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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欣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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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良知坚守诚信(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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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第四天,我穿上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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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幸免的精神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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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国庆” 石家庄桥东国保又要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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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禁作品之一:一个公民对中共国保说“不”之后
·党国的历史与我的生活(连载二)
·党国的历史与我的生活(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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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的历史与我的生活(连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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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访谈:2010年国家公务员录取比高达69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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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世上最牛“封口人”

—— 一个原党国媒体人的评说


朱欣欣


   “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山西矿难“封口费”事件让我联想起“央广”(官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自称)某企业的广告词。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大陆受众的想象力永远赶不上新闻事件耸人视听的脚步。古今中外花钱封口之事并不鲜见,可上百记者、包括个别假记者排队领取黑心矿主“封口费”这事,还是让我觉得很有“原创性”。与每天官方媒体精心挑选、放大后塞给我们的外国特别是西方的负面新闻相比,大陆堪称地球“负面新闻”资源的富矿,当然,官方不喜欢国内记者“开采”,精华部分“出口”给了境外媒体,即使这样,境内媒体的负面报道已把我们的精神承受力不断推向新高。
   大陆新闻界的堕落并不始于今日,媒体腐败根源在于媒体无独立地位,自己的喉舌不属于自己,只能充当官方的传声筒,在官方控制下的媒体机制是逆向淘汰的,有良知的媒体人理想难以实现,要生存就不得不压抑自我,难以践履职业精神,而出卖灵魂者却如鱼得水,这样,社会公器难免蜕化成权贵的工具和谋取私利的饭碗。
   二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踏入河北电台新闻部,当年部里的年终总结会就开成了“批判会”,几位负责工商新闻的老编辑轮番上阵,指责主任利用职权,经常压下给他们的采访请柬,自己前往,借采访从企业谋取私利。当时记者所得最好的无非是贵重点儿的生活用品。最肥的是负责工商口的编辑,再就是科教文卫口的,经常采访会议,至少能改善伙食,最差的是农业口的,偶尔有一点儿便宜的土特产。与今天的行市相比真是“毛毛雨”。本世纪初在北京,仅仅邀请记者采访,付给一、二百元现金的所谓“车马费”红包已形成了公开的潜规则,难怪记者签完到,拿了钱和新闻通稿就走,接着“赶场”。如今的价码不知又翻了几倍。

   
   当初刚入行时,我充满职业理想,却很少有到一线采访锻炼的机会,编辑部人浮于事,稿子编多了用不完,只好看报、看书、侃大山。有一回我自己选材抽空外出,采写人物专访,与专题节目的老编辑合作播出,后来她希望我做搭档主持节目,可一位副台长泼了我一头冷水,说年轻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踏踏实实工作,服从安排。在此后的工作中,我遇到很多新闻不能报道的情况,令人窒息的还有开会学习、不断洗脑、强化控制。为此我曾在中共十三大赵紫阳主政后和1989年胡耀邦去世前两下海南,寻找宽松的环境去工作,但都失望而归。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期间,我这样渴望改革的人自然站在了游行队伍前列,向大学生发声援电,递交退团申请,并旗帜鲜明地写下理由:“出于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失望和不信任”。“六四”惨案后,我孤身一人从电台出发,参加大学生们在烈士陵园举行的“六四”死难者追悼大会。事后,我成了省广电系统惟一被处理的人:调离新闻岗位,开除团籍。每天从事拆信封分发稿件、处理听众来信等工作,两年后我毅然离开了那里。几年后才得知我早就上了国安局的监控黑名单……
   遥想上世纪八十年代,至少像刘宾雁那样的记者还能成为体制内业界同行公开敬佩的楷模,名动一时,还能出现《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杂志等敢言的媒体。可近年来,李大同、卢跃刚、程益中、长平等正直的媒体人,和《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稍能说点儿真话的媒体,却成了被整肃警戒的标本,更有师涛等几十名记者和撰稿人因言获罪,被关入监牢,这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倒退。
   入世后,表面上官方开放了一些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媒体发行、广告等经营环节,但整体上依然被严格监控,致使媒体职场日益犬儒化,年轻的媒体人甚至很少知道刘宾雁为何人;媒体内容也不断商业化、低俗化,官方乐此消解和麻木民众的政治理性;除了体育和娱乐新闻比较真实开放,其余还是表面花哨、内容苍白的宣传说教。从对民族的深远影响来说,大陆新闻界和教育界一样,是亟待改革的最重要的官方垄断领域。
   面对不断扩大的新闻传播市场,中共当局沿用许多违宪的法规,钳制媒体和公众舆论,封锁不同的声音,而迟迟不敢启动制定二十多年前人大代表呼吁的《新闻法》,中共要的就是随心所欲。如果制定符合宪法精神的《新闻法》,就必须承认和尊重世界人权的普世价值,那样就捆住了中共的手脚;如果按照中共现行的做法制定《新闻法》,将会令世人耻笑。所以,制定《新闻法》成了中共一再拖延、逃避的尴尬。
   10月22日,维护新闻自由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推出年度新闻自由度排名榜,中国在全球173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七。低于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津巴布韦、伊朗。只比最低的朝鲜、土库曼斯坦和厄立特里亚略高一点儿。这无疑是对中共自我吹嘘的莫大讽刺。
   与现在相比,我那时虽然无自由,但被官方“包养”,奴隶的位子还算稳定。可今天大陆的媒体人,成了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奴仆,戴上了双重枷锁。除了个别官方媒体能得到部分“包养”,官方为了甩财政包袱,将大多数媒体推向市场。为了生存和发财,媒体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捞钱,新闻做得像广告,广告做得像新闻,少数人成了媒体大款;另一方面还得紧跟上级眼色,稍有不慎,即遭厄运。
   中共治下的大陆,与腐败沦陷中难以幸免的其他行业一样,早已没了真正的“新闻界”,有记者证的无法说真话,成了真的“假记者”,而许多无记者证的公民,却能勇敢揭露真相,成了假的“真记者”。面对逼良为娼的境遇,有官方记者无奈地将“老记”的称呼自嘲为“老妓”,实际上可怜的大陆媒体人连“老妓”都不如,人家与嫖客至少还有讨价还价的交换关系,有自主选择的自由,而中共却要媒体“无私奉献”地出卖自己,至于金钱,想给就给,多少都得接受,不给钱也得听从调遣,被“强奸”还不能说个“不”字。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与黑心矿主相比,谁是世上最牛“封口人”?
   
    2008年11月2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延伸阅读
   1.《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中国人权研究报告”》, 何清涟(著名经济学家)(该报告后修订扩增为《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秘》一书)
   2.《解开中共网络监控机制的内幕》, 陶西喆 2007年10月
   3.《政府如何监控我们的电子网络通讯?——中国网络监控报告之二》, 于声雷 2008年3月
   

此文于2008年12月17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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