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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发展不可分割

   
   
   生存与发展不可分割
   魏紫丹
   

   
   
   如果有言论自由—— 被杀者的言论自由,媒体的言论自由,人民议论的自由,中共能够对数百万生命任意地镇压、血腥地屠杀吗?
   
   
   张鹤慈先生在《答胡平,生存先于发展》一文中说: “ 在49年以后,生存权被剥夺基本是政治的原因。为什么中国在49年后,有几千万的人非正常死亡,被剥夺了生存权,当然是中共的独裁统治要负几乎全部的责任。中共的独裁统治,当然是剥夺了人的言论自由的权力。
   
   但是,剥夺了言论自由的权力,并不一定同时剥夺了人的生存权。中共剥夺人的生存权的几个主要时期:镇压反革命,60年代的大跃进,和文革。而对中国人的言论自由的最严厉的镇压,如反右,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剥夺人的生存权。”
   
   这里的问题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有言论自由—— 被杀者的言论自由,媒体的言论自由,人民议论的自由,中共能够对数百万生命任意地镇压、血腥地屠杀吗?再说,“60年代的大跃进” 、“大规模的剥夺人的生存权”,所以能够发生,正是因为“对中国人的言论自由的最严厉的镇压,如反右”。这也正如我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所示:“大跃进的发动是反右运动的第一个恶果”。这一点,已是全国人民的共识,没发现有什么人持异议的。
   
   事物的发展是无始无终的,只有在特定的阶段内才是有始有终的,也才能解答“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生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精子、卵子、受精卵、胎儿,算不算生存?即便单以时间而论,在胎儿呱呱坠地的片刻,就同时存在生存权和发展权。在生存之前有其发展史,生存之中伴随着发展,如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做人流;你说,这是取消其生存权还是取消其发展权?事实上,取消其生存,也即停止其发展,是合二而一的事情。生存的“生”字就是发展的意思。发展为0时,生存也就戛然而止。红卫兵外长说挨过饿才知道人权,它不是良心发现,不是要控诉共产党饿死4600万人,而是居心叵测,玩弄概念,企图以中共的“生存权先于发展权”的命题,来充当践踏人的发展权的挡箭牌的。
   
   这里面的两个概念,需要加以明确:一是,死因可以是饿死或其他,如镇反时的枪毙、文革时的斗死以及自杀等;死的数量可以是4000多万或4万不到,不能以数小而不足挂齿。二是“因导致果”,而不是“因”就是“果”,也不意味着“因”导致“果”是立竿见影的。挨饿可以致死,但不是一饿即死。所以才有,4600万人死了,红卫兵外长仍可存活而饶舌。
   
   张鹤慈先生说“人权的次序:生存,发展。自由等权力属于发展。生存是第一位的。”但这个次序也太刻板了。一个人遇到生命危险,如果被剥夺了喊“救命”的自由,就会增加死亡的几率。这时喊“救命”(言论自由)就成为第一位的了。如果说这是特殊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个普通的情况。通信的自由也属于言论自由,这是生存权还是发展权?1954年的宪法明文法定,私人秘密通信的权利要受到保护。这样,第一,如果谁偷看别人的信,都算破坏人家的秘密通信的权利。那么,第二,政府偷坼私人信件达到整人的目的。这算什么?第三,政府理直气壮地搜查私人信件呢?第四,政府强迫交出私人信件呢?第五,从信件中断章取义,乱加罪名,加以惩治呢?第六,如不交出信件,则以包庇“坏人”论罪呢?第六,只要与“坏人”如胡风,有过书信来往,就算犯罪集团的分子呢?第七,在抄家中抄出信件、日记,以片言只语定罪,枪毙的也不少;这又算什么呢?第八,我们要论证的问题在这一层次。邮政局也变成绞肉机,可以扣押信件。举世闻名、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饿死人口100多万(占全区人口1/8强),扣押信件竟是具体造因之一。这就说明,通信自由与生存权的关系。
   
   当时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写道:“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敬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究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引自《叶落萧萧将流滚滚》,页460)专员秘书余德鸿写道:“ 写信的人一旦被发现,均以右倾论处。如光山县白雀公社的小学教师李玉伦、信阳监县委的干部胡修玉等,都因此遭到了批判斗争,给予了组织处分或下放劳动。” (同前,页485)前河南日报记者站站长鲁嘉宾写道:“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外逃逃不掉,写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有的地方发现活人割食死人身上的肉,以及杀吃小孩等惨象。”(同前,页500)
   
   朱健国在《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揭“信阳事件”真相》一文中写道:“致使信阳地区至少饿死150万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祸首——路宪文在 ‘信阳事件’时身为信阳地区土皇帝(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在信阳地区有一言堂之威,如果他对毛、吴的大跃进不是那么创造性地呼应,如果他不在本区遂平嵖岈山创办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由此创办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饿死人后还残酷无情地‘反瞒产’,‘堵外逃’,‘截信件’,让农民失去在家做饭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那么‘信阳事件’可能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死那么多人。”( http://cjc.jc0553.com/dispbbs.asp?boardid=7&id=51669)
   
   我所以不直截了当地来分说这层道理,而要做出如许引证,是想让人们窥一斑而知全豹,有根有据地看看共产党在糟蹋人权方面,能走多远,能做多绝,到底有没有底线?再者,会不期然而然的,在论证言论自由与生存权的必然联系上,取得事实胜于雄辩的效果。我的意见,不是对张鹤慈先生的反驳,而是补充。他说的是二者的区别,我说的是二者的联系。事物或反映事物的概念间,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见异不见同或见同不见异,都是没有把问题说全。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一生、共产党的历史作为,本质是什么呢?说来一言难尽,但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反人权”。单就大跃进来说,它的发动、展开、后果,始终贯穿着一条“反人权”的红线。“红”在共产党的词汇里,本意即指“血腥”,所以它的反人权,既反生存权又反发展权,而且恶劣到史无前例,超出人们想象的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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