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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前前後後

第二十期首頁
   
   反思五七年
   
   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前前後後

   
   節選自尚未出版的《從反右到文革》一書
    
   
   魏紫丹
   
    
   
   編者按:右派分子魏紫丹教授,曾以遭遇中共蠻橫鎮壓、殘酷打擊的親身經歷為藍本,寫作了《還原一九五七》一書,將對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反思,推向了一個更加高遠的思想境界。今年,又值中共發動反右鬥爭五十週年,魏紫丹教授則進一步對 「中共發動反右斗爭的前前後後」,作了完全學術性的研究,本文就節選自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尚未出版的《從反右到文革》一書。這是本刊同仁所看到的極少數最具有認識價值的 「反右」研究著述之一,不僅性質上區別於共產黨自己的右派分子們對「我黨」反右的認知,也區別於相當多的、直到今天還對共產黨「欲說還休」的許多回憶著述,將一種真正還原了的歷史真相,奉獻給了他的同輩和後輩讀者們。更因為他找到了歷史自身的軌跡和中共種種惡跡的之所由來,從而發掘了中共發動反右和發動文革這兩大 「史無前例」的政治關係和邏輯關係。我們敬請讀者閱讀這篇好文章,也期待著他的這本新著能夠早日出版問世。
   
   正文:
   
   一、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遠因
    
   
   毛的反智主義,敵視知識分子是一貫的。下面的史料表明,反右派鬥爭的發生,乃是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其一、早在中共建國前夜,毛在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中就曾說道:「他們的頭腦中還殘存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毛澤東選集》四卷本:1374頁)」「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幷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一批什麽人物呢?就是 『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 :『……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爲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同上,1375頁)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份子,亦即個人民主主義份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産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爲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同上,頁1376)「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裏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同上,頁1384)「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爲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份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還因爲……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産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駁斥了艾奇遜……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同上,頁1398)
   
   上述這些話,跟毛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話, 「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裏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産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毛澤東選集》五卷,頁279)由此,就可以判斷,在毛緊綳的階級鬥爭爲綱這根弦上,早把民主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定爲了敵人,當作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而當年稱作 「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只是策略上的考慮。作爲「因素」,爲反右派打下伏筆,是其遠因。
   
   其二、或有人問,他既然是一個具有超帝王思想的人,民主之死敵,那他爲什麽還能提出:「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和與「民主 」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的方針呢?他還標榜開明地說:「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同上)。
   
   蘇聯解體,檔案解密,揭了他的老底。原來,按他「有意識地 」,幷不是「留下民主黨派 」而是正好相反。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說:「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産黨之外,所有政黨就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了,這樣將會加强中國革命的勢力。」
   
   斯大林否定毛的意見,於1948年4月20日復電說:「中國各在野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幷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中國共産黨將不得不同他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强,同時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爲聯合政府,從而擴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礎,孤立帝國主義及其國民黨代理人。應當考慮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後建立的中國政府,就其政策而言,還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産主義政府。目前還難以預料這將持續多長時間,至少在勝利後會是這樣。這也就是說,暫時還不能實現土地國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沒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業資産階級的財産,也不能沒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傭勞動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財産。要等到一定時候才能進行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産黨以外,也還有其他政黨參加人民陣綫。」(轉引自丘路《斯大林特使密訪西北坡――來自俄國檔案的秘密》見《百年潮》1998第1期)在幾天後召開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對此一設想講得更加具體。他說 :「民盟解散了,中間派沒有了,今後國民黨也沒有了,新中國自然應該考慮像南斯拉夫那樣,實行在一黨制下的民族統一戰綫政策。換言之,一黨制幷不取消統一戰綫,也不否認聯合政府,但統一戰綫和聯合政府幷不等於說一定要有許多黨派幷存。事實上,像南斯拉夫那樣,黨與非黨聯盟也可以說是聯合政府。(馬貴凡 :《毛澤東致斯大林電之我見》,《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改變初衷,是出於對主子唯唯從命,一切遵照執行。這裏能够發現和說明的幾個問題是:(1)毛澤東一再表明是要讓民主黨派都退出歷史舞臺,但主子不批准,才改變主意,現在却說是「有意識留下 」。說明毛從來都是按著他的需要,隨意編瞎話的;(2)發電報的時間是1947年。但遼沈、淮海、平津具有戰略决戰性的三大戰役,却是發生在此後的1948年的9、10、12月,一方面的事實是國民黨還有很大實力,另一方面的事實是民主黨派正充當毛所謂的反蔣第二戰綫的主力軍,恰如鷹犬垂涎三尺地起勁追逐著前面搖晃著的骨頭。正值此時,毛却打算完他們的蛋,實行「黨天下 」,自己獨吞預期的果實;(3)後來,經過大鳴大放,他發現民主黨派當真要行使互相監督的職能,便又暴露出他要消滅民主黨派的心迹。他於那篇背信弃義、聲名狼藉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後來添加道:「共産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於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够長期存在下去,不是由共産黨一方面的願望作决定,還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他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這裏當然無需提出這一同樣的問題:「至於共産黨能否存在下去,還要看共産黨的表現,要看他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 」因爲,「人民 」就是「毛自己 」。而於最後,可能是「人民 」看到,經過反右派後各民主黨派的表現,猶如演傀儡戲,由共産黨牽著綫,叫走走就走走、叫扭扭就扭扭,完全傀儡化;搖尾乞憐,跟屁逐臭,徹底走狗化,完全名存實亡了,才暫且恩准它作爲花瓶,「長期共存 」,以觀後效、以騙觀瞻。
   
   其三、1947年12月17日周恩來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中說 :「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産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毛澤東在審閱這個文件的時候,加寫了這樣一段 :「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爲自由資産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衆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衆從自由資産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幷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産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衆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弃他們。」
   
   這裏明確無誤地作出了「反右 」的界定,「反右」的决心和反右的手法。如果說,上述這些話,如:「以便使群衆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弃他們。 」是造成「人們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 」的歷史根源,是從長計議的話,那麽,他後來搞的大鳴大放:「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丑類。 」就是圖窮匕首現;就是時候一到,一切全報。與其像毛澤東說的,反右派鬥爭,是政治上思想上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的話;倒不如按著歷史的本來面貌說,叫做「蓄謀已久的陰謀得逞」更合事實。如再往前追溯:
   
   其四、「李銳在訪問過程中揭露一段頗有分量的史實,他說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說過,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見金鐘《回首十年說批毛》,《開放》2003年12期)可見毛早把民主人士當作鬥爭對象,是處心積慮,蓄謀已久。按其盤根錯節,毒根很深來說,更可以追溯到:
   
   其五、早在毛澤東1925年的《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一文中,就能看出毛對知識分子的敵視態度。有人在訪問許良英的《撥開「反右」運動的歷史迷霧》中說:「此文發表於1925年12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2月的《中國農民》月刊第二期和1926年3月的《中國青年》第116-117期,1952年重刊於《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已面目全非,文中把知識分子分爲三類 :一是『反動知識階級』,包括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專院校教授和學生,屬於大資産階級,是『極端的反革命派 』,是『民族革命之死敵 』;二是多數『高等知識分子,包括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專院校的教授和學生,屬於中産階級,其右翼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以當作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 』。三是『小知識分子 』,包括中學生、中小學教員,屬於小資産階級,『是我們的朋友』。」作者說:「這是『知識越多越反動』濫調的濫觴。」(王丹 :《我們在寫歷史》第1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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