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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并不遥远—— 写在“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

朱欣欣


   
春天并不遥远—— 写在“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

   
春天并不遥远—— 写在“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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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并不遥远—— 写在“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

   
春天并不遥远—— 写在“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

   
春天并不遥远—— 写在“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

   40年前的那个春节过后,我第一次走进校门。那座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和整个国家一样,此时正沉浸在20世纪最大的红色狂热中,致使新学年推迟了半年。走进空无一物的教室,我们坐着从自家带的板凳,在几块红砖垒起、铺着报纸的“课桌”上,一笔一划地学写第一课:“毛主席万岁!”此时幼小的我并不知道在遥远的地方,有个叫“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那里的人们正在清醒地追寻属于自己的春天。
   后来,从影院的银幕上,我看到有关“布拉格之春”的黑白镜头:苏军坦克、群众示威、抗议者的自焚……那时的我面对巨大晃动的影像、喧嚣的音响,既好奇又害怕,庆幸自己这块红色国土,不像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地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稍大一些,零零星星的文字告诉我“布拉格之春”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事件”。再后来,我开始学会自己寻找,自己思考,自己判断……
   40年前,那个布拉格的春天,究竟留下了哪些声音呢?
   

艰难的解冻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一场“非斯大林化”的浪潮从苏联向东欧各国蔓延。当年6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城市比尔森数千名工人示威游行,他们抗议政府推出的掠夺性币制改革,高喊“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掠夺!”“我们要自由选择!”等口号,他们焚烧苏联国旗,把斯大林和本国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和萨波托斯基的塑像扔到大街上。当局调用大批军队将那里的示威平息,为此后当月17日民主德国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波及10个大中城市、约30万人参加,最后镇压导致25人死亡近400人受伤)被血腥镇压开了头。
   当苏联、波兰、匈牙利陆续为斯大林时期遭迫害的人陆续平反的时候,捷共领导对不断增加的申诉书置若罔闻,迫害无辜的专政机器并未停止。
   1956年,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雕像随着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倒下,几年来它一直高踞在布拉格人头上。可是,如同拒绝将雕像当废铁卖给西德人一样,此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和共产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拒绝斯大林体制的任何改变,连同他的形象包装——这个年轻时的锁匠拙劣地模仿斯大林,穿着元帅服,手拿烟斗。
   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无法再隐瞒,捷共中央就印制了带编号小册子,让代表到基层支部宣读,然后上交,要求不准讨论。即使这样,在刚从失去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悲痛中走出来的党员中,还是引发了地震,许多曾喊着“为了斯大林”而战斗过的党员无法相信,有的甚至认为这是政治阴谋:“这一切都是某个人的阴谋,这个人无法同斯大林相比拟,被设法糟蹋斯大林,以便取而代之。”
   随着人们从斯大林的个人错误开始向与之相关的制度思考,要求对政治审判中被迫害的人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各地基层支部也纷纷送来“决议”,要求对思想的混乱给予解释,有的要求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讨论苏共二十大带来的影响。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诺沃提尼为首的党中央开始反击,指责提出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是颠覆性的要求,必须予以批判,否则坚持者将被开除党籍或解散支部。
   随后,捷共借1956年夏天的波兰事件和秋天的匈牙利事件警告那些“无谓的和不健康的议论”——“现在你们看到了吧,你们的这些议论和所有这些翻案活动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给拉伊克恢复名誉,为他在布达佩斯举行了国葬,但是所有这一切只是反革命暴动的信号。”
   可是赫鲁晓夫195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次集会上的坦率讲话给了捷共领导当头一棒:“所谓布达佩斯的暴乱是中央情报局策动的说法是不对的。这次暴乱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引起的,因为责任在于我们自己!当然,中央情报局利用了这一事件,它就是干这一行的。但是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责任在于我们。”赫鲁晓夫的讲话发表时,捷克斯洛伐克读者没有看到这段话,它被当局的书报检察机构删掉了。
   在赫鲁晓夫的压力下,诺沃提尼释放了在五十年代政治审判中入狱的干部和七万多政治犯,但这些人幸存者没有被公开恢复名誉,而且还被逼屈辱地保证对通过刑讯逼供捏造罪名的真相守口如瓶。当局对要求平反的回答是:“你们大家只知道在那些审判案里转圈子!似乎现在已经不存在想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帝国主义了……那些抓住政治审判案问题大做文章的人唯一目的是想削弱党的地位!”
   迫于压力,捷共成立了调查委员会,直到1963年4月,关于五十年代政治审判案的报告才提出,但报告将责任推到苏共死去的领导人及捷共前领导人身上,而不被允许进一步深究曾参与其中的现领导人的责任和造成悲剧的根源。
   1963年的两件事标志着坚冰开始松动,一是杜布切克被选为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位于斯洛伐克布的拉迪斯拉发好像开放的特区,氛围较之首都更宽松,国内知识分子超前的观点可以在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的周刊《文化生活》公开发表,它成为唯一发出批判声音的公共论坛。二是卡夫卡会议的召开吹来了活跃的空气,文化创作和理论探讨有了自由,媒体的空间扩大了。昆德拉的小说、哈维尔的剧作、福尔曼和门泽尔等人的新浪潮电影等,开始让公众反思生活中真实的自己;社会学家里齐塔的研究小组1964年发表了研究报告《十字路口的文明》,指出经济体制已无法适应科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在大学,青年人敏感地看到现实与宣传之间的矛盾,先是向教授们提出疑问,接着成立自治组织。一个叫弥勒的学生领袖说,青年组织的政策“不能把自己的活动仅仅局限于宣告赞成社会主义和党的目的。一定要让青年人对党为实现这些目的而采取的方法表达真实的看法。如果需要的话,青年联盟就的反对党的政策。”他还提出改组官方的“青年联盟”的建议。
   1964年5月2日,集会的三千多名青年学生高呼“自由万岁!”“打倒盖世太保!”等口号。10月11日,学生们再次游行示威,要求民主改革。同时期,《文化生活》、《文化创造》、《源泉》等刊物相继发表有关阐述社会主义本义问题的文章,刊登揭露“大清洗”暴行、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小说等文艺作品。1966年5月1日,青年学生、小职员、工人等几百人在游行中高呼:“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好共产党员是死共产党员!”并烧毁电车上的小红旗,拦住几辆电车。事后,根据安插在青年中监视学生活动的“辅助警察部队”成员提供的证据,判处了12个年轻人5到17个月不等的徒刑。年底,学生领袖弥勒被勒令退学,开除青年组织,被应征入伍。此后青年学生一直抗议当局对弥勒事件的处理。
   相比之下,解决实实在在的经济危机就难得多。1963年原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希克被任命为“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1964年4月,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原则草案》。诺沃提尼1965年明确地表示:“不,同志们,我们不允许自由化,更不允许在经济上搞资本主义。”在“讨论”了一年多后,该草案于1966年正式实施,但举步维艰,收效甚微。希克无可奈何地说:“在政治体制没有实行民主化的情况下经济改革是无法进行下去的。”1966年底,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探讨政治制度应做哪些改革,以适应经济改革。小组通过进行民意调查,了解人民对选举制度、政治机构等的意见。然而这个研究由于阻力重重最终没有完成。
   1967年春,阔别19年后,作为采访的英国记者,出身于布拉格的泽曼回到捷克斯洛伐克,起初他对那里颓败街景的印象是可怕的,但很快他就看到了真实的生活面貌。“男人们每天闲聊的两个中心——足球和女人——几乎完全被政治挤掉了。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说‘没有人在再我的工会支部里谈论足球了’,他接着说本人已经几乎不再看报纸背面的体育版,但在政治把他吸引住以前,这可是唯一用得着的部分。”“最吃惊的事情就是人们如饥似渴地希望获得更多的新闻。报纸供应紧张证明了这一点;深更半夜,学生们在市中心生意兴隆地出售公众讨论意见的全抄本。旅馆前的屏幕上时时出现造反的镜头,职员、出租汽车司机(他们干脆把车子停在外面不管)和会讲捷克话的旅客都来观看。公开质问党员、政府和军队成员,也牵连着几个作家,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消遣。”在一个工业城镇的工人俱乐部,泽曼看到八百多工人挤满了大厅,坐在台上的是捷共派来的由高级人员组成的小组,有将军、作家、党中央书记、国家计委副主席兼工会主席等。工人们的问题十分广泛,从工厂的未来到部长的薪水,从1938年捷克是否应该拒绝慕尼黑协定到美英两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当前事态发展持什么态度……
   1967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约四百名作家到会。
   作为夹在大国间的弱小民族的精英,捷克作家一直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意识,“捷克人不曾有专门为消遣而写作的作家。在他们的传统里,政治与文学已经携手并进,所有他们的主要文学家一直是跨越写作与政治这条界线。……在树立他们的民族意识和建立他们的语言方面,捷克作家起了主导作用。1917年5月,作家们的宣言已给哈布斯堡帝国签署了死亡证。”但是,1948年以后,“要求作家们——国家的心和脑,成为推行政府政策的没有感觉和不会思考的工具。”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作家们通过他们的作家协会证明是能够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利益和压力集团来行动的。”预感到可能要出事,所以官方媒体对大会尽量不予报道。
   6月27日,在大会第一天的演讲中,昆德拉在回顾了捷克文学传统后指出:“首先是纳粹占领,然后是斯大林主义,一共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捷克文学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它的许多方面的内部传统被废弃了,它被降低到枯燥无味的宣传水平,这就是威胁着要把捷克民族最终被摒在欧洲文明外面的悲剧。”他认为,捷克文学艺术的前途取决于它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作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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