就“好”过头了。用儒家的标准衡量,耶酥主张打完左脸再主动送上右脸,过了(动辄雷霆震怒大开杀戒在道德上则严重“不及”),佛“以身饲虎”的高尚也过了------对动物、而且是凶恶的动物居然为之献身!

   纵然这种行为值得敬仰,也不宜普及,何况“以身饲虎”并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对自己对亲友对人类都不负责任。对老虎是爱了,把亲情友情和家庭社会责任放在哪里?

   “大公无私”的道德要求也高得过了头。有学者把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并为一谈。该学者认为,现代民主政治是“天下为私”的,其出发点与落脚点,皆在私人利益。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本质上还是把民人当作猪,当成人肉,在为政者保障其吃喝拉撒睡的肉身利益的同时,把政治利益让度给为政者,垄断为他们的特权。

   道理不错,对天下为公的理解却完全错了。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是选贤与能天下为公,但绝不要求民众个体“大公无私”。天下为公追求的是政治之公,是法律的公正、福利的公共、分配的公平、领导的公选、权力的公开,是对公权力的限制和为个人自由提供法律保证,维护的恰是每一个公民合法的“私”。

   所以,“天下维私”的现代民主与传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是完全相通的。“天下为私”,是从个体的权力和自由的角度来讲,“天下为公”是就社会公共权力的层面而言。保障人权和自由,让各种不同的价值系统同在共存,才是权力最大的公、制度最大的公、天下最大的公。

   关于道德之“度”,下面有两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四、两个故事《吕氏春秋•察微》讲了“子贡赎人”和“子路拯溺”两个小故事,充分体现了孔子以中庸智慧对道德之“度”的把握。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这两个小故事在《淮南子•齐俗训》也有引用:“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

   鲁国法律规定,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人,有人把他们赎出来,可以向国库领取赎金。子贡(端木赐)在其它诸候国赎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拒绝收领国家偿金。孔子说:“赐呀,你做得不对。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本国同胞赎身了。你收领赎金,并不损害你行为的价值;你不肯收领赎金,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

   另一件事恰相反。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子贡主动放弃赎金,这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高尚。但子贡作为孔门高徒,一举一动为世人或后人所重,人们既觉得子贡放弃赎金很高尚,真要学习则意味着较大的牺牲,多数人最后必是索性不趟浑水,不真的学习,以避开这种尴尬局面,鲁国的赎人法就成了一纸空文。故孔子认为子贡的做法欠妥。

   了凡大师说得好:“自俗眼观之。子贡不受金为优。子路之受牛为劣。孔子则取由而黜赐焉。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了凡四训》)

   很多人对孟子批杨朱十分赞同,但对孟子排墨大不理解。墨子主张平等的爱,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比儒家爱人利他情更热,救世助人心更切,孟子以禽兽斥之,不合情理呀。殊不知孟子排墨针对的是墨子之学而非墨子个人道德。墨子主张兼爱,个人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当然值得尊重,但作为一派学说,流弊不可胜言。想想文革中力倡的“大公无私”,当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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