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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怎么回事?——与陈破空先生商榷

   拜读《也谈胡锦涛的“不折腾”》,感到立论不无道理。遗憾的是文首有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几段与事实大有出入,谨就此提出商榷。
   文中称:
   按照中共官方定义,“改革开放”,起源于30年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最先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主导,原本的议题是农业、经济和计划。但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老人,经事先精心谋划,发动突然袭击,提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和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会议主题突变,经济问题被抛到一边。
   会议的结果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大胜,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大败,老人政治登上舞台。两年多后,华国锋被赶下台,邓小平成为实质上的中共最高首脑。
   上述两段有如下几点不确:

   一是“官方定义”的提法似嫌武断。对“改革开放”的“起源”,当局从未“定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大概由于其明显地并非事实,以致连一向编造历史时“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御用文人,也不敢如此下“定义”。
   二是三中全会“最先”并非由华国锋主导。只能说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1978年11月10日开始时由华主导。但当天即因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加上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两者反应热烈,使会议离开了原定议程,变成主要讨论文革中一系列重大遗留问题。
   三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老人,经事先精心谋划,发动突然袭击”毫无证据。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由邓提议召开,“原本的议题是农业、经济和计划”,也都出于邓之建议而获华同意。其后邓出访东南亚,会议开了5天他才归来。可以肯定,他和陈云(比其资格还老,但在“政治老人”中列名其后)两人“事先”并无任何“精心谋划”。
   四是陈云在会上并无提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邓也没有提出。不过,当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在其著名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会前这个讨论的意义。然而,此非邓之初衷。
   五是“会议主题突变,经济问题被抛到一边”的说法,倘就中央工作会议而言欠准确。对于其后的三中全会也不能这么讲。
   因为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华国锋的讲话就强调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也是他和邓的共识,并且反映在原定议程中,可视为会议的主题。不料首日“胡耀邦和陈云的发言和材料像大石头扔进平静湖面,引起会议很大震动,突破会议原定的框框,代表们不是集中原定的中心议题:‘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的问题’,而是集中批判文革,。。。要求为毛泽东钦定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鲍彤语,见《开放》杂志,2008年3月号,38页)
   可是,会议毕竟没有完全离开“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主题,而其后的三中全会之突出成果,正是明确宣布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经济问题被抛到一边”讲得不对。
   六是“会议的结果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大胜”,这样说失之笼统。实际上陈邓两人并非一条心,都想争夺最高领导权,结果各有所得,邓居上风。
   事缘11月14日邓出访归来,“发现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胡耀邦发言的带领之下,已经跳出华国锋和他设置的框框,他自己已经没有了会议的主动权。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大会讲话稿也根本不能用了”,邓立刻转轪,让胡耀邦找人给他重写讲稿。
   其后自12月5日起,胡和于光远、林涧青等人,接连四天到邓家中,按邓“亲自草拟的三页五百字的讲话提纲”,“共同研究讨论,最后定稿,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此文做了报告。”大受好评。从而在与陈云“争英雄的一场暗中较劲的公开比赛”中夺回主动权。(引号中均鲍彤语,出处同上)
   七是三中全会闭幕“老人政治登上舞台”也不完全对。因为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等相继进入权力核心,加以叶剑英较为开明,信赖胡、赵等完备,故至少在1986年12月下旬王震等七老联袂向邓告状之前,胡赵还能发挥较大作用。
   八是“两年多后,华国锋被赶下台,邓小平成为实质上的中共最高首脑。”这句话不合事实。因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摘了桃子,成了最大的赢家。从那时起,他已经是“实质上的中共最高首脑”,无须等到“两年多后”。
   文章继称: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实并非如此。邓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时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144页。而“改革开放”连在一起,作为战略决策或战略方针,则至少在1982年年底之前他没有讲过,故不能说两者“同时”。中共文件也同样如此
   
   文章又称:
   
   依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结论,会后,中共立即为彭德怀、陶铸等平反,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句话与事实不符。“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这已经是为彭、陶等平反。而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更早。在1977年11月25号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中共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这比三中全会《公报》要早近一个月。
   
   至于底下说“后来,更延伸到为刘少奇平反、改正"右派"”,则颠倒了先后。改正“右派”开始于1978年9月17日《中发“1978”55号文件》下发后,那时连中央工作会议都还没开,更别说三中全会了。
   
   众所公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实现了重大的历史转折。故对有关事实应弄得清清楚楚,包括其与“改革开放”的关系等等。否则便会如同鲁迅所批评过的那样:“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徒增负面效果。
   
   (08-12-25)圣诞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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