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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反对派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关系

   曾节明:论中国反对派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关系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中国反对派阵营,多年来存在派别之争,其中,除去所谓“恩怨派”等无意义的争斗,真正为了反专制大业的争斗主要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应不应该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中共统治?二是对中共应该包容,还是应该消灭(或曰“解体”)?
   

    为方便探讨,在这里,我权且把那些主张以革命推翻中共、主张对中共予以消灭(或曰“解体”)的反对派派别称之为“激进派”,而把那些反对以革命推翻中共、主张对中共包容的反对派派别称之为“温和派”。目前公开活动的激进派人士和派别都在海外;温和派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已故杨小凯教授、杨建利博士,刘晓波博士的主张明显倾向于温和派。
   
    “六四”屠杀之前,以革命推翻中共的主张几乎没有市场,“六四”之后的两三年间,武装起义、“血债血偿”一度呼声甚高,但这种呼声,随着邓小平“南巡”,完全淹没于中共全面推动的市场化浪潮中,因而自九二年到胡锦涛上台,整个江泽民时期,以经济私有化“和平演变”专制的主张牢牢占据着主流,激进派的影响力微小;然而,随着胡锦涛上台后变本加厉的倒行逆施,中共国和平演变的希望愈发渺茫,激进派的影响力又重新高涨,两派长期以来争执和争斗也陡然变得激烈起来。
   
    温和派认为:以革命推翻中共,即使成功,也很容易衍生新的独裁专制政权,他们常举英国内战产生克伦威尔、法国大革命产生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孙中山的“武统”产生毛泽东和共产极权等等为历史佐证,以此为据,反对革命,力主和平演变、和平改良;温和派并以宪政政治容忍反对派政党存在的原则,反对消灭(“解体”)中共,并举大多数的前东欧国家容许垮台后的共产党合法存在为据。
   
    激进派认为:现今的中共已无法改良,中国要想实现民主化,唯有革命推翻中共一途;激进派代表人物认为,革命不一定产生专制独裁,并以美国独立战争、前共产捷克“天鹅绒革命”、前罗马尼亚全民起义为佐证;激进派还认为:中共罪孽太大,已经丧失了继续存在的资格,对中共必须彻底消灭(解体)之,以防其流毒和死灰复燃。
    客观地说,中国反对派这两个派别各掌握着一部分真理,其中的温和派所掌握的理论真理可能多一些,而激进派的看法和策略可能更切合当前实际;本来,这两派存有很大的互补性,但他们长期以来却相互争斗不已、攻讦不休,很少相互配合和声援:温和派往往把激进派当作无知小丑、不予理睬;而激进派则常常斥责温和派“清谈”、“迂腐”、甚至扣以“招安派”、“伪类”的大帽子...这种同根相煎的状况,无疑是中国反对派的一大悲哀。
   
    为什么呢?因为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存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完全是相生相辅相成的关系。
    因为两派同样诞生于八十年代胡赵启蒙时期(了解中共罪恶之后的反应,使得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抗争态度),两派反专制的目标一致,其活动客观上能够形成中共专制的统治合力;就生存上说,两派实际上一兴俱兴、一损俱损的关系:
   
    如果激进派的势力很大,为了笼络人心、集中力量镇压激进派,中共就不得不特别容忍温和派,给予其较大的活动空间;如果激进派的势力衰微,中共就会腾出手来强硬遏制温和派,温和派的日子也就难过。因此,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温和派别如果苛责和排斥激进派,实际上帮了中共的忙,和自己过不去。
   
    另一方面,在中共的专制高压下,激进派在国内几乎没有生存的土壤,而只能在海外活动,在海外活动,无论革命的调子唱得多么高,对中共都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而温和派因为常常借助中共国的宪法等“合法”手段挑战中共专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安全”的斗争形式容易取得民众的认同,温和派也容易和维权百姓结合起来,从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国内有着广阔的生存土壤,温和派不以消灭中共为目标,其诉求并不全盘否定中共的利益,也容易获取中共党内开明派的认同,给中共顽固派的镇压造成障碍…因此,坚守国内的温和派,看似温吞、妥协、“没出息”,实际上却能够起到激进派起不到的作用:温和派能够不声不响地启蒙、改变中共国社会,甚至能够渗透影响中共高层,激进派则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温和派的工作成效,虽然缓慢,影响却深刻,能够于不知不觉之间塑造出一个迅速瓦解专制的大环境,也就是为革命创造出大好条件。
    当年辛亥革命之所以能迅速倾覆满清帝国,表面上看是激进的革命党人起义之功,实际上温和的立宪党人长期地努力起了更大的作用:在立宪派的长期努力下,满清几乎各省的军政大权均为立宪党人把持或架空,而载沣的倒行逆施又几乎关闭了君主立宪制改良的大门,把立宪派逼向革命阵营;因此,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之后,各省官僚纷纷纷纷倒戈相应…如果没有各省的相应,光靠武昌起义是不可能推翻满清的。
   
    如果国内温和派的势力衰微,中共专制势力黑云罩城,激进派则没有在国内成事的条件,只有躲在海外空喊革命口号的“出息”。
   
    可见,高呼革命口号、高唱“解体中共”的激进派,如果一味苛责和排斥温和派,实际上也是帮了中共的忙,和自己过不去。
   
    时隔多年之后,刘晓波的再次被抓,再次印证了激进派和温和派一损俱损的关系。中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抓捕刘晓波?一方面是因为急剧恶化经济形式导致社会动荡加剧,中共急需抓人确保“和谐社会”,为作为“政治年(八九民运二十周年)”的来年“清场”;另一方面,胡锦涛上台六年来,能够切实制造威胁的“激进”分子如王秉章、彭明、张林、杨天水等人悉数就擒,稍许“激进”一些的代表人物,如清水君、杨天水、许万平、郭飞熊、高智晟、胡佳、黄琦、杜导斌等等,也抓得差不多了,胡锦涛上台以来,对法轮功等宗教信仰组织的镇压比江泽民时期倍有过之,国内的独立宗教信仰力良受到毁灭性打击,其剩余力量完全被打入了地下,对社会的影响力衰减…随着“激进”派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没有了后顾之忧的胡锦涛当局,终于将魔爪再次伸向了刘晓波。
    正因为反对派派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生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反对派各派系相互之间的声援,就是对自己的声援。当前,国内零八宪章签名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六四”近二十年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从未象今天这样集体勇敢地站出来对专制大声说“不”,中共对零八宪章签名活动极为恐惧,妄图以大规模抓人、骚扰、威胁的方式吓阻中国人的民主诉求...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转型的又一个历史关头来临了,当此之际,真正希望终结专制的反对派各派系,应当摒弃各种“恩怨”和政治歧见,众志成城地声援刘晓波、声援零八宪章签名运动才是。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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