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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1957年学》方法谈


   魏紫丹:建立《1957年学》方法谈
   
   
   

   钱理群教授在前几年提出建立<<1957年学>>。现在离开1957年已经50年了,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认为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对推动下一步的研究是有好处的。为此,我想就着写作拙著<<还原1957>>谈一些心得体会。用“方法谈”,头和帽子大小合式,如用“方法论”这个大名词,就显得体积小而容积大了。在我所运用的所有方法中,我先提出三个主要的方法,一方面向朋友们请教;另一方面想以我的“砖”引出朋友之“玉”。
   
   第一 “总分法”要求,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总分法就是在从对“现象”到“本质”,从“部分”到“总体”的认识基础上,再利用对“本质”与“总体”的把握来理解“现象”与“部分”。
   
   前时台湾举行了毛泽东的影展,据说他“微笑”的魅力倾倒了观众,甚至于有的认为,他还是有人性的,过去不应该把他妖魔化为杀人魔王。这使我认为,是蒋中正先生实在对不起这些(仅限于“这些”)台湾人,使他们没能亲身领受足毛主席的“微笑”。我已读到领受足毛微笑的大陆人,在网络上倾吐的自己的血泪控诉。但我希望人们都来分享右派的感受。著名作家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说:“张沪(张沪是作者的也划了右派的自杀未遂的爱妻)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之中呢!”1 用总分法就会看出“微笑”滴沥著的亿万人的血泪!台湾这部分观众就是一叶遮目,缺乏对毛的总体认识。
   
   言归本题。经过50年的研究,我们得出一个对反右运动的总体认识。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郭罗基教授指出:“1956年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这种社会主义叫做主观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的建立取决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一党专权既违反宪法,又违反马克思主义。
   
   “1957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对党主,反对党主操纵的主观社会主义。共产党进一步以僭越了的国家政权的力量,来镇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得出的结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个正确的命题。”2在这个正确的命题面前,当时的反右派,和后来的邓小平的"反右必要论",就不仅仅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方面,而且是倒行逆施,开历史的倒车。
   
   至于说发动反右的手段是阴谋,是阳谋,或是没有预谋,那只是临门一脚的问题。方励之教授已从总体上对此问题作了科学的论断:“现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并非仅仅与中共一两个政策相矛盾,而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君临一切之上是难于共存的,所以,一批倾向自由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之间的离异,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反右运动只是加快了离异的进程。”3这个“难于共存”,就是共产党所说的“与右派是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1957年学》就是要研究右派前瞻性的大鸣大放是如何推动历史前进,和共产党发动反右派是如何开历史倒车的。这是一个总的大前提。古人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4
   
   当然,也不能忽略对某一部分,甚或某一微小细节的研究。这里,可以与《论语·子张》中子夏的话比照读解:“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比如说,我在书中第一篇“反右探源篇”和两篇论文<<毛泽东“引蛇出洞”考>>和<<中共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前后后>>中,论证了“阴谋论”,否定了“阳谋”和“没有预谋”的说法。但在我读到胡平先生的文章中说:
   
   “作为毛的医生,李志绥能够到毛的情绪的起落。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后矛盾的讲话更能说明问题。李志绥到在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5 胡平是擅长于讲道理的,包括这次,都很令人信服。这倒引发我深思:如果我的“阴谋论”成立,这时候毛何以会情绪如此呢?这的确是如胡平所说:“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后矛盾的讲话更能说明问题。”经过研究,澄清情况:1,这并不完全是李志绥的,而是“林克的看法,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 62,林克在<<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中说:“当时毛的确因为患感冒而身体不适,并不是李志绥捏造的我所说的‘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而形体衰弱,精神忧郁’。”7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谁说得对,但也不能确定谁说的不对。这就成了“原告一张纸,被告就该死;被告一张纸,两下都有理。”
   
   总分法是正确认识毛泽东和中共的科学方法,别说中共一向是黑箱作业,即便将来档案解密,不用此法,仍可置你于烟雾之中。俗话说:“问路问来人。”司马璐就是过来人。他说:“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最大困难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经过权力斗争,或路线改变的影响,时时被否定或篡改。甚至毛泽东本人的著作,经过一再删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说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鉴定一份中央文件的真伪,足够的原始资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关中共的全面知识,以及阅读的判断能力尤为重要。”8这就充分说明了运用“总分法”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果你认清了毛极端自私自利的恶劣本质,他是一个自私到“家”的人,对他的妻子们都可以翻脸不认,难道你还指望他对你比对杨开慧更有情意`更有爱情`更有亲情`更有友情`更有同志之情吗?认清这一点,就请你放弃一切幻想吧,包括投机心理在内!
   
   如果你认清了毛泽东从来就是品质恶劣,性格暴戾,作风专横跋扈,从大杀AB团、延安整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破口大骂梁漱冥、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革----从肉体上消灭意见相异者李文林、袁文才、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周恩来(从《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得知,毛用癌细胞害死周)、钡叫∪宋锾锛矣?可知,他是决不许可“哪个虫儿敢开口”的。难道他会许可他早已认定是美帝国主义第五纵队、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在艺术上百花齐放、科学上百家争鸣,并用鸣放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即把鸣放同时引入政治领域吗?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真的是一场阴谋。
   
   实际上,除掉毛1957年春季为了“引蛇出洞”而抛出“双百方针”,对知识分子好到反常的程度外,你把他的骨头砸碎也是砸不出真正的“雅量”呀,“宽容”呀,“开明”呀,以及“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因子来的。
   
   邓小平说:“1957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9如果国人把握住邓小平的双手沾满右派的鲜血这一基本事实,和李锐说他和毛泽东一样左这一总体评价,以及国学大师牟宗三说他和毛泽东“是一丘之貉”:“共产党耍的那些文字魔术,都是没有意义的话,你听他那些话干什么呢?偏偏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去捧叶剑英`邓小平,你捧他作什么呢?其实,说穿了,还不是一丘之貉。当年邓小平作副总理的时候,还不是顺着毛泽东的话转,还不是一样地拍马屁。根本的关键在于共产党的本质即是彻头彻尾的摧残`斲丧人的廉耻。”10那么国人对邓的胡言乱语,就自然会认为:“你听他那些话干什么呢?”
   
   毛泽东冲著邓小平左得过人,才说那个小个子:“很有发展前途,。”11
   
   所谓“还原历史”,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地还它以原貌。就著总分法来说,就是有总有分:有分无总,只见树木;有总无分,只见森林。在拙著中,我是怎样把握这一点的呢?可以从我区别对待邓小平与柯庆施作为例子。
   
   许多写关于反右的文章,涉及到上海,都写那一位“毛主席的好学生”如何如何紧跟,好象他表现得最恶劣。总的来说,我对他的左也是恨之入骨,但我认为,对坏人也不能冤枉。柯在反右中,还真是没有实行他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他还真比不上邓小平彭真坏。请看我所了解到的他在这方面的某些表现:
   
   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劳动报》总编马达,总工会领导认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右派。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报批时,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替他们几位解释了几句。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作了,给他们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了不好。这些人还是可以用的。”当时在场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柯老的这些话都是最关键的一些话。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是柯老讲了这样的话,石西民一个人是保不下来的。”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整个局里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我们是搞食品供销的,有的同志讲些怪话我们就没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没有问过我。”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科委系统的科技人员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科委主任舒文回忆说:“上海市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柯老主持。会上发了两个科学家的材料。从当时看来,他们的言论超过划右派的标准。柯老把这两个人的材料印出来交给大家讨论,让每一个人发表意见,会议开了一整天,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时,柯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把这些人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二、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他们为什么回来?说他们反党,不过是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他们绝不会反党。柯老的这种倾向性意见启发了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不划右派为好。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一个右派都没划。”──,在这两个“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终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过关的情节。在反右派斗争45年后颇为诧意地回忆说:我1957年提出“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得罪了领导,引来了麻烦,但是没有把我划为右派。”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外事系统没有划一名右派。
   
   还有,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柯庆施的著名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里有这样一句话:“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这是何等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家知道,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续到五八年。有一部分“五七”战士实为五八的兵。身为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同志在那种形势下能喊出这么一句,是有千钧之力的。这个报告是公开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这次党代会前后,不只上海一地在开党代会,与此同时,各地都有人在做报告。我粗粗对比了一下,更加体会到柯老这句话的来之不易。此说一出,虽不能力挽狂澜,但挡住了一大批优秀人物被划进中国55万右派之中。由于柯庆施坚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虽然划了15419名右派,但是,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12比如说,河南省,官方数字是7086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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