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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人国度谈普世价值

朱欣欣


   在中国,恢复精神生态急需的是普及常识,长期以来,许多谬误成了常识的假冒品,国人深受其毒而不觉,而且误以为真理,所以普及常识就是思想上的排毒脱毒。如今官方御用媒体依然是愚民害民的最大排污口,近期围绕“普世价值”这一话题,中共保守派御用文人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兜售精神毒奶,企图搅浑胡温认同普世价值的言论所显示的一泓清流。
   无论出于何目的,胡温当局提出“以人为本”毕竟有所进步,进而由此认同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应属必然,虽然仅是口头上的。2007年两会前夕,新华社2月26日刊发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中提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温家宝2007年3月16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民主“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表示“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胡锦涛2008年5月7日访日时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
   “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文明独有的一种孤立存在的价值体系,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和价值公理,是判断人是否具有完整权利的基本标准,需要外在的制度保障和个人主观的自觉认同并践履,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一种非人的状态。“普世价值”蕴含在人类各民族的价值观中,是对人类各民族价值观共同因子的提炼,因为就人性的普遍性而言,人类都是相通的,“普世价值”具有超越党派、阶层、国家和民族的普遍意义,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互相理解、和谐相处的基础和纽带。“普世价值”具体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国宪法中。但是,机械僵化的二元思维将“普世价值”看作是独立于各民族价值观的存在,搁置在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冯虞章说: “在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是没有根据而站不住脚的”“超历史、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真正的普世价值、普世道德是会有的。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超出阶级的价值观、道德观。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的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普世价值、普世道德的发展也才成为可能。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时代了。”(200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转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七期《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 冯虞章否认“普世价值”,就是否认《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国宪法的共同点——即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其中包括冯虞章自己的公民权利。试想,如果否认“普世价值”, 中国政府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中共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自封“三个代表”,其合法性基础在哪里?其公义体现又在哪里?
   对于官方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认为,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当然会形成自己的特色,但它首先是建诸于“普世价值”之上的,而不是与之相反、对立,一个共同体的价值观无不包含“普世价值”。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类似生态系统,破坏容易,恢复和重建需要长期的过程,需要自由的环境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而不是靠官方制造的形象工程,政府的作用只是为此提供自由的保障。真正的价值体系是水到渠成的、可以真实感受到的精神和现实存在,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招牌。它可以人为努力,但无法人工组织制造,它应该是从个人开始,通过自主选择地认同,从每个人心中伴随行动生长起来,并真实地体现出来。

   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软实力”就没有硬的力量,没有它,“大国崛起”只能是头脑发热的一厢情愿。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曾说过的话虽然尖锐但不失中肯:“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哪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力量的、具有传播性的学说,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中国出口的不是思想观念。”在我们这个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度,人性道德的整体沦陷有目共睹。社会各利益阶层难以形成共识,就无法找到构建价值体系的基础,而“普世价值”就是我们达成共识的基础,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首先应从认同人类“普世价值”开始,这样,具体制度的改革和政策的制定,就有了基本准则和方向。
   为什么中共保守派御用文人否认“普世价值”并攻击对它的认同?一是缺乏常识,二是僵化的意识形态使然,三是利益驱使。
   2008年7月26日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在社科院改革座谈会上说:“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利伯维尔场经济理论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涉及党的路线方针策,在这样重大理论战略问题上要清醒。”(9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基督教虽然在西方比较普及,但它最初起源于中东地区以色列的犹太人中,按地理位置属东方的亚洲。基督教能够与希腊哲学、罗马法、英国政治,共同成为西方文明来源的四大支柱,是由于其教义的确有着更多的普世价值内涵,对人性的幽暗和超越,有着更深的洞察和有效对应:以代表公义的上帝为精神和现实两个世界的全能主宰,对人性的弱点及其行为形成约束,不承认人间的偶像,将人及其组织视为上帝治理大地的委托人,一律平等,倡导博爱和谐,承认人们追求世俗幸福的权利,但须以上帝的公义为准则,基督教将探索自然的科学看作是印证造物主神迹的事业,将世俗的成功看作是对上帝救恩的回报和荣耀。正是敬畏超越性的公义原则,出于对人性永远不会完善的原罪的警惕出发,放弃对人间天堂的幻想,经过新教改革和基督教清教徒的努力,才最终在英美孕育出带有制衡机制的宪政制度,找到民主这一最不坏的制度设计。与此相反,肇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欲望的放任,对超越人之上的公义敬畏的丧失,德法对人的理性和意志的盲目乐观,导致法国大革命激进的血腥,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暴君的出现;东方专制社会对明君圣贤的期盼和依赖,儒家传统对“人之初,性本善”的一厢情愿等等因素,导致斯大林、毛泽东追求乌托邦的人间悲剧,造成遍布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秘密警察、古拉格劳改营和中国1949年后的长期动乱。2007年6月1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落成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2008年11月13日在华盛顿落成的全球第一个有关中国劳改的纪念馆等,都是其历史象征。美国总统、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基金会的名誉主席布什在纪念碑落成典礼上指出:“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一亿人性命,光是在中国就有数千万受难者。”
   坚持冷战思维和阶级斗争的极左意识形态,无端制造威胁,将异己妖魔化,树为敌人,制造威胁,以显示自己的卫道士精神和“政治正确”,是御用文人的一贯伎俩。冯虞章说:“近几年来,宣扬‘普世价值’的舆论比较集中在民主、自由、人权和私有化等问题上,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坚持通过改革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这是国内外某些势力打着‘普世’旗号,把他们那一套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要求塞给我们,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手段。”这让人想起奥威尔反乌托邦长篇小说《1984》中的独裁领袖“老大哥”,他不断制造等国内外敌人,以达到动员、控制民众的目的,所以他的党有三句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还有奥威尔的另一部寓言小说《动物农场》里带领动物造反的猪领袖拿破仑,它指使猪助手尖嗓对被它奴役的动物们连骗带吓唬:不服从领导就会招致“敌人”回来。“敌人”一会儿是被它们赶走的农场主琼斯,一会儿变成了与它不和被他追杀的另一只名叫“雪球”的猪。
   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与否,属“是与非”的价值判断,不是“真与假”的事实判断,所以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与否涉及个人主观立场。官方御用文人以专家学者的面目出现,但全无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而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权贵集团利益一方,更具有欺骗性。由中共纪委今年5月派驻人民日报社任纪检组长、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委员的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正军职、少将军衔)、中共中纪委委员徐天亮,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200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中称:“在这个社会整体中,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灵魂,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工作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工作。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谋取一党私利的工作,并冒充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这是将一党私货强加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承认人世间没有超人,承认人的局限性,尊重人的主体性,就必须承认和维护人对各种思想观念的自由思考和自主选择的权利,包括犯错和纠正的权利,思想和信仰是私权的自由领域,不容公权侵犯和裁夺,任何人或组织都无权对异己的思想观念封锁、压制,垄断公共舆论空间,启用公权力强制他人接受己见。执政者不是也不能称为真理中心,由于人性的弱点和局限,由人组成的权力集团会将这种弱点和局限放大,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对权力更需要警惕和制约,不仅不能将其视为真理中心,而且更应将其置于公众的严密监督之下。中共当局一会儿说自己是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会儿又要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哪有主人围着公仆转、听公仆发号施令的道理?我们要像先进的民主国家那样,首先在观念上对执政党和政府“祛媚”,破除其通过党文化、红色旅游等手段自造的神圣化和偶像化。1949年中共执政后,通过强权和欺骗,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尽管它制造了超过希特勒、斯大林的古今人类最大的惨剧,人民仍无法抛弃中共,自主选择执政者,成了被绑架的“拥护者”。改革开放后,中共做了一定的让步,给民众物质上的安抚,却没有根除专制的基础,还政于民,依然压制民众对历史的反思,还顽固地坚持将权力中心自封为真理中心,这不是独裁专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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