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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血肉長城”到“送你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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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鸿章想到“一二·九”

   香港凤凰卫视自上周起播放有关李鸿章的特辑,主要谈他从事洋务运动的业绩。这长达十集的节目由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主持,其倾向十分明显:既突出李牵涉“四个第一”---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第一支海军,第一条铁路,第一座煤矿均与其分不开,更在大体上全盘肯定李对外交往中的作为。这实际上摘掉了百余年来他头上的“卖国”帽子。如此拨乱反正,无疑是大陆当局历史观的一大进步,应予肯定。
   
   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为人称道,在于确立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而为其后的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实际上全会并无讨论“改革开放”方针)。但邓本人是个实用主义者,其许多言论并不实事求是。例如他说过:“我们不当李鸿章。”表明他无视历史事实,仍将李视为卖国贼。
   
   此次凤凰卫视的特辑中,有一集回顾1884-1885年间的中法战争。此前法海军提督孤拔率舰队进攻越南,李鸿章主张退让称“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当时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海军强国,避敌锋芒,保存实力,这本来是正确的策略。但以张之洞、张佩纶为首的“清流”操控舆论,极力主战。“清流”多是些知识分子出身的中下级官员,被朝廷利用作为监察高级官员的一种工具。他们缺乏经世致用的实际本领,徒以空谈为尚。加上驻法公使、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出于“湘淮畛域之见”,亦主对法强硬。于是李备受攻击。朝廷终于采纳两张的建议,并调张之洞为两广总督,张佩纶为会办海疆事务,布置对法战事。

   
   但事实证明李所言不虚。1884年8月孤拔所部法海军北上,先攻毁台湾基隆炮台,再开入马尾港,与福建水师兵船同泊一处。9月间开仗。法船大炮齐发,华船仓促拔锚应战,船只相继被击沉,福建水师遭灭顶之灾。
   
   此后由于越南战场的陆路战事清军获胜,中法两军各有所得。西太后最后同意李鸿章主张,双方议和收场。中国无寸土之失,无片金之损。应该说,是在当时力量对比敌强我弱之下能得到的最好结局。
   
   至于十年后的甲午之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关键在于其经费短绌,装备陈旧,多年未获更新,无论火力、航速均远逊日本海军,故必败无疑,并非李鸿章个人责任。
   
   说到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那是由于“弱国无外交”,任何人都无力回天。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战争一天不停,东北境内我军民每天都有大量伤亡。彼此实力对比既悬殊,我方根本无讨价还价的本钱;而且谈判日久又不利于我,不能不早订城下之盟。何况日方只接受李为谈判对手,代表中方最后签约的非李莫属。倘套用西哲名言,对李来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由此可见,指李卖国并无根据。就历史事实而论,那是出于侈谈“尊王攘夷”的主战派官员之污蔑;而后人随之对李肆意抨击,则或因其无知,或因其偏见所致。后者如《中国近代史》作者范文澜,前者如政治强人邓小平。“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享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美誉的范文澜,跟一干中共御用学者一样,标榜的是唯物主义,治学却是唯心主义。这种历史的颠倒要再颠倒过来,恐怕尚需时日。
   
   王鲁湘介绍上述中法战争背景时,特别提到无论中外,不少人都以为本国受欺侮时,主战是爱国,反之便是不爱国甚至是卖国。殊不知这其实是十分肤浅的看法。当入侵者实力远超本国时,主张议和者可能才是务实的、负责任的,而声嘶力竭高喊抗敌者往往流于空谈,以致误事。比如张佩纶便是一例。他对军务一窍不通,战前口出大言,临敌却惊慌失措,结果贻误军机。战后被朝廷发配新疆以示惩戒。这位张爱玲的祖父就以如此可鄙的角色名留史册。
   
   联想到抗日战争之前,也有类似的情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一面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大造舆论要南京政府立即出兵“抗日”,以便借此牵制关东军,达到“保卫苏联”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在多处实行武装割据,并于当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由毛出任主席,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垒,实际上在国难当头之际分裂祖国,火上加油。
   
   面对此种局面,蒋介石把握全局,权衡先后缓急,以不同的策略处理国际与国内的矛盾。由于军事、经济实力比日本差得远,需要时间整合各省财政金融,统一货币与税收,组织军工生产,加强交通运输建设。所以极力以外交手段解决东北遭日军侵略的危机,利用国联调停争取国际同情,孤立日本。
   
   与此同时,对于靠近首都南京的江西“苏区”,则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将共军消灭于萌芽状态。这和李鸿章所秉持的理念完全一致。
   
   如果放弃“成王败寇”的传统观念,不囿于毛王朝的是非标准,而是客观公正地评价上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应当不难得出结论:国民政府对日本和对共党所做的一切,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别无选择势所必然的正确举措。八年抗战的事实充分证明,“七七”事变爆发之前的六年中,蒋政权为全面抗战进行的准备是有效的,各项经济与财政建设也是成绩显著的。否则根本无法支持到最后胜利。
   
   从这个意义上,1935年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理应重新反思。毫无疑问,参加者都是满怀爱国热忱的热血青年,其中又以大学生为主。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属于“人同此心”;但反对“攘外必先安内”,却未必是“心同此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不错,实施方法应是反政府武装首先是中共领导的红军与游击队,接受南京中央政府的改编,在统一的军令下开赴前线抗击日寇。
   
   对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贡献,北京当局前几年已开始给予正面评价,尽管分量远远不够,而且其坚持以“中流砥柱”自居,也是违反事实、十分可笑的。而对“一二。九”运动,则依然全盘肯定,等于否定国民政府抗战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在此不妨重提一下蒋介石当年一句有名的话:“和平未到绝望时刻,不可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不可轻言牺牲。”但凡弱国反抗侵略,就是要尽量争取时间多做准备。那些血脉贲张、急于上阵厮杀的青年,尤应力戒血气之勇,避免操之过急作无谓牺牲,极需头脑冷静审时度势而行。在这方面,李鸿章不无值得效法之处。
   
   (0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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