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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开放的几点思考

2008年被认为是“改革开放”30周年。此应源自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般认为那是改革开放的肇始。其实,这里面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就在这次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讲过对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那是针对有些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此,于光远认为,“后来有人误解或者故意利用这句话,以为我们不因该细致地去研究历史问题。研究历史就应该力求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应该粗枝大叶,作漫画式的描绘,更不能掩盖历史,使后人不知道历史真相,不能深刻地取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个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尤其对‘文革’的历史是这样,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也不能这么做。世界上没有‘宜粗不宜细’的历史研究。”(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以下简称《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211-212页)本着这个精神,拟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一, “改革开放”的提法始于何时? 据有关资料记载: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条战略决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个决策的成效之一便是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情况,令中国大陆向世界开放,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国际上的形象,使中国大陆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维基百科”)然而,据鲍彤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是一个神话,它“既没有改革开放的议题,又没有讨论改革开放的问题,”(见《十一届三中全会谁是英雄》,香港《开放》杂志2008年4月号,37页)鲍又称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不恰当。

    关于这点,潘耀明在《明报月刊》十月号卷首语中写道:

    改革开放是由邓小平于1979年4月开始提出来的,据田纪云回忆道:“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特区的设想:‘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

    这里潘耀明有点混淆。田纪云的文章题为《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载于《炎黄春秋》2008年第二期。从正题看,他讲的是“开放”,没说“改革”,后者只出现于副题中的一个词组里。

   在此之前的1978年12月13日,邓有一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130-143页)。题解中写道:“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但讲话全文并无“改革开放”这个词语,只在第一节《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首段,有一句“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里面出现了“改革”的字样。第四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里,则提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还有“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份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但都没有展开深入阐述。

   此后直到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篇讲话中,邓讲了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不过并没有点出“改革开放”。其中谈到“在经济方面,三年中也有不小的成绩。”是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回顾。里面有一句“经过两年多的工作以后,我们对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但并无明确地将“改革”作为战略决策。过了半年多,即同年8月18日,邓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题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才第一次突出“改革”。

   至于“开放”,除上述邓口头所讲之外,其文字表达首见于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其中称“在特区内,在维护我国主权、执行我国法律、法令等原则下,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吸引侨商、外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合办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不过,这里讲的开放当时只适用于特区,且限于经济领域。邓本人首次用“开放”的字样,是1980年8月23日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访问。其原话是:“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

   当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发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其中谈到:“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

    由此可见,邓明确提出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最早是1980年8月。不过其后两年中再无谈及政改。1982年9月1日他在十二大致开幕词,重申八十年代三大任务提到:“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的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居于首位,但说法已经有别于1980年了。也是在这个开幕词中,邓首次谈到“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综上所述,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作为战略决策或战略方针,则至少在1982年年底之前,无论邓的讲话或中共文件均未见。

二,改革开放实际何时起步?

    这里需要明确一下“改革开放”的含义。所谓“改革”,主要指国内。用邓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开放”指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它与毛时代的“闭关锁国”完全相反。 据此,改革最早始于经济领域的农业方面,即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以1980年9月中共中央75号文件为标志。

    开放比改革早,倘从决定设置经济特区起算,应在1979年7月中旬。

三,改革开放归功于谁?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都没有讨论“改革开放”,但毕竟为其奠定了基础。故一般以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定性起点。”(鲍彤语)形象的说法叫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这两个会议中,从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更为重要,影响更大”。其后12月18日至22日的三中全会,通过必要的程序确认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

   如果就这两个会议搞一个功臣排行榜,那么,依次应列出华国锋、陈云、胡耀邦、叶剑英和邓小平。华、陈、胡、叶四位并列首功,各有贡献;邓则属后来居上。

   华国锋是会议主持者,其功在于真正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并且作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确保了会议的成功。鲍彤说“只有这一个‘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邓小平的发明。”也值得商榷,因为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了“工作重点转移”。陈云功在首先发难,“提出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扭转了会议方向”(朱佳木《陈云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见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海天出版社,1998年,39页)“作为资深政治家,沉默了十四年的陈云一鸣冲天,他在东北组的‘五点’发言,第一次突破大会的原定议题,触及‘雷区’,使会议讨论更加深入”。(于光远《转折》)一石激起千层浪,与会者纷纷大胆地针对毛定了的案说“不”。胡耀邦功在会前发起真理标准的讨论,使高层冲破毛的思想束缚,同时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大批老干部,其中不少人得以参加会议。“作为西北组的召集人,胡耀邦的四次发言都切中要害,对中央专案组问题,他极言‘党内有党,法外有法’。作为中组部的部长,他承担了与各组之间的联络工作,以及常委的联络工作,他是会议最忙碌的人。小平的主题报告起草,他也是极少几位参加者之一。”(《转折》)

   叶剑英“功不可没”,(于光远语)“由于李先念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很成功,叶剑英提议中央也开一个会,‘索性摆开讲,免得背后讲’。”他“一直参加常委会的集体领导活动”,“并在会上经常发表意见,支持常委集体提出的对会议加以引导和指导的意见”,“他批评有些人前怕狼后怕虎,就是不怕中国贫穷落后,就是不怕二千多年的手工生产方式继续保存,就是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当时胡耀邦在理论上逐渐成熟,叶剑英又适时地提出注意培养接班人,与会者都能明白他的深意。”“他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许多精辟论断,即使今天也很有价值”。(《转折》,229-230页)

   邓小平出访回来后才参加会议,他审时度势,顺水推舟,巩固了会议的成果。他自己也摘了桃子,戴上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桂冠。

四,华国锋是改革开放的大功臣。

   按以往中共官方的宣传口径,华国锋被列作改革开放的主要对立面。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前不久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以下简称《生平》),充分肯定华的功绩,反映出现领导能直面历史,不失为一个可喜的进步。

   回顾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华国锋的功绩有目共睹。

   首先,人所共知,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文革,开启了历史新的一页。改革开放建基于此。而粉碎“四人帮”首功应归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位缺一不可。但自华81年下台后,大陆文献对此往往只突出叶帅,那是不公允的。此次《生平》称华“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还他一个公道。

   对此,熊向晖的女儿熊蕾的文章中,引用叶侄子叶选基的话称:“叶帅认为,这个事情只有华国锋能这么干。周总理如果在世,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叶帅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下,也不敢想。”(《华国锋叶剑英的“结盟”》,载《前哨》2008年10月号,137页)

   其次,他在上述两个重要会议发挥的作用是无人可以代替的。囿于本身的局限,他自然不可能一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但好在其为人厚道,过而能改,总的来说比较识大体、顾大局。这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中既是史无前例,又属有口皆碑。

   有关这点,胡耀邦长子、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胡德平前不久撰文称: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胡德平认为:华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前哨》,2008年10月号,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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